辱，因为这种凌辱不是源于政治、道德、伦理等外在形态，而是基于血肉亲情的不理解，是她的亲生骨肉的一次次彻底而坚决的反击。她用最为质利、的母性精心地关照着三个孩子，无论是别人捉奸牛红梅时她挺身而出，还是定期给三个孩子生活费，都证明了她作为母亲的韧性基质。然而，当她最后带着木然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女儿走进金大印的新房，她已感受不到、或者她已不相信几十年的爱却再一次对她构成伤害。她以整个生命的奉献和最后的一无所有，完成了人性内在的悲剧实践——爱和伤害，在扭曲的人性中被强制性地统一起来。
牛红梅的伤害则来自于青春期的情爱，她的存在际遇实质上是用现实苦难彻底地支解了有关爱情的所有神话。她试图用少女最为可贵的无畏和纯真去寻找她的情感归宿，然而没有浪漫与温情的现实以其极为冷酷的手段消解了她对生存的诗意怀想。在与刘小奇的纯真初恋中，她勇敢地直面外在势力的凌辱，却没想到被牛青松无知的“复仇”所埋葬。当她与杨春光相爱并结婚后，她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完成了作为妻子和女人所应尽的所有道义和职责，而她换回的仍是婚姻的失败和理想的溃灭。她抗拒着一切堕落的行为（包括拒绝给刘小奇作按摩小姐），以特有的顽强寻找一个女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可是，她不是被北京的“苏超光”所骗，就是被自己的弟弟所出卖。这里，东西并不仅仅用这样一个人物来演绎有关命运的某种不幸，而是通过她跨越巨大时空的寻找与失败，表明了作者对诗性存在的质疑：那些用真诚浇铸起来的爱究竟在哪里？因为穿越牛红梅整个情感历程的，似乎只有“欲望”二字。物欲、肉欲、名欲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剥夺了她相爱的权利。在爱与欲望的永久性对峙中，她像那位老堂·吉诃德战风车一样，韧性越强、挣扎越努力，悲剧性也就越深刻。
与何碧雪和牛红梅相比，牛青松和牛翠柏的苦难似乎更具悲剧震撼力，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一个被伤害者，同时还是一个伤害他人的能手——这个“他人”不是别人，而是给了他们生命、爱和成长关怀的亲人。他们以少年特有的反叛精神和对自我伦理“尊严”
的捍卫，陷入了伤害与被伤害的怪圈。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他们每一次伤害亲人的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某种潜在的自尊；而当他们完成了那种“尊严”维护之后，他们却没有看到（也无法看到）自己已对人性的某些基质做出了更深的摧残。无论是他们攻击、凌辱金大印，还是引诱宁门牙强暴牛红梅，都显示了特殊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培植的青春在畸变过程中的癫狂性。正是这种带着深刻的历史痕迹的人格，促成了他们作为一个受害主体又在愿望与效果的巨大反差中，不自觉地步入了施害者的行列。特别是到了最后，牛翠柏竟然为了30万元的电视赞助费再一次出卖姐姐的幸福，从而把这种伤害推向了极致，也使小说在内蕴上直入生命本质的悲剧中——由爱而生恨，由恨而生复仇，由复仇而导致自我残害。然而，支撑这个悲剧过程的文化背景，却是我们特殊的历史话语对青春的扭曲。
人类的精神创伤，实际上是无所不在，关键在于我们作家如何独到地对之做出表达。
为了获得记忆叙事的原创性和亲临性，《耳光响亮》在话语的运作上更是别具匠心。它择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叙事方式：诙谐机智的反讽与细致缜密的写实相揉合，记忆流程的解构与经验场景的临摹相穿插，主流价值的显在消解与人性主体的潜在呼唤相映衬……
一方面作家成功地调用了大量的、伴有主流意识形态明确标记的时代性口号，让它们深入到人物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构成人物表达思想的自然语码，以折射权力话语对人性成长的强烈制约，从而把悲剧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作家又发挥自己的智性特长，用一种杂揉了反讽、诙谐、调侃等各种审美特质的语调，颠覆了现实叙事的呆板性，改变了抚摸苦难的通常方式，使小说在接受过程中既显得灵动诙谐，饱浸着艺术智性，又减轻了由苦难主题可能会引起的沉闷和压抑，缓释了叙述本身的滞重性。
