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我已经向总公司提出了辞职申请，希望能作为普通职员继续为公司服务。”说到激动处，董胖子老泪滂沱，让不明真象的群众唏嘘不已。我坐在旁边不住冷笑，心想这厮也真做得出来，他不去演戏真是浪费了。
这招确实高明，既主动承认了错误，又表了忠心。我看着董胖子回锅肉一样的肥脸，心里又腻歪又佩服，这下估计总公司不会把他一撸到底了，最多只是象征性的惩罚一下。那么，我想，我的苦日子就不远了。
董胖子一开始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胖乎乎的，显得很是憨厚实在。96年上半年，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他结婚时我还送了个200元的红包——这在当时算是重礼了。真正交恶是从他当人事部主管开始，那时我还是一名普通的业务员，当官后的董胖子随时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说话时嘴里象含着牛屁股。有一天他桌上放着一份文件，我无意中瞧了一眼，他立刻象作贼一样捂起来，说“这不是你应该看的”。我拂袖而去，在心里愤怒声讨他的鸡巴德性。从那以后我们一直面和心不和，很快我也开始升官，从主管到经理，青云直上，比他还高一级，董胖子嫉妒之余就开始人前人后说我的坏话，我也没客气，逢开会就旁敲侧击地攻击他的虚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扮君子，台下扒裙子。几番交手，各有死伤，但战火一直在地下燃烧，直到他当上总经理后才算是进入白热化。
下班后去医院看了看老爷子，妈妈正扶着他在病房里走步，看着老两口相濡以沫的样子，我心里很羡慕，想30年后我和赵悦会不会也有这么一天。我爸住院的这段时间，我们忙得连架都顾不上吵，彼此之间有点相敬如宾的客气。不过那个电话一直象把刀一样横在心里，刺穿了拥抱、亲吻和所有的甜言蜜语，随时随地扎得我心生疼。高中的物理老师给我讲过“熵”的含义，我想生活其实也是一个熵，一直在慢慢残缺，永不可能完美。
在卡上提了2000元，还李良的。其实我光在麻将桌上借他的钱就不下一两万了，还钱云云，只是我的姿态。我另外还有个小算盘：到了关键时刻，恐怕也只有向李良借钱了，我必须把他心中的疑虑去掉才行。
李良依然在打麻将，陶梅坐他对家，打横坐着两个男的，我不认识。这情景和两个月前我来这里一模一样，生活在一些似笑似哭的表情中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地，就象我当初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梦，醒来后黄梁已熟，朱颜依旧，CD中放的还是莎拉布莱曼的Scarborough
Fiar，李良还是在做碰碰胡。
叶梅看见我，脸微微地红了红，不知道这个细节有没有被李良看在眼里。我把钱掏给李良，被他踢了一脚，说你真恶心，那可是我孝敬你们老汉的。我讪讪的把钱又装回口袋，叶梅鄙夷地看了我一眼，我的脸腾地红了，感觉无地自容。李良问我知不知道老大的事，我说老大怎么了，他把牌扣下，看着我，缓缓地说老大前两天被人打死了，在沈阳，一个小痞子干的，我一下子就呆在那里。
老大叫童钦伟，身高1米85，标准的东北大汉。毕业后分回老家，据说混得很不如意，先被开除公职，接着又离了婚，潦倒得一蹋糊涂。99年他到过成都一次，坐下来就长吁短叹的，一脸的杨白劳。才四年没见，他都有白头发了，看得我们心里很难受。走的时候我、李良和王大头给他凑了万把块钱，老大感动得嘴唇直哆嗦。一年后，听说他四处找同学借钱，有了钱就去玩女人，陈超特意打电话来叮嘱：“千万别给他钱，他整个人都变了。”
老大是我们班公认的最讲义气的汉子，只要有打架的事，跟他说一声，他保准会一马当先冲在前头。除了喝酒，他最喜欢就是谈论女人，陈超的大部分性知识都是他传授的。有一天李良在宿舍里朗诵舒婷的《神女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老大说这诗不好，要我就这么写：与其在被窝里自摸千年/不如在爱人身上痛干一晚。从此以后我们就叫他“痛干上人”。
李良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真的开始信命了，没想到老大是这么个结局。我没说话，想起老大骑自行车带着我在校园里到处乱窜，对我说，“现在要是有个娘们儿肯让我干，我命都可以给她。”八年之后，他的命不知给了谁，但他一生追求的幸福，似乎仍是遥不可及。
这事让我的情绪极其低落，吃完饭赵悦指使我去洗碗，我装没听见，坐在沙发上啃指甲，赵悦有点不高兴，自己去把碗洗了，摔得叮叮当当响，我不耐烦地说了句：“你要不想洗就放着，别动不动就甩脸子给我看。”赵悦冷笑一声，说到底是谁甩脸子给谁看，从一进家门你就爱理不理的，“有什么不满意的你就直说！”我说我能有什么不满意的，我又没有半夜三点钟给我打电话的情人。
十五
