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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天，一位老兄高昂地谈起咖啡文化，我闻之，半天反应不过闷来。问：“咖啡怎么会有文化？”
老兄显得牛烘烘的，扯了一通，却说不出所以，我说：“你去叫两个文盲来，给他们灌上一堆咖啡，看看他们能不能立马就识字。”这老兄说我是胡扯，我说你不是说咖啡里面有文化吗，灌了咖啡不就是灌了文化了吗？
78 星巴克小资快速养成所（2）
说完这话，我就想起自己幸亏是识字的，可能也没多少文化，毕竟是识字了，可以在电脑上敲打出汉字来。尤其令我不好意思的是，三年来我花在星巴克的“当日小杯”的咖啡钱，结果无意中又从星巴克赚了回来。小黎去星巴克主编一本内部杂志，向我约稿，记得当时小黎几乎就是财大气粗地说：“我们星巴克的稿费，每千字二百。”，这对于我等靠鬻稿为生的，几乎就把持不住分寸了，小黎当时的口气，分明是在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矣。后来文章刊出，小黎来电话问“稿费收到否”，我一概回答没有，因为我确实不曾收到星巴克寄来的什么银子，直到有一天，我想起曾收到过几回一个外国名字的公司寄来的钱，就去电话问小黎，为什么不写星巴克啊？
我记得自己拿了星巴克稿费，径直去了小酒馆，从咖啡上赚的钱却花费在酒精上，好比是羊毛没出在羊身上，心里有所不忍，从酒馆出来恰好路经中粮，于是领着两个哥们进去，一人一杯“当日”。闲着无事，又不想说话，玻璃窗外不远处的灯箱，突然亮了，映射出耀眼刺目高光，依稀记得多年前写文章经常使用“灯红酒绿”一词来衬托某种孤寂之感，回想起来，世界之红绿于今更甚矣。中粮星巴克的好，在于从窗外望去，三处高楼环绕，露出一面天空，于是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天井，谁家会有这么大的天井呢？
我突然想起什么，就回头去看身后的那面镜子。从这面镜子看去，蹊跷之极，我确实看到了一个真实景象，镜子里的我，脑袋不在肩膀上，而且所有人肩膀上皆无脑袋，那么，人们是在用什么东西进行思想呢？这是因为镜子夹交于墙角，造成了一个死角，好奇怪，每个人皆可以在此看见自己的身体却看不见脑袋。我的脑袋之有无，便成了一个疑问。如果我的脑袋仍然是属于我的，那么，我就会平静地来证论一个关于脑袋现象的真实性，然而很遗憾，由于实际现状的疑惑，我是无力的，因为，我做不到这一点，这时我突然有些明白了，一定是我脑袋灌多了二锅头，晕晕乎乎，自己和自己玩起了捉迷藏游戏。
突然间，我又发现了这里的中国男人愈加变得像美国男人了，我是指衣着；而这里的白领女人却都变得像是云南普米族女人了，我是指精神面貌。
但是也不对，怎么了，究竟是他们都喝了二锅头，还是我喝了二锅头。
显然，我醉咖啡了。
我就对哥俩说：“还是走吧。”
离开了星巴克，他们问：如果是去南小街，还是去找一家小酒馆吗？
南小街变成一条宽广的大街，但是，也一定会有小型的饭馆。
廖伟棠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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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漂浮城市的温暖角落
A Haven in a Harsh City
文徐淑卿图何经泰
刚到北京的时候，随夫婿派驻北京的堂妹便告诉我，东三环边上有个太平洋百货是台湾人投资的，有空可以来这里看看。
我当然不会去看看。既然到了北京，我更有兴趣的是什刹海、大栅栏，甚至是漫无目的的骑脚踏车四处晃荡，如果要逛台北的百货公司，还不如留在台北就好了。
一个春深的正午，堂妹邀我到三里屯非常红火的客家馆子“老汉字”吃饭，吃完饭后她说应该喝杯咖啡，但却无视周围咖啡馆树影摇曳的浪漫景致，带着我直奔太平洋百货而来。
如果不是她的坚决，或许我永远不会发现太平洋百货二楼的欢奇咖啡馆，如果没有发现这里，我也就少了一个在北京生活的据点。
刚走进欢奇，我就完全了解在东京生活十余年的堂妹喜欢这里的原因了。一无遮拦的大片落地玻璃、原木地板、宽大的沙发，简单明亮的风格使这里具有一种“城市的现代性”，能够让东京人想到东京，台北人想到台北，上海人想到上海。对于台北人，惊喜又更多了一点，因为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时报》、《时报周刊》与《商业周刊》。
不过我真正喜欢这里却是从喝了一杯拿铁咖啡开始。在北京喝到好咖啡算是运气，即使满街都是星巴克，喝起来似乎也不够地道。欢奇的拿铁咖啡首先以它的规模震撼了我，因为它有一碗公的分量，然后是它浓郁的滋味，证明它的确是一杯血统纯正的拿铁咖啡。
