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说散了吧，散了吧。于是我们便各自散去。为了不吵醒其他人，我上楼时尽量蹑手蹑脚，于是形迹便十分可疑。物业值班的老大妈逮着我便问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我困乏烦躁，极不耐烦，说我是国家安全局的，我将铲除一切邪恶之徒。她疑惑地盯着我，一脸的不相信。直到有一天我告诉他我是个作家，她才和气地“哦”了一声，“我知道，你们有自己的生物钟，不过，你们也得照顾自己的身子呀，这样没黑没白的，身体吃不消的，是不是？”我点头称是，她真是一位多管闲事的好老婆。
3月之后，气温便上升很快，而剧本的进度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顺利，几乎是搁置在那儿。老成一天三个电话催我抓紧时间，每次他都说慢了慢了。王明终于在老成的催促下失去了耐心，将他的资料一股脑抱到我家，扔在沙发上，说：“不干了，烦死了，老三，你弄吧。”然后，他喝了口水，说：“我给老成说好了，这事就交给你了。我他妈比*都忙，实在太忙了。”完了，他不忘提醒我一句：“千万别沾女人，没完没了，就是个事妈。”最后，他又拍拍我的肩膀说，“哥们，这事全指望你了。”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对王明是一点儿也不了解。那天，我们相约与老成到天回镇吃饭，那天，王明和老成都喝了不少酒。王明告诉我他前两天看见韩璐了。我问他韩璐是谁？他说就是大学女生宿舍那个穿红色胸罩和裤衩的高挑北京老乡，就在高新区的天子幼儿园门口。长发飞扬，妩媚动人，风采不减当年。我说这都多少年的事了，你提她还干嘛？王明借着酒劲跟我急了：“老三，我给你说，丫要是跟我睡，让我死也干。”说这话时，王明嘴角正挂着那种似笑非笑的无奈苦笑。我猛然明白，那是一种挥之不去而不明所以的悲伤。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非常不了解王明。王明接着说，她肯定认出我了，王明说她对自己特意多看了两眼，当时，他就想冲上去，他说当时自己实在不想控制自己，无论如何，他都要抱着她，告诉她自己有多稀罕她。然而，拥抱的却不是王明，是那个女人，因为从幼儿园跑出一个小女孩，“妈妈，妈妈”喊着冲进她怀里，当她抱着小孩远去时，王明听见小女孩说：“妈妈，那个叔叔一直看你。”于是，她再次回过头，然后，头也不回急速走开。说到最后，王明哭泣难当，于是，我们也没有心情吃饭，我送王明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王明反复听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那天，他的情绪非常低落。我想，支撑王明的那根精神支柱倒了，随之而倒的有他的梦想，他的追求，以及青春时的记忆。
大学时，大伙似乎很喜欢谈论梦想啊人生之类的事儿，那是不谙世事的年青人对美好前景的期望。在一次熄灯后的夜晚，我们曾经说起各自的梦想：老大的理想是挣100万；王明说他想睡遍学校看得上眼的所有女生；高川的理想不得而知，后来，我才知道，高川根据他妈的意思，读到博士后才能算理想实现，而高川自己的理想是当个心理医生，为人排忧解难，他有这样的能力；我那时一心则想成为一个作家。令我吃惊的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所要就读的学校知之甚少，后来，我才知道这里从来不培养什么作家，当然，其他的人的境况也比我好不到那儿去。于是，我们的理想纷纷破灭，难以维系，只好放弃。如果我们再坚持的话，就会像王小波所说的那样，就会像杀人犯说他没杀人一样可笑。于是，我便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整个学习也是糟糕得一塌糊涂，叫人难以理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坏事一件接着一件，跟传染病似的发生：先是老大因为“贩卖黄碟事件”被学校开除，紧接着我的《科技概论》被老师亮了红灯，需要重修，然后高川跳楼自杀。唯一不变的只有王明，他对年轻姑娘的狂热丝毫不减，他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他以自己的方式注解着对这个并不完整的世界。
王明被击垮的后果是我没有想到的，几天后，他突然领来一个姑娘，向我介绍说：“这是我女朋友，马红。”令我措手不及，当时，马红毫不留情地警告王明：“你要清楚，你是在跟一个智商150的聪明人交往，所以一切言行请三思！”当时，王明的一双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马红因四处扩张而显得硕大的乳房。那是一座险峰，充满了挑战，于是，王明想攻克，他想插一杆旗帜，在那两座险峰。
自从王明将所有精力都放到了马红身上后，我见到他的机会越来越少。偶尔见面他总显得很烦躁，心神不定。非常无可奈何地说：除了吃饭、逛街、聊天之外，还是吃饭、逛街、聊天。有时候他会多说几句，向我发誓他一定要与马红分手，因为太浪费时间了，他受够了两个道貌岸然的神经病，无数次地聊《101条斑点狗》里面的那些花狗，饱含激情、情绪激昂，故装投入。难道除此之外，生活就不能多一点乐趣吗？然后又自言自语说：摸一把又能怎样？一点奉献精神也没有！看来，他的爱情进展并不顺利。直到某个周末，王明打电话说：“我终于把丫给操了！” 。 想看书来
