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一点）。
到了新人发表感言的时候，云峰突然发觉台上的那个伴娘怎么那么眼熟？再仔细一看，我日……是杨波？这下子云峰有点晕了。愣了半天，没想出个所以然。转头问同桌的校友，没一个人认识她。只有一个校友认识伴郎，说是大傻的同事，家里也是市局的。云峰越想越糊涂，婚礼女方家是旅游局的，应该不太可能和杨波有关系，那难道杨波是和大傻这边有关系？我日这咋可能？大傻从来没说过在我们公司有认识的人啊？这他妈简直捣浆糊了……
后来台上的过场走完了，终于开喝。云峰满腹狐疑，也喝不下去，有几次都想走到前面去问问杨波她怎么会出现在大傻的婚礼上，但是他忍住了，后来还是心事重重地和校友们开始喝酒。这时候的云峰，还不是一个很大胆的人。
半个小时后，敬酒的队伍终于来了。杨波在站起来举杯的一桌人里发现了云峰，很吃惊“啊？你怎么也来了？”大傻这时候的反应比没喝酒时还迅速（虾子端的杯子里憋憋兑了雪碧）“你们俩认识？……呀！额贼，额咋忘了你们俩是一个单位的了！哈哈”又一把把伴郎拽过来，说“不用我介绍了了吧？你们都认识的吧？”云峰有点尴尬“不认识啊”大傻大大咧咧地说“这是额伙计，我们两家以前门对门的住了10多年呢，他是杨波的男朋友……”
云峰不知道他那天喝了多少酒，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酒席上吐的满地都是。据后来的校友议论起，他一个人喝了两大瓶西凤，喝到后来完全是抱着瓶子在灌了，无论谁去掰他的手都把瓶子抢不下来。幸好他娃那时候还算是比较“内向”，没有把杨波的名字喊出来，不然就他妈贻笑大方真成闹剧了。杨波知不知道？她当然知道，餐厅另外一头的老果果些都在小声议论“何枫的那个同学咋回事？这哪是吃喜酒……”
杨波后来终于忍不住，还是悄悄走过来小声给他说“别喝了！再喝就喝死了……你别喝了啊！”。云峰一把推开她，扯着嗓子大声喊“何枫！何枫！”大傻跑过来后，云峰搂着他从大一开始回忆我们这伙人的战斗青春，忆昔往日峥嵘岁月稠，长安南路走呀走不到头……还说起那次大一球赛1：9惨败，云峰反反复复地念叨“额真尽力了！额真莫办法了，额以前从来莫守过门啊……”大傻脸红筋涨领带甩在脖子后面“谁敢说咱们不行了！他妈的谁敢说！……喝！”云峰“伙计人咋样？咱俩哥们儿铁不铁？！”大傻“铁！”云峰“喝！”……
青春的每一次心动，往往随之而来的都是失落；美丽的影子背后，也许并不都是开心的笑。云峰是不是真心爱过？我相信，他是真心地爱过杨波的。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初恋都是美好的，甚至根本就得不到对方的爱，但是第一次，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云峰被校友扛回家后，整整睡了一天一夜，到了30晚上团年饭的时候才起来，随便吃了点，就跑到楼顶上去了。老爸老妈以为他是不喜欢看到来团年的舅妈，就没有管他。
云峰一个人坐在楼顶上的水塔边，静静地抽着烟，目光呆滞地看着这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杨波是省财校毕业的却能到铁板一块的本系统工作；为什么杨波会知道他是被放到仓库去锻炼的这些“领导才知道的事”……他冷冷地笑着，烟头在黑暗中忽闪忽灭，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在楼顶上坐了好几个小时。
很难知道99年的这个春节夜晚，云峰在西安东郊的楼顶上都想了些什么，都发生了什么。从那以后，云峰就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愣头青了，他变了，完全换了一个人。以致于2年半后我在北京见到他，已经完全认不出他了。他不再胆小，不再犹豫，不再患得患失……也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春节后上班，云峰就被公司派去了广州办事处。关于这件事情，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当时是他主动要求的还是公司安排的。大傻在电话里向我提起的时候，语焉不详，他甚至都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云峰曾经深深地爱过自己婚礼上的伴娘。如果云峰当时是自己要求调去广州的话，有点解释不通：广州办事处是个烂摊子，公司里面不少人都知道；如果是公司安排的话，也有点莫名其妙，很难想象单位领导会突然发神经，把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派到山高皇帝远的外地办事处去。在那种商贸公司的行业，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在那时候的国营单位的确是这样的，当然这种现象在现在已经不算稀奇了）。
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大家都能猜到的那个理由。如果换成你，再坚强的人，以后还要天天面对杨波，你能呆下去吗？