从那一天起，我每星期六都会出现在这里，补看一星期的报纸、喝杯咖啡，以及吃个排骨饭或炒米粉。第一次吃排骨饭时距离我到北京已经两个月了，当我看到排骨旁边乖乖的放个卤蛋，显示台湾正宗风味时，我真的感动得差点热泪盈眶。
来得多了，我就发现这里走动着许多台湾人。其实这里常有日本、韩国或是北京当地的客人，但是即使不言不语，你也可以辨认出有些人和你同样来自台湾。我们会虎视眈眈的等着报纸、杂志回笼，偶尔交换一个眼神。我们并没有因为同在异乡而多做寒暄，但是每到周末我们却会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有时只是对着外面摇头晃脑的绿树发呆，有时看着外头的居民，也会想象在他们眼里我们或许像关在玻璃橱窗的另种生物。
我们总是来到这里，在这个漂浮着外地人的城市，寻找一种家乡的感觉。
80 艺术家的餐厅
The Artists with a Business Mind
文尹川
图廖伟棠·何经泰
是四川的诗人们先开始在餐饮业上做文章。当年“非非”、“莽汉”几员干将纷纷办起了饭馆、酒吧和夜总会，其用意再明白不过——既然过不了上班族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又想维持诗歌艺术的“无用”性，那就凭本事自谋生路吧。再兵荒马乱的年代也离不开餐饮，天下太平更需要烟草和酒精，文人们别的不会，享受饮食生活却是擅长。饭馆弄点小情小调，酒吧唤些墨客骚人，一来二去，店铺就有了生意。
北京的艺术家们自然也都是明白人，何况守着京城这方人气旺盛的宝地，不用何等可惜。搞艺术听上去比写诗赚钱，但比写诗更加地费钱又朝不保夕。再说不少艺术家自己就是酒鬼，每星期要去别人的酒吧交几次酒钱——而北京酒吧的酒价，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这样一划算，当然该自己动手。
早先位于北大东门的“老汉字”就是一个酒鬼画家开的。此人名唤迟耐，光头，体壮，像极《水浒传》里杀家劫舍的主儿。老汉字的客人大概分为三类：搞艺术的、留学生、稀奇古怪的身份不明者，生意时好时坏——事实证明，酒吧的真正兴旺要等到其他类型的客人光顾之后，比如生意人、非留学生的外国人、海外游客、娱乐界人士、致富后的艺术家，当然，也少不了那些至今身份不明者。
那是###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精明如迟耐者也还没能把生意经想明白，总以为离大学和艺术村近就会有客源。多年以后，迟耐已熬成老树精，才懂得赚钱要赚有钱人的钱。他先在三里屯开了家客家菜，弄出一番吃饭排队的繁华景象，进而看准人气飙升的后海，又开了一家。
画家方力钧几乎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他不仅在绘画本身和操作意识上领先于同行，在经商方面也直取要害。当其他涉足餐饮的艺术家们还在考虑菜肴和室内设计，方力钧首先想到的却是饭馆的受众，他的意识总是超前于周围人一步。他非常清楚他的饭馆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所以，茶马古道大概是艺术家所开餐馆里最chic的一家，异域情调、巨幅波普、不菲价格、西式的餐厅格局，更于前些年迁至名流汇聚的现代城——虽然投资可观，回收指日可待。
后来艺术家开店名单上又添了新人，喜食贵州菜的人有福了——画家张洪菠和摩根开了“三个贵州人”、诗人王强开了“醉三江”。这三位都是圆明园的“老同志”，当年不知多少艺术家吃过他们亲手操办的啤酒鸡酸汤鱼，那美好的滋味现在盛放在精致十倍的餐具、服务和消费中。两家店的生意皆蒸蒸日上。位于贵友商厦北侧的“三个贵州人”吸引了一批文艺界人士，“醉三江”则抓住了三里屯南街饭馆稀少的好时机。
后海的无名吧现在已大名鼎鼎。主人白枫原先是搞音乐的，行踪甚为诡异。无名吧一开张即成经典，教育了一大堆酒吧经营者：要敏感、要搞气氛、要让客人们舒服、要有性格。无名吧的成功证明开酒吧也需要天赋。许多具有其他天赋的人不一定适合开酒吧，哪怕他掌握了大好资源——比如作家王朔当年在三里屯北街开的“王吧”，不知怎么就是让人不太舒服。
廖伟棠摄影
何经泰摄影
81 饭局饭桌上搏感情（1）
Dinner Parties
文车前子
图何经泰
饭局，听上去像行政机关。它的局长，理所当然是饭桶莫属了。但我还挺喜欢饭局。
我去饭局报到，常常会先“打卡”：拿起一只筷套——请座上的饕餮者依次签名。雁过拔毛人过留名么。可以替代我的日记。之所以说常常，也就是并不每次如此。座上若有明星，我就不“打卡”，这原是我日常的爱好，他或她或以为变相崇拜。我就不助人为乐了。这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意思。座上若有鸿儒，我也不“打卡”，他或她会追着询问——在筷套上签名有什么意义（“我是谁？”）、什么时候起这么做的（“从哪里来？”）、想怎么处理这些筷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