十
我有一次恋爱发生在1995年，那时我17岁，更确切地说，那不叫恋爱，因为那只是我的片面之言，一厢情愿。那时，我看了一部叫《情书》的日本电影，于是我开始在图书馆的借阅条上画一个姑娘。后来，有个二班的胖女孩找到我，说那个女孩不可能喜欢我的，因为她根本就不去图书馆。胖女孩告诉我，自己叫马静，她答应替我传情书，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我必须陪她去看场电影，因为她自己不敢去。那是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至于电影到底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即使，在这之后我特意又看了一遍这部电影，但是，我仍然记住的不多，我只记得小明死之前说：“我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其他的，我一概不知，因为我压根没有看进去，我的所有心思还在那个长得跟藤井树一样的女孩身上。我记得在看完这部电影后马静突然问我为什么喜欢那个瘦猴子女孩，而且还在借阅卡上画她的像。我说她只是有点像电影里的藤井树；就是这样，我喜欢藤井树。后来，我画的那个姑娘转学了，正如电影里的藤井树，我再也不曾见到。但是马静却与我每个周末都相见，我们一起看过电影，喝过咖啡，逛过街，我也习惯了与她一起看电影，我们拉过手，亲过嘴，甚至，学着电影里男生的伎俩骗摸马静的乳房。当我想更进一步时，马静警惕地一把推开我，说：“这个真不行。”后来，我考上了西交大，马静也去了北京人民大学学习法律。我们离开中学的那天，我记得我们坐在图书馆旁的柏树下乘凉，火辣的太阳照着我的脚尖，马静展开化学练习册扇风。我手捧着王朔的《橡皮人》，爱不释手。马静说山上的杏子熟了，只是有点酸，可是挺好吃的。我疑惑地看着她的肚子。她说你都想什么呀，太叫我失望了。我悠闲地照着书中的字句念：“我是一个在恐怖和压抑中度日的男人，当我混在街上芸芸众生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觉比独处一室时更强烈。”马静说你别再看那些破书了，这样下去你会变成书呆子的，非得学坏了不可。我则问她上了大学她会不会谈恋爱？会不会让别的男生摸她的乳房？她的回答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令人生厌。
14年后，我想我之所以当初装出一副张牙舞爪，垂头丧气，悲观失望，意志消沉的样子，与那些自命不凡的作家的高见不无关系，或者说深受其害。由于脑子不太灵光，我想尽了办法使自己能够变得深沉，看起来不那么傻兮兮的。于是我就用别人的脑子看待自己的生活，因为在我看来，能够写书，而且又受读者欢迎的作家，绝对是脑子特精的人，比如王朔。而且，当时作家在人们心目中的确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某些观点的确不落俗套。
我认为，17岁的我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充满了梦想，对异性的热情以及对身边习以为常事物的不屑一顾，并不比同龄人差多少，17岁，我仍然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我坚信。
翻看不同时期的照片，我发现，小学四年级，我笑得合不拢嘴，与伙伴并排站在小学门口合影，尽管用手象征性地遮挡了一下嘴，可是还是可以看出没有门牙的我已经知道害羞了，那是88年，我10岁。92年初三，我和同伴跟鸟一样站在柳树上张牙舞爪。高中时我表现得极含蓄，胡须稀松。后来的照片，几乎一律面无表情。长大真是一件令人很费解的事情。
十一
我生于甘肃，住在西安，我的人生故事几乎都与这两个地方有关。我喜欢西安，不管天空是否仍然灰蒙蒙一片，也不管护城河是否仍然臭气熏天，但是，我仍然认为有一天它会变得更加美丽，因为，这里有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梦想，我的喜怒哀乐，以及我的一切和一切。
不经意间，我想起了朱彤，那个将额头前的留海剪得齐整的女孩，那个指着自己的脸说“这就是暖子”的女孩，当时，她向我解释同学们为何叫她暖子，听后，我便问她：卵子是什么样子的？她便指着自己的脸，说：“就是这样子的啊。”
在我无可奈何的30岁人生经历里，曾经有几次，我试图将我的生活纳入某种模式中去，比如我的生活该是严谨的，或是开放的，或是得过且过的，或是了无生气的，不管如何，我的生活必须融入某种体系中去，这样，我才可以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生活下去，而不是孤立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岛。我要告诉大家的是，09年，是特别的一年，是过度的一年，是我试图再次摆脱一潭死水向着我当初设想的生活努力的一年。我像个刚拿到驾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