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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宿舍，头脑好了些。我马上收拾东西。牙膏，牙刷，面巾，毛衣，手套，等等，一股脑儿塞进我的皮箱。书一本也不带，甚至笔也放下。我不想看到任何与知识有关的东西。十分钟不到我便收拾完毕。披衣服时，那五十元的半截钞票掉在地上，我拾起它，呆呆地凝视了一会儿，思绪翻滚。我打开窗户，轻轻地把它放在外边，它随着风慢慢地飘，忽而高，忽而低，渐渐飘向远方，最后消失在视野里。我长叹一声。然后提着包，匆匆下楼，我再一次打的，想赶上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的火车。
火车站人山人海，成千上万的旅客带着成千上万的神色，民工，学生，公仆，布衣，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或坐，或站，或蹲，或倚。有脸色困顿的，有神色飞扬的，有面黄肌瘦的，有肥头大耳的。有个脸色苍白形容娇好的女孩背着一个硕大的牛仔包，形单影只从我面前走过，侧头对我妩媚一笑，便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将汇入他们之中，就像一粒尘埃混入茫茫大千世界。面对这启人深思和撩人情怀的场面，我几欲涕泪滂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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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节：考什么别考研（80）
二十三
上海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回到“阔别”半年的故乡，似乎有一些别样的感受。原以为故乡的眷恋，春节的喜庆，亲人的亲情，会给我一丝安慰、几许温馨，但不久我发现，这个世界哪儿都一样。幸福是相似的，而悲哀却五彩缤纷。
父母总有吵不完的架，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几乎分分秒秒都陷入势不两立的仇恨中。大年初五，爸爸没有跟妈商量便邀请了一帮朋友到家里来吃喝，妈火了，结果爸也火了，甚至大打出手，客人纷纷逃窜。初八是妈的生日，爸爸却发脾气，一晚上没有回来。我想起了苏姐的父母，想起了她的公公婆婆，感伤不已。劝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他们就像着了迷一样，不吵到生命的尽头绝不罢休。而这给我们当儿女的带来了无尽的伤害。伤害过后，就是麻木，圆润性格的变异。从深圳打工回来过春节的大哥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说外边已经更不好打工了，要求很高，电脑外语不懂不行，否则就失业，或者去干非常下级的苦工。老大不小了，家里也催着他结婚，这次回来就有这个意思。经人介绍，父母看中了一个养猪专业大户的女儿，那个女的不太漂亮，而哥哥还是比较帅的，她很想嫁给哥哥，催着结婚。可心高气傲的哥哥还不想谈婚论嫁，他不认命，还想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爸妈叫他不要做梦了，文化没有，机遇没有，熟人没有，干什么大事？哥哥思考很久，说自己想去学木匠。爸爸笑了，说什么大事，木匠也能成大事？哥哥听了后眼中有泪花。其实哥很聪明的，只是以前读书时家境太贫穷，才辍学打工的。我也很难过，劝父母不要逼哥，终身大事最好由他自己做主。后来父母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大年初十，哥哥便跟随邻村的一个手艺师傅学艺去了。
穷亲戚把我们家当旅馆一样，每天都有人来，络绎不绝，总想从我们家捞点什么好处走。也难怪他们，住在穷山沟，一年不如一年。但我们家也不富裕，妈妈很是恼火。打发一两次过后，她就不愿意了。亲戚老是来，妈便使脸色给他们看。亲戚虽穷，但自尊心很强，愤愤地走了，从此记恨在心。我分明看见亲情在窘迫的现实下被撕得粉碎，心里很不好受。而有权有势的亲戚自从我考上研究生后，竟然莫名其妙地对我父母冷漠起来。爸妈也有一副傲骨头，你不理我，难道我来巴结不成，于是也不大走动了。乡政府那一帮人还健在，肥胖了不少，更有“公仆”的样子了。唉，一切一切，都在变化，而朦胧中又还似昨天的老样子。人情的淡薄，世事的无常，让人垂头丧气，意志消沉。
有天爸爸带着我去一个邻居家玩。邻居有个亲戚的儿子在陕西搞建筑，据说挖了一罐金条什么的，偷偷带回家，发了大财，震动一时，邻居为此在村人面前很傲。爸爸在他家喝醉了酒，自豪地向邻居炫耀，说我研究生毕业后至少也能当个县官，县官是个什么概念，是国家的朝廷命官！邻居憋着脸，无法反驳什么。爸爸更加高谈阔论起来：“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我承认我又回到了现实中，这个现实使我越陷越深，越陷越痛苦，不能自拔，一点都不能，仿佛掉入深不见底的淤泥中，用不上力，而呼吸却越来越困难。我成天漩在它们中间，学校学的东西苍白无力，不堪一击，有时甚至是种讽刺。
