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骨肉瘤。他们有了病后，就只能等死。
我经常想，是不是当初贫困交加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体力透支，而又严重缺乏营养，造成了身体亏空，以后疾病就慢慢发作起来。
这些年，我常常梦见父亲，每次都是在梦中哭醒。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我恨我自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走了，却无法留住。母亲总是安慰我说：“老天爷要收人，谁也没有办法。我娃甭难受。”
北方农村每天两顿饭，早晨10点左右一次，下午4点左右一次。
吃完早饭后，我一个人来到村外的坟地里。坟地距离村口有几百米，村中老了人，都埋在这里。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茔都挨在一起，父亲的坟头上有两棵小柏树，那是弟弟从悬崖上移植到这里的。父亲的坟头上荒草萋萋，一岁一荣枯，那是去年才生长的。柏树的枝叶间挂着星星点点的白雪，荒草在寒风中抖动着，看了让人心酸。根生伯和万灵伯的坟头上都插着花圈，根生伯坟头上的花圈更新些，而万灵伯坟头上的花圈则只剩下了骨架。
现在，他们三个老哥们还在一起，互相陪伴着，应该不会孤单了吧。
又开始下雪了，狂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异常疼痛。放眼望去，四周只有我一个人。这里非常寂静。天气很冷很冷，我的心也很冷很冷。
我拿出了红塔山，一根一根点燃了，一共点燃了三根，分别插在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头上。红塔山，那是他们眼中最好的香烟。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位当官的，好像是搞调研，给见到的每个农民发了一根红塔山。根生伯舍不得抽，别在耳朵上，等到发烟的人走远了，他从耳朵上取下香烟，翻来覆去地看着：“啊呀，这就是人家说的红塔山？”
红塔山，也是父亲他们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香烟。有一次，万灵伯叼着旱烟锅子说：“什么时候咱也能天天抽上红塔山，那就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我跪在他们的坟前，任风雪吹打着我，我知道我难得从南方回来一趟，再见到父亲他们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相信，父亲、根生伯、万灵伯能够知道我回来了，能够看到我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妹妹和弟弟也来了，也跪在我的身边。他们可能找不到我，知道我肯定来了坟地，就赶过来了。先是妹妹哭了，然后我和弟弟也哭了
，我们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天昏地暗，哭得几乎昏厥过来。
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母亲来了，母亲拉起我们说：“回家啊，你爸爸知道你们现在生活好，就放心了。你们都甭伤心。”
我们站起身来，父亲坟前留下三个跪拜的雪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我时刻告诉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一点也不一样。我的这些同事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城市家庭，很多人的家庭都很富裕，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像我这样的苦难。他们不用自己努力就有房有车，有属于自己的物质幸福。而我什么都没有，我是拿着200元钱来到城市的，我是为了省一元钱而跟在公交车的后面一路奔跑着去招聘的，我是喝着别人喝剩的矿泉水去找工作的……所以，我必须努力，我必须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
城市富裕家庭和农村贫穷家庭，中间的差距让人难以想象，简直要以光年计。30年前，当他的父亲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走进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的父亲背着耱条走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当他吃着零食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动画片的时候，我饿着肚子裁剪水泥包装袋给自己制作作业本。20年前，当他的父亲开着私家车奔驰在城市宽敞的马路上的时候，我的父亲手持锄头在责任田里挥汗如雨；当他带着女朋友在公园里卿卿我我的时候，我在煤油灯前刻苦攻读。10年前，当他的父亲站在自己家的别墅阳台上眺望远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没有钱交医疗费而不得不回家养病；当他登上飞机去异国留学的时候，我因为债台高筑而不得不来到他生活的城市打工……这三十年来，他们家步步为营，我们家一无所有。这三十年来，他享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幸福，而我遭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现在，我要赶上他，要让我的孩子像他的孩子一样，这又谈何容易。
