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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年来他们还没有这么长时间分开过。坐在雄鹿餐馆的波伏瓦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街头出现，从走路的姿势、拿在手上的烟斗，她一下子认出了萨特。走到跟前时，那一身蓝色空军制服、贝雷帽、以及满嘴胡须，使萨特看起来有些变样。军人不能进咖啡馆，于是他们来到波伏瓦的房间。但一个小时之内他就得回去，她也回到雄鹿餐馆。11点，他又来到这里，胡子也刮了，下巴光溜溜的，人显得精神多了。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波伏瓦一直有些提心吊胆：她来探亲是非法的，不知道是否会有警察跟踪她。
萨特走后波伏瓦去警察局申请延期居留。警察要她去市政厅，市长正忙着办这一类事，他没有多问就在她的证件上盖了章，还同意延长护照有效期到星期日晚上。这样她就可以在这里呆一个星期。波伏瓦高兴极了。萨特在女房东家为波伏瓦找了一个临时睡觉的地方，但他不能同居在一起。他们一起吃了晚饭。萨特说，由于他同一个妇女在一起，人们对他以“您”相称，他有一种重新被当做一个个体而不只是战争机器上的一根螺丝钉的感觉。9点以后军人不许上街，他们早早分了手。
第二天波伏瓦还是在雄鹿餐馆呆着，看萨特的小说手稿。萨特在干完气象观测的活后，就来这里一下。下午，萨特和他的同事一起，终于在黑牛旅馆找到一个房间，住的问题才算是解决了。他们在彻夜长谈之后，就是相互交换日记看，以此了解对方离别后的情况，他们还就这些日记交流了彼此的思想。
波伏瓦之外，萨特最关心的是万达。1940年5月中旬，萨特接到万达的信，她写道：“亲爱的上帝，我多么希望你来，不惜任何代价来。”萨特从这信判断万达不一定是病得很厉害，但她肯定感到非常孤独，特别是她现在需要他，这让他震动，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她消除痛苦和孤独。因此，他作了一个决定：给万达写信，告诉她，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同她结婚来换取3天的假期。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他知道这一决定对于波伏瓦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他希望波伏瓦理解，他这样做纯粹是象征性的，仅仅是获得假期的一种手段，也是自己承担义务的一种表现。总之，他愿意为万达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当然，如果取得这3天假期，他不会都用在同万达在一起，他要拿出一天时间来看波伏瓦。
同时他也设想了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万达的病情不严重或者她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他就以部队由于发生某种事件不给结婚开假期为理由不去万达那里。他问波伏瓦的意见怎样，这样做是否妥当。半个月后，他给波伏瓦写信说，他已经给万达写了信，说明不可能回去同她结婚的理由。
萨特决定同女性结婚，一生大概只有两次：一次是波伏瓦毕业后被分配到马赛，萨特为了让她避免“流放”而决定同她结婚。再就是这次打算同万达结婚。这对他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举动，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结婚。结婚是他愿意为对方作出的最大牺牲。尽管这只是一种形式，但形式离不开内容。万达对萨特有一种强烈的依赖关系；除了一般的男女之爱外，萨特对万达还有一种对于孩子那样的怜爱和保护的感情。在萨特给万达写去那封提议结婚的信两天后，荷兰军队向德国投降，德国军队攻破法军在色当的防线；5月19日，萨特得知德国人已经占领鲁昂，赶紧给波伏瓦写信，要她离开巴黎并把奥尔加和万达送走。
萨特从战俘营回到巴黎后，除了建立“社会主义与自由”抵抗小组那段时期外，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人际交往。他的个人生活圈子主要就是波伏瓦、万达、奥尔加和博斯特等几个“自家人”，他们几乎不同其他任何人来往。在这几个人之间，也不总是都在一起，往往是三两人单独在一起。大家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
说到“自家人”，萨特不在巴黎的这段时间，波伏瓦身边又多了个年轻姑娘，类似奥尔加，但比她更加任性，而且对波伏瓦有一种完全独占的同性恋感情。这姑娘叫纳塔丽•；索罗基纳，也是一个白俄。纳塔丽没有见过萨特。当她进入波伏瓦生活时，萨特已应征入伍。波伏瓦向她介绍了萨特的情况。而纳塔丽幸灾乐祸地说，她非常高兴萨特在外服役而不在波伏瓦的身边；如果他不走，波伏瓦肯定不会有时间同她在一起。一天，她讲着讲着，竟愤怒地喊道：“我希望他死了才好。”由于波伏瓦和博斯特在一起时经常谈萨特，纳塔丽很生他们的气。她对波伏瓦说：“你的萨特总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天才。”萨特被俘的消息反而使她高兴：“我敢肯定，要不是萨特被俘的话，你一定不再理睬我了。”
