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只有两三小节。
柳文认为，由于文学家萨特身上具有的哲人化倾向，使得他“与那些第一流的艺术大师比肩而立，虽然他在艺术形式上并无什么特别惊人的开创。”哲学与文学的结合确实让萨特在文学创作中获益非浅，使得他的文学作品可以达到相当的思想深度，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也常常为文学和哲学的相互串流而苦恼，这时他的文学创作会受到他不希望有的干扰，他必须首先将全部哲学思考放进一部著作之中，才可能静下心来进行文学写作，《辩证理性批判》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的产物。也就是说，哲学和文学在萨特那里并非总是相得益彰的，有时两者的分离反而更有利于他的文学创作。
按照柳文所说，萨特在文学上能够达到第一流的水平，似乎主要是由于这种哲学化倾向，而“他在艺术形式上并无什么特别惊人的开创”。可以这样下断言吗？例如他的小说《恶心》，难道不具有一种完全属于萨特艺术个性的东西吗？这样的作品是无法模仿的，它具有一种萨特独有的艺术风格，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将它从其他作家哪怕是很相似的作品中区别开来。又如萨特的戏剧，他用“境况剧”来说明其特点，这一名称也获得戏剧界的公认，相对于以前的性格剧来说，难道不是在艺术形式上的一种“惊人的开创”吗？再如萨特的传记《圣热内》和《词语》，也都具有“惊人的开创性”。从形式上讲，《圣热内》本是为热内作品写的一个序，最后写了578页，成了一本书。这恐怕是人类自有书籍以来最长的一个序言。而且它变成了一个关于热内的传记作品。它对传主热内的影响就是，使他整整6年几乎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一部传记作品会对传主（他本人也是一个作家）在精神上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这在传记史上也可以说是仅见的。《词语》是萨特的自传，或者是他关于童年的回忆录，但我们从中看不到丝毫传统的自传或回忆录的痕迹，它采用一种立体、交叉、复调的写法，将形象、体验、分析、心理、历史、理念……看似随意，其实是精心安排、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使一个人的偶然的人生经历变成一种超时空的世界真理。这样的自传虽然不一定是后无来者，但我想，应该当得起“前无古人”这四个字。
总而言之，萨特在写作文学作品时是特别讲求形式的。他写哲学论著时差不多不打草稿，有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而写文学作品他要连打七、八遍草稿。例如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三行字，然后第四行是写在另一张纸上，为的是留下大量空白处好作反复修改。这种反复修改的过程就是在艺术形式上不断推敲的过程。另一方面，萨特在文学写作中往往不受既定艺术形式的束缚，敢于不断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殚精竭虑，“语不惊人誓不休”。他有不少文学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也没有发表。那是他认为写得还不够好，没有超越过去的自己，不能令他满意，宁可弃而不用。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应该说，萨特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是不断有所“开创”的，有的还“特别惊人”。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永恒价值（2）
关于文学家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柳文有一个基本估计：“60年代以后的萨特应该说是斗士兼作家，以他的政治社会活动在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以及他尚存的一部分写作生活实际上也大都围绕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而言，他在某种意义上要算是一定程度的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了。”这里“斗士兼作家”是修正柳先生自己以前所说，那时他称萨特为“作家兼斗士”；柳文的意思是，“二战”以后，60年代以前，萨特的身份是以作家为主，兼搞政治；60年代以来，则成为“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而文学创作不是主要的了。
柳文这一概括说得过于笼统，而且在时间的划分上是不准确的。为什么以60年代为限？这样划分有什么根据？实际上，“二战”以后，萨特提出“介入”的思想，认为作家必须通过他的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明确表态，从而保卫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自那以来这一根本立场和态度就没有改变过，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如果一定要用作家、斗士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萨特，那么，我可以说的是，他始终是一个“作家兼斗士”，即使在他从事政治活动比较多的时候。关于此点，萨特和波伏瓦在1974年8…9月间的长篇谈话中曾有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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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在你看来，文学总是保有同样的价值，还是在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时它就变得有点失去价值了？
萨特：不，政治不会使它丧失价值。
波伏瓦：你怎样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呢？
萨特：我的观点是，政治活动应该努力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文学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与苏联的想法正好相反。但我从没有政治化地看待文学问题。我总是把它看成自由的一种形式。
波伏瓦：有没有过这样的时期，与政治问题相比，文学如果不说是无意义的，那么至少也是只有次要的意义？