爸爸出院那天是几个月里最高兴的一天，我开着公司的桑塔纳把老汉接回家，妈妈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还开了一瓶珍藏了十多年的竹叶青。姐夫从采访单位受贿了两条中华，一条孝敬老丈人，一条孝敬小舅子。六岁的小外甥嘟嘟在客厅里跑来跑去的，据说这小子在幼儿园就开始谈恋爱，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我姐和赵悦在厨房里杀鱼，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叽叽呱呱地笑个不停。爸爸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几天，居然胖了一点，精神也不错，非要跟我杀一盘，我百般相让，终于让他赢了一局，老汉乐得跟捡到钱包一样。这种久违的温馨让我有点恍惚，我一边喝茶一边想，原来快乐也很简单。
吃饭时姐夫提起最近在郊县发生的一桩惨案：一个姓娄的下岗工人，在夜市上摆了个小摊，碰巧遇上城管大检查，一些盆盆罐罐全部被收缴，娄某和其他几个小贩先是苦苦哀求，希望能够返还，跟着城管的车走了一两公里，也没拿回东西，娄某一气之下就开始用石头、砖块袭击城管人员，没想到城管没砸着，却把一个过路的小伙子当场打死。他跑回家后越想越害怕，跟老婆抱头痛哭，说咱们不活了吧。他老婆说真的硬是活不下去了，两口子就哭着喂孩子吃了毒鼠强，然后关上门窗，打开煤气，一起熏死在家里。
这故事搞得一家人都闷闷不乐。姐夫咬文嚼字地说现在是一个充满危机感的时代，谁都不敢预言明天，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一听见他说钱我就开始坐立不安，昨天会计给我打印了我的个人帐，我接过来看了一眼，脑袋嗡地一响：我名下已经挂了28万4千多元欠款。其中绝大多数是业务借款，借一万，报销六千，尾数滚存下来，就成了一笔巨款。会计旁敲侧击地暗示，说下个月财务大检查，如果我不还钱，他也要跟着挨处分，我听得一身是汗。有一会儿我怀疑是会计弄错了数字，埋头研究了半天，越看心里越糊涂，我早就忘了这些钱是怎么花出去的，想来不是花在牌桌上就是花在女人身上。所以王大头总说我是“为鸡巴打工”。
董胖子出事后收敛了许多，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悄无声息，走路时也不故意往前腆肚子了。总公司对嫖娼事件的处理结果还没下来，这帮饭桶就是这样，屁大一件事也要开会讨论，效率低得吓死人，去年销售部申请一台电脑，不到5000块钱，我等了足足两个月，那份报告多方辗转，万里漂泊，小小的一张A4纸上，竟然有十五、六个签名。我心想如果董胖子那天播种成功，恐怕孩子都生下来了，处理结果也下不来。不过这厮最近倒有点与我为善的意思，点头哈腰的，还主动给我上烟。上周末加班搞六月份要货计划，在电梯里遇见了他，他说这次他还是推荐我当总经理，“我们俩虽然不合，但你的能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听得我都有点感动，就是不知道真假。
如果能当上总经理，那就太美了。按现在的销售量，总经理一年大概有三十万左右的进帐，出入有车，什么费用都能报销，总公司还提供额度不等的无息贷款，帮助解决买房问题，董胖子就借了15万，说是供房，其实是在炒股。除了一年两季的例行检查，总公司一般不干涉分公司的经营管理，明的暗的加起来，三年清老总，百万人民币，不过是小菜一碟。好几个竞争对手都在我们公司当过方面大员，孙总离职后在天津开了个公司，生意据说做得也不错。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平时言行不谨慎，嘴上没个把门的，荤的素的随口乱说，还经常跟领导拍桌子，所以给总公司留下了一个不成熟的印象。听了董胖子的话后，我心里痒痒的，心想是不是有必要主动表现一下，给总公司写一份述职报告什么的。
我爸在党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多年，总结出一个真理，认为当官不需要能力、不需要业绩，只靠两点：嘴皮子和笔杆子，能吹才是硬道理。到了一定级别之后，连这两点都不需要，自有幕僚帮你完成。所以结论就是：官有多大，草包就有多大。不过我在表达方面倒很有优势，尤其擅长写气势恢弘的总结性文章，词锋犀利，热情澎湃，再破的庙都能形容成皇宫。
回家跟赵悦提起这事，她激动得手舞足蹈，说如果我真的当上总经理，她就豁出去跟我“口吃”一回。这话说的，我立刻阴了脸，心想你倒底是跟我口吃还是跟总经理口吃，由于关联地想到董胖子，胃里一阵翻腾。
那天我一句话把赵悦噎了个半死，过了半天她才想起来应该愤怒，于是哼了一声，说我神经病，“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半夜三点钟打电话了？！”我说了电话号码，赵悦翻着白眼，说她从没打过这个电话，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说你这就不对了吧，我既然敢这么说，肯定有我的依据。赵悦还是死不认帐，跳着脚说我无事生非，成心不想好好过。我一阵狂怒，从皮包里拿出那摞电话清单，啪地一声甩在沙发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