由于这种独占的感情，听说萨特回来了，纳塔丽很不高兴。一天，萨特和波伏瓦一起上街，波伏瓦无意中看到纳塔丽站在一处门口并立刻躲了起来。原来，她躲躲藏藏地跟了他们一整天。他们在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这时纳塔丽站在对面的街上，恶狠狠地盯着他们。波伏瓦向她招招手，她便大步走了过来，样子很难看。萨特向她笑了笑，邀请她坐下。她也向他笑了笑，坐在他的旁边，但随即拿出一枚大别针对萨特说，要不是他还客气，他的样子还讨人喜欢，她肯定会用这个大别针来刺穿他；她把它带在身边就是为了这个。萨特对她这种威胁不屑一顾，谈笑自若，这使她很恼火。
几天以后，萨特同波伏瓦约好在圆顶咖啡馆见面。他在半路上被纳塔丽拦住了。她告诉他，波伏瓦要她通知他不来这里，而去三剑客咖啡馆。于是萨特来到“三剑客”，而她一直跟随着他，同他谈了不少话。一个小时过去了，萨特奇怪波伏瓦怎么还没来，纳塔丽平静地说：“她根本就不会来，我说的不是真的。”萨特非常生气，责问她为什麽撒谎。她毫不在乎地回答：“我只是想同你谈一次话，想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面对着这么一个人，萨特哭笑不得。从这以后，纳塔丽才接受了萨特存在这个事实，她开始有些喜欢他了。
1941年的冬天，萨特的生活状况十分艰难，常常吃不饱肚子。萨特和波伏瓦不但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还要帮助奥尔加、万达、博斯特和纳塔丽他们。 波伏瓦的饥饿感很强，没有吃的对她来说是最大的痛苦，而其它方面则能省就省。她戒了烟，本来她对吸烟也没有特别的兴趣。萨特的需求正好相反。他在吃的方面特别能忍耐。除了早餐他要求吃得好一些外，中午、晚上都不在乎，一点点面包和沙拉就可以，吃什么都行，有时什么都不吃也行。而吸烟却是萨特必不可少的。由于香烟紧张，萨特常常去三剑客咖啡馆外面的路旁捡烟头，把它们揉碎后按进烟斗里抽。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相濡以沫（2）
在以后的几年，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萨特同一些文学界的知名人士也有了较多的交往。其中米歇尔•；莱里斯成了他的好朋友，他就是在《法兰西文学》上高度评价《苍蝇》的那位作家。莱里斯曾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锋分子，通过他，又认识莱里斯的好朋友凯诺。
萨特、波伏瓦、莱里斯夫妇、凯诺夫妇和其他朋友常在一起聚会。他们很谈得来，而且对于战后的事情已经有所设想。伽利玛出版社准备出版百科全书哲学卷，萨特想和几个朋友一起编伦理学部分，并把它变为一种共同宣言。萨特还打算办一个文学评论杂志，组织一个编辑部。在文学和思想领域，他感到自己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
通过这些朋友，萨特又结识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这些朋友在年轻时几乎都是超现实主义者，而萨特年龄比他们要小一些，当年没能进入这个行列。不过超现实主义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无论是其优点和缺点，他都有所继承。
尽管巴黎时时笼罩着恐怖气氛，德国人随着他们的不断失败加紧了对占领区人民的镇压，这一群知识分子仍然有自己寻欢作乐的方式。一次在莱里斯家中组织了一个毕加索的剧本《尾巴的欲望》朗诵会，莱里斯、萨特、波伏瓦等人当朗诵演员，来客很多，毕加索本人也来了。所有的人都向毕加索祝贺。
晚上11点，大多数客人告辞走了，莱里斯请演员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留下来。他们打算把聚会延续下去，闹它个通宵。这时仍在实行夜间戒严，他们的行动是对这种戒严的反抗。他们没有跳舞，怕对楼下造成影响。莱里斯拿出几张唱片来放，萨特还唱了两首歌：“夜间的蝴蝶”和“我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加缪和莱里斯朗诵了他们喜爱的戏剧片断。这是对德国人把巴黎变成大集中营的的反抗。以后又有几次这样的欢宴，实际上这种欢乐类似一种酒神精神。窗外是呼啸的警车、血腥的现实，死亡和危险时刻在威胁着他们，但在狂欢的一瞬间，死亡却消失殆尽，在绝望中重新燃起希望之火。
战争期间，萨特还结识了几个在文学艺术界有重大影响的朋友。一个是加缪。在《苍蝇》彩排的那个下午，萨特在休息厅里，一个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我是阿尔贝•；加缪。”在此之前，在1942年9月底，萨特为《南方手册》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是关于加谬的小说《局外人》。萨特对它的评价很高，已有很长时间没有新的法国作家能这样强烈地感动他了。在这篇文章中，萨特充分表现了自己的评论特色：通过对写作技巧的分析发现作者想揭示的形而上的真理。荒诞、西绪福斯神话、“本可不写”、闭口不语、玻璃墙后人们无声而显得怪诞的动作、每一个为自身存在的句子、伏尔泰、……萨特风格独具的评论想必给加缪留下深刻印象。而加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