然而，我没有退路，我必须全力以赴，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孩子。
也是在这次回家的时候，我听到了弟弟深陷传销窝点的事情。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县城距离家乡几十里山路。有一段时间，经常会有一些穿着西装的男子和穿着套装的女子坐弟弟的单轮车，他们看起来精神焕发，很像有钱人，男子的头发油光可鉴，统一梳向后面，很像官吏；女子的脸抹着脂粉，又香又白。但是，他们的做派却一点不像有钱人。当时，县城已经有了出租车，在县城里跑，不论多远，都是三元钱，三轮车是一元钱。这些西装和套装不坐出租车，而坐三轮车。坐三轮车的时候还要搞价，“五毛行不行？我身上刚好没有几毛钱零钱。”
刚开始，弟弟想，五毛就五毛吧，但是，他们一次次地五毛，弟弟就感到不对劲。而且，他们去的都是郊外的村子。这些人在干什么，弟弟一直不知道。曾经有一次，弟弟问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说他们在搞科研，弟弟心中充满了疑窦：在破村子里能搞成什么科研？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的时候，住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那户人家有几间旧窑洞，窑顶已经熏黑了，用报纸裱煳着，报纸又脆又黄，上面印着“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的内容。为了省钱，弟弟和一个同样蹬三轮车的人住在一面窑洞里。这个留着小胡子的人叫安康，比弟弟大几岁。他说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正在陕西安康讨饭，回来后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他出生后，家里分了责任田，父亲再也没有出去讨饭，“日子真个过得很安稳，身体也健康。”
有一天，安康对弟弟说：“我们蹬三轮车能赚几个钱。我一个同学在卖化妆品，一月就能赚一万元，前几天刚刚从香港讲学回来。”弟弟问安康的同学在哪里，安康说就在县城里，他也想去卖化妆品，带上弟弟一起去。
毫无社会经验的弟弟动心了，就跟着安康去卖化妆品。刚开始的时候，人家还要培训他们，给他们上课，就在那个县城郊外的村子里，说什么只要你卖得好，就能一级一级向上升，从普通经理到白银经理，再到什么黄金经理、白金经理、钻石经理，而钻石经理的财富连美国总统克林顿都羡慕。弟弟和安康听得如痴如醉，幻想着以后当了钻石经理，也让克林顿羡慕羡慕，给咱中国人争口气。
要在这个化妆品公司卖货，还有门槛，这就是，每个人进来要先交2000元。那时候的2000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能够买一台19寸的彩电，而彩电当时在农村还很少。
安康和弟弟商量了一番，两个就把吃饭的家当——三轮车卖了。然后又东街西凑，总算有了2000元钱，就屁颠屁颠地给人家送过去了。安康的同学接到钱后，眉开眼笑，嘴巴都笑歪了。弟弟说他从来不知道一个人会高兴成这个样子。
交了钱后，他们被带到了县城里的一幢楼房里，他们的行动反而受到了限制，几个小伙子白天黑夜都跟着他们，不让他们出门。这些小伙子逼迫他们写出所有人的电话号码，然后用房间里的一个固定电话拨打出去。
这个单元房的窗门都被关死了，窗帘一天到晚都拉着，透不进一丝阳光。他们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单元房里，他们与外界彻底隔绝了。
到了现在，弟弟才知道进入了圈套，人家克林顿才不会羡慕这种生活。
弟弟和安康想着怎么脱身。但是，他们不能交谈，他们一说话就会遭到那几个小伙的呵斥。
有一天，安康的同学进来了，他像个贪官一样腆着肚子说来看望他们，脸上还挂着慈祥的微笑。弟弟和安康心领神会，两人奔进厨房，一个拿起切菜刀，一个拿起锅铲，抵住“贪官”的脖子，让他把吞下的钱吐出来。
贪官吓坏了，没有血色的脸上冷汗直冒。他告饶说，可以放弟弟他们走。
弟弟说：“把钱拿出来。”
贪官说：“钱已经交给了上级，他做不了主。”
弟弟说：“你做不了主，今天就把你的头割下来。”弟弟拿着菜刀的手一使劲，贪官的脖子上就有了红印子。
贪官吓坏了，跪在地上说：“求求你们，别杀我。”然后，他对那几个打手说：“快让老板把钱退了。”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打手出去了，拿来了4000元，弟弟把钱装在身上，菜刀依然抵在贪官的脖子上，押着贪官来到了楼下。打手们一直跟在后面，想报复。弟弟在楼下的过道上，看到有一辆拉着竹竿的四轮拖拉机停在路边，弟弟一刀将捆绑竹竿的绳子砍断了，竹竿哗啦啦地落下来，挡住了打手们的路。打手们气急败坏，跳着脚叫骂。弟弟把贪官一把推倒在竹竿上，和安康逃跑了。
后来，弟弟对我说，他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所以那一刻就想到了关云长，没想到《三国演义》救了他和安康的命。
没有了三轮车，两人生活无着，就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
弟弟在叙说自己的惊险经历时，神情平静，就像在叙说别人的故事，我们一家人听得胆战心惊。
弟弟说：“如果当时真的要不到钱，我就一刀砍了他。”
母亲担忧地说：“你把人家杀了，你怎么能活？”
弟弟说：“我也不想活了，他拿了我2000块钱，大部分钱都是借人家的，我怎么给人家还？”
弟弟还说，安康当时也是那样想的。
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