云峰一直瞒着父母，走之前的最后一天晚上，才告诉了他们明天就要调去广州。老妈抹眼睛，一句话也不说；老爸却没有发火，沉默了半响后，嘱咐他要一切小心，不用担心他和老妈，在广州好好工作。我们这一代人，遇事都是这样的，往往要挨到最后时刻才拿定主意说出口。很多时候我们活的的确有点沉重，时代的烙印，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1999年的初春，云峰静静地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一个人，南下广州。
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后，他站在了广州火车东站的出站口。公司里的人已经告诉了他广州办事处的主任老蒋会到火车站来接他。这里有必要把这个广州办事处的情况缩缩：像云峰他们这种单位，在那时候很大程度上都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前的“物资供应”模式，所以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必要设置这种常驻外地的办事处。但是他们公司怎么会有一个“广州办事处”呢？这个说来就有点话长，倒不是故意卖关子，而确实是一句话扯不称透。总之这个办事处的情况就是，财务单独一套帐，不和西安的财务对口；西安公司里面有一个副总单独在管这个办事处的资金；这个办事处的存在，北京的总公司根本就不知道（也有可能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西安公司里面也不是人人都知道，只有储运、财务、业务和一些其他“太阳旁边”的部门知道。不用废话了吧，大家都应该了改是怎么回事了。在90年代“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国营单位，尤其是企业化的单位，都有这种“小摊子”。不然他妈很多清水单位拿什么发奖金？
这个广州办事处做的生意，和整个公司玩的东西其实套路完全不一样。之所以要在广州设置一个办事处，就是因为公司手上有一些绕过北京总公司，在西安拿到的比较特殊的进口专营权。不用？不用他妈过期作废。这就是一些国营商贸单位的好处，看起来貌似没有民营甚至外企商业公司机制灵活，但是老子们占的有资源，照样可以暗起弄钱。这个办事处在广州对外是正儿八经称“中国XX器材西北公司广州办事处”，但是签合同的时候盖的章却是“广州XX讯天科技商贸有限公司”（XX是本系统老的简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哈）。当然，讯天公司就是一个空壳公司，为了“业务需要”登记的。
整个办事处其实只有主任蒋仕源是公司的正式职工，从西安派过来的，其他几个人都是老蒋在广州本地招的。这种小摊子，对于公司高层来说肯定是希望人越少越好，妈的反正又不是靠剥削劳动力赚钱，老子们吃的是玄钱，呵呵。老蒋已经给公司老大说了好几次，需要再派一个人过来帮帮他，但是西安公司里却没人愿意来。一个是因为广州办事处在公司里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烂摊子，除了每年几次交点钱上来给公司润到发发职工的奖金，其他简直就不值一提（当然对于公司的某些老大来说可是很值得一提，这个后面慢慢摆）；二个是西安公司里大部分都是中年人，都有家有口的，谁愿意吃饱了没事干跑到广州去常驻？那老蒋呢？他离了婚的，他怕个屁……所以最后云峰就去了。老蒋也愿意云峰来，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听话，好管。
云峰站在出站口，找了半天，终于看到一个中年人举着张写着“李云峰”的A4纸在四处张望，于是赶紧走过去“你是蒋主任吧？我是李云峰……”老蒋把他上下打量一下，哈哈一笑“叫我老蒋就行了！”云峰赶忙上烟。
老蒋开了一个白色捷达（办事处长期租的），带云峰到了办事处，天龙电脑城上面，一个两开间的办公室。那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过，办事处里一个人都没有。云峰看了看，里间一张老板桌，那肯定是老蒋的了；外间有4、5张办公桌，但是只有两张桌子上有办公用品和电脑。老蒋边招呼云峰坐边说“额上午刚开了个娃，贼你妈这些招来的小娃都是些光拿钱不干活的……你来就好了，公司里来的人我信的过，也放心！”
然后又给云峰乱吹了点广州这边的风土人情，给云峰说了说办事处的日常工作是怎么样的（当然先说的都是台面上的哈）。然后又问云峰有没有手机，云峰说没有，于是老蒋就到里间自己的办公桌里，摸出个那时候流行的假翻盖爱立信，又摸了半天，摸出个充电器，拿出来一起扔给云峰“妈的公司里咋搞的？杀猪的还没猪肉吃。你拿这个先用着，每月话费只要不太过分，随便用！”
6点过的时候，老蒋接了个电话，哼哼哈哈的一阵笑。然后扔给云峰一把钥匙，告诉他宿舍的地址，说已经让人打扫过了，让云峰先自己把行李拿到宿舍去，然后他7点开车过来，晚上有活动。那时候云峰还不知道这个“有活动”到底是啥意思，又不好问，只好先拿了行李下楼。
宿舍与其说是宿舍，妈的还不如说是农民房，其实本来就是农民房。从天龙往南走，穿过繁华的天河路，进入外来人口聚集的好象是另一个世界的石牌小街，直走一段再倒拐就到了。北方城市孩子从小就说东南西北，不说向左向右，方向感极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