萨特：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不是说文学应该放在首位，我只是说我注定要去搞文学。政治也搞，像一般人那样，但特别要去搞文学。
我觉得萨特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他也是这样做的。60年代以来，萨特仍然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他的重要文学作品《词语》、《家庭的白痴》前三卷完成于这一时期。《家庭的白痴》第四卷的写作因萨特双眼几乎完全失明、无法继续进行文学写作才被迫放弃，时间大约是在1973年8月。所以我认为，在萨特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作家兼斗士”和“斗士兼作家”之分。
柳文在谈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时说：“正是他长达三十年的社会政治活动的色彩与性质，使他获得了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路人这样的名声。”这一概括也是不准确的。“二战”以来30多年，萨特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随着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他本人对问题的认识而不断变化，不同时期也有不同重点，并非一个“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路人”所能涵盖的。大致说来，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的政治态度是，在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中，不站在任何一方，反对冷战，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希望两者和平共处。大约从1952年开始，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为止，他有保留地支持法国共产党和苏联，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从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他的主要政治关注点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坚决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一边，为他们的解放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之后，大约从1965年开始，萨特积极参加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斗争，特别是主持罗素审判国际战争罪犯法庭。在1968年5月风暴中，萨特坚决支持学生反对政府和旧教育体制的运动。在这之后，他同年轻的左派分子建立联系，同他们一起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去世。此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也一直是他深为关注的问题。他希望两者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尽自己的努力来促成双方的和谈。
柳文对萨特作的“盖棺论定”是，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没有在他文学价值的天平上加上什么有份量的砝码”；“他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事件与极左思潮中，投入得太无所顾忌了，丝毫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作家最好应该保持的适当距离”；“他所倚赖的政派与阵营，他所全力介入的政治社会事件与社会思潮，在历史发展中成为过眼烟云”，“暴露出严重历史局限性而黯然失色”，“他所站立于其上的那块基石悲剧性的坍塌下去了”，“他在那里所投入的激｜情、岁月、精力、思考、文笔几乎大部份都付诸东流。”总而言之，是完全否定的。
果真是这样吗？就上面列举的萨特各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态度来看，我无法认同柳文的结论。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萨特在介入任何社会政治事件时，并不依赖哪一个“政派”或“阵营”，而是像他自己所说，他不由任何人决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和政治信仰行动，完全是自由介入的。
萨特采取反对冷战的立场，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历史局限性”。当法国国内右翼势力和其它左翼力量都采取反对法共的立场、法共处于困难境地之时，萨特有保留地支持法国共产党，说了它的好话；在国际上，苏联相对处于弱势，萨特也采取支持态度，从而当了4年同路人；这一政治选择也很难说就是错误的。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中，右翼采取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左翼采取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而萨特的立场是，不特别站在哪一方，希望两者和平共存；由于这一独特立场，他不仅遭到右翼的反对，也被他的左翼朋友所不理解，使自己处于十分孤立的状况；他寻求双方和平共存的努力，在当时的形势下就像堂吉诃德同风车的搏斗；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萨特的立场，看他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不能不叹服他的坚执和远见卓识。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永恒价值（3）
柳文中提到“极左思潮”，大概是指萨特支持的1968年5月学生运动以及其后与之一起活动的“毛主义者”，而这一指称也是不准确的。这里有几个层次的问题都须得弄清楚。首先，应该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1968年5月学生运动区别开来。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并非是自发的，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