我胸闷更加厉害了，但我又不能告诉父母和大哥。我们县的中医全省闻名，我独自去咨询过一位德艺双馨的老医生，他和华山医院那位老医生一样，对我的状况大吃一惊。他说了很多玄之又玄的术语，叫我立即休学，从精神上慢慢调理，从魂魄上细细将息，否则“大厦必倾于血气之亏、阴阳之乱”。我真有点恐惧，但看到家庭那个样子，看到大哥殷殷的眼神，我就什么也不想说。我明白，我是全家唯一的希望。父亲的高谈阔论时时在我耳畔浮现。几次，我都痛苦得捶打自己的胸膛，仰天长叹，低头暗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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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节：考什么别考研（81）
二十四
春节终于过去，我迫不及待地离开故乡，离开家，坐上了东行的列车。
第二学期开始了。校园里弥漫着节日的余庆，同学们身着新装，脸都有不同程度的长胖，洋溢着幸福的温情。见面时互相握手寒暄，礼貌而周到。我们班上的几位同学早已来到，他们有的请导师吃饭，有的呼朋引众大“杀”餐馆。汪胖子开始猛攻日语，据说他准备到日本去留学。
我如幽灵一样，失魂落魄，孤独地在学校转了一圈又一圈。回到寝室，里面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我像客人一样不知所措地站在里面，感到空荡无比。曹真床上的卧具，桌上的书籍，以及柜子里的其他用品，都已一去杳然，不知去向。一种巨大的失落感袭上心头。
过了几周，都没有人问起他。有次在路上碰到研究生主任，他西装革履，夹着一个乌黑的公文包，神采奕奕。我问他知道不知道曹真的情况，他问曹真是谁，我稍稍提及，他才恍然大悟似的简单问起，我简略地解释了一下，他“唔”了一声，便匆匆忙他的事情去了。班上的同学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班里，他不来才是正常不过的，所以，更是无人问津。周女士倒碰到过几次，经过一个假期，她变胖了不少，就像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妇人，面色红润，打扮入时，但举手投足之间，一股庸俗之气扑面而来。她也没问起曹真，哪怕礼节性、象征性地都没问一下。
食堂里再也没有头发上梳、手托酒灌的人。哦，对了，好像有一次，几个民工打扮的人在食堂大喝特喝来着。他们用嘴巴咬开酒瓶盖子，然后对着瓶口就喝。校长我也看见一次，他陪几个老外在那里吃饭，小口小口喝着可乐，文质彬彬，虚伪而做作。唉，总之，一切是风韵皆异了。
我给苏姐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是关机。我很纳闷，硬着皮头给宝贝到了个电话，她说自从年前就没有联系了。我有点气愤，说，你们关系不是很好吗？她歉意地说，结了婚后，家庭琐事压得人根本没有时间啊。我跑到她租的房子那里去找她，结果门紧锁着。在楼下又遇见了上次喂鸽子的那位老太太，我连比带画问了半天，她才听懂，她用一口浓重的上海方言给我解释了很久，我都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我颓然长叹一声。
三月十五日，是全国研究生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苏姐电话仍然打不通，于是我跑到复旦研招办，去看看她考得如何。费了很大周折，终于看到了她的分数，总分274分，英语67，有一门专业课缺考。一位老师说，如果不缺考，她的总分应该很高，外语也不成问题，上估计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我很吃惊，她怎么缺考了一门？我问老师，老师也说不知道。我忽然预感到她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也很自责考试几天全陪曹真而忽略了她，那天晚上也没有去看她。我马上再给宝贝打电话，她很震惊，连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又给干老师打了个电话——虽然我极其不愿意跟他说话——干老师倒是说大年三十她和她姐姐在广东给他打了个问候电话。我问她现在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要来了她广东姐姐的电话，一打，可是一直是忙音。干老师说，那他也不知道了。我叫上王小军，又跑到她租的房子那里去。他是上海人，听得懂上海方言。可老太太出门去了，我们一直等到下午，她都没有回来。无奈，我给苏姐留了张纸条贴在门上。纸条上写到：苏姐，看到纸条后马上回电，何，2003，3，16。
只好作罢。虽然我不清楚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我预感到一定不会是什么好事。想到这里，我悲从中来。
三月二十二日，又是周末，但几天来的绵绵阴雨和飕飕冷风使整个校园显得凄清无比。上午，我把终于完成好的论文给丁师姐送去。在她寝室里意外地见到了她老公，就是一直住在学校附近考注册会计师的那位。他有点瘦，面色也不是很好，有种大病初愈的感觉。我们礼节性地握了手，寒暄几句。他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支，我说不会，他便一个人抽着。他问我研究生毕业后还准不准备考博士，我说不知道，他就力劝我千万不要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