所以，呈现在我们阅读视野中的这部小说，给我们的感受是不像生活又像生活——作为人物的命运过程，它是真实的，而其中的许多细节场景，又让我们觉得带有某种夸张和诙谐的不真实感。这恰恰证明了东西对艺术真实性的积极探索。我们说，小说的内容永远是生活，每一部小说都描述或建构了生活的一个片段，一个缩影，一种模型，以此传达了作家对生活的一种理解。昆德拉就常常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范畴表达他所理解的生活，即它的基本要求是真实，但不是反映论意义上的真实，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这种本体论的真实，是作家透过生存的表层现实，看到的人类生命存在的种种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必然性。我们的一些作家常常局限于各种局部的现实，或者习惯于对现实生活作某本质主义的抽象，把它缩减为现实的某一个层面和侧面——这种叙事由于顺应了我们的经验和习惯，所以可以轻松地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被接受。但是，它常常导致的结果是，作品变成了情欲、忏悔、自传、报道、说教、布道、清算、告发、披露隐私的工具，昆德拉称这种情况为“存在的被遗忘”。一部好的小说不只是一种文学体裁，更是一种看生活的眼光，一种智慧，一种对生活可能性的“发现”。《耳光响亮》在叙事上着意改变的就是人们对既成现实的过份依赖，这与它表现的主题有密切关系。
因为它试图洞察的不是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在现实际遇中的种种外在困惑，而是他们带着心理记忆和文化积淀在谋求理想过程中的内在创伤。这种创伤不是用一般故事的因果律可以透彻地表达，它必须在错位、反抗、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中得以折射。
为了达到这种心灵的真实性，以适应作家对同时代人生存苦难的独特理解，东西机智地选择了反讽和诙谐的语流。所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叙事场景是：为了讨论父亲是否已死亡，母亲竟要求我们全家进行举手表决；当凌辱牛红梅的宁门牙被枪决，牛红梅却用唱歌和朗诵来排遣心中的不快；杨春光为了消除与牛红梅之间的爱情余患，竟选择与妻子进行羽毛球比赛，促成了牛红梅的流产，而且在流产之后，他还邀请一帮朋友为流掉的孩子开追悼会；金大印依靠马艳的三封信，竟然真的完成了作为英雄的角色体验……这些看似乖张的细节，实际上以反讽的方式动摇了生活的绝对性，改变了生存的必然性逻辑，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生活的另一种真实场景。母亲要全家人举手，证明父亲的存在与否，是为了更深地表达自己对失去丈夫的恐惧，谋求苦难来临前的心理支撑，所以当她看到只有牛翠柏站在她一起时，她那伤心的泪水已预示着这个家庭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杨春光在自己的计划完成之后，为掩饰阴谋被揭露的尴尬，用一场滑稽的追悼会（实则是一个庆祝会）来安慰内心的道德谴责，周时也修饰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嘲讽的力量不言而喻。金大印在卑微的生活里过了半辈子，他接受的是被人忽略、没有爱与关怀的生存现实，他仅有的生活乐趣就是抓抓小偷，听小偷叫他几声爸爸。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理想人生的向往与追求，所以当一封读者来信进入他的视野，他便从一种人生价值被肯定的契机中开始了对不平凡生活的打探。所以马艳的三封信在把他推向一种全新生活时，也向我们剖开了更深一层的人性：人的崇高行为与庸常人性永远交织在一起。作为质朴的劳动者，金大印不可能用“英雄”的桂冠稀释掉内在的顽劣。“英雄”只是作者敲开金大印内在人格的一个道具，或者说给金大印的一生涂上了一层幽默的光亮。最具有深刻意义的还在于有关牛红梅参加按摩培训中心的描述，通过反义词的教学与训练，把现实的存在与心灵的存在、虚伪的表象与赤裸的内心、理性秩序与本能要求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反讽物欲现实的审美目标非常明确，同时又带着深刻的隐喻功能。
同时，从更广泛的生存背影上，这种叙事还颠覆了我们历来所仰仗的两种思维方式：
一是逻辑，二是道德。从逻辑出发，我们习惯于在事物中寻找因果联系，而对在因果性之外的广阔现实视而不见；从道德出发，我们习惯于对人和事做善恶的判断，而对在善恶彼岸的真实生活懵然无知。（关于此点，请参阅周四平（小说的智慧），载于《天涯》1997年6月）这种思维方式极大地籍制了作家艺术的能动再创造，也使许多小说无法摆脱现实的拘囿而走向平面化和平庸化。东西聪明就聪明在他敢于挑战这种模式，突破逻辑的制约，在不可能的地方开辟艺术的可能性，使人物在一些似真非真、又像又不像的地方凸现自己的灵魂，剖示自已的人性本质，同时也使叙述获得了艺术特有的灵性。尤其是小说中大量关于“文革”语录的袭用，尽管失去了社会土壤的滋生，显得滑稽而玩世不恭，但它同样证明了历史记忆对人性的潜在规约，反讽和批判的锋芒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道德，这个令人生畏的社会学语汇，在《耳光响亮》中无疑被暂时地悬置起来。因为在东西看来，无论是牛青松打金大印，还是叫宁门牙强暴自己的姐姐；也无论是杨春光不爱牛红梅，牛翠柏出卖姐姐，都不能用简单的道德来进行评判。尤其是最后有关牛红梅与金大印结婚的那份合同书，不仅把婚姻与责任、条件、交易统统组构在一起，也把苦难、无奈与希望缠绕在一起，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