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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山是个无能的家伙，他一天总嘟啃着个猪肚子脸，一副哭叽叽的熊样子。他不仅没钱，又不屑想去姚书记家里找零活干，又连个对象还没选中，亲戚朋友里也没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女人，可他也想让组织上给自己压副担子。就三天两头往姚书记家送东酉，品种还说得过去，大多是绿色食品。什么一筐鲜豆角，半盆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半编织袋子黑龙江土豆，两个嫩角瓜等等。有一次抓了几只蛤蟆，老娘也正有病，就说：“玉山哪。给妈切两个土豆一块炖了吧，妈正想吃点有籽的蛤螟。”他想了想，最终摇摇头，“妈，你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就瞅老娘不注意，用布袋提着蛤蟆哭叽叽地来到姚书记家里。“大姐（乡里的很多人，含比于晓梅大很多年岁的男女同志往往都这样称呼她），刚从洞里抠里出来的，满肚子籽，老肥了。”于晓梅就笑吟吟地接过蛤蟆，还照他那黑乎乎的猪肚子脸上捏一把，也没捏笑，只短时间地把肌肉给捏松懈了。一出大门，他可是用力地蹦了两个高儿，还自己对自己做了个鬼脸儿。可那几只蛤蟆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在他进屋二十分钟之前，有人从山里给姚书记捎来半编织袋个个拳头大的黄肚蛤蟆，个个油乎乎的，肚子胀鼓鼓的，于晓梅觉得这几只小蛤蟆和那些放在一起怎么也不伦不类，她又没养成轻易把东西转送给别人的习惯，就偷偷地把那几只蛤蟆放掉了。也许，那几只田蛙现正在繁儿育女，已培育出一代代无数的田蛙儿子孙子了，若让联合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知道，于晓梅或许能获奖呢。后来送的时间长了，就放松了礼品的质量，如豆角，不是蔫叽叽的，就是带老皮的；黄瓜不是软塌塌的，就是半老株黄的水黄瓜；有时别人送的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已装满了专用的大水缸，他偏偏不在哪条小河沟子里抓了十几条带死不活的小鲫鱼、小泥鳅、小老头什么的。气得于晓梅就点着姚书记的鼻子质问：“你们那XX股的王股长还没死么？快给他整个角色儿吧，我实在受不了了。”结果一个星期后，马玉山就当上了xX股的第三副股长的股长助理。听说现在时兴的局长助理，乡长助理什么的都是从杏树乡的股长助理的基础上演义出来的，不然哪来这么多“助理”呢。
最具戏剧性的要属禹臣当副乡长的曲折经历……。
马乡长说得很激动，那顶他长年都舍不得摘下的前进帽子也摘下来扔在茶几上，一会又戴上去，一会又……突然就住了嘴，睁大眼睛从窗玻璃向院子里看着。宁长他们也跟着往院子里看。院子里来了三个人，穿得很破烂，马乡长外甥女将他们拦在门口，他们却执意要进来。其中一个穿着破帆布上衣的背剪着手的矮个子，宁长一眼就认出是柳树村的黄书记，一脸横肉的戴着破草帽子的高个子是治保主任李鸣，李鸣身后那个穿破花布衫的女人就是李鸣的相好。李鸣作着揖，死乞百赖地要进屋里，眼睛滴溜溜地四处逢巡，“求求了，进屋给口饭吧……”可能是窗玻璃的折射作用，他们并没有看见屋子里的人。马乡长就摆摆手，示意宁长他们进里屋先坐，自己就迎出去。
宁长看得很清楚，他们三个见了马乡长先是一愣，随后就一脸尴尬，齐声说：“马乡长……”都低了头。马乡长显出同样的激昂，“黄永富、李鸣，你们也不用跟我装神弄鬼，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我马志纲从来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官，说话办事不避人，不怕人，共产党的天下胡作非为早晚吃不了得兜着走。现在全国反腐败这么紧你们也清楚，自己做好做歹自己最清楚，老百姓最清楚，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都到了这种地步，还甘心做（狗）腿子，跟着瞎嗡嗡，自己着量办吧！”他一摔门就进了屋子。
黄书记、李鸣等在院子里不知所措地站了站，对着屋里说一声：“马乡长，没啥事我们就走了。”就灰溜溜地走出院子。
马乡长在屋子里坐下起来好多次，一顶帽子也戴上摘下好多次，“他们这是侦察我，也不光侦察我……”沉思一会，摆摆手，接着讲自己的故事。
禹臣出生山东，为人耿直、正派，在杏树乡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每当关键时刻，都有人说别急，快了快了，耐心等吧。结果苦苦干了二十多年，好歹在一个当副县长的同学在离任前给他说句话，才由全乡也许是全县最老资格的助理选进了乡党委班子成员。还是个纪检副书记。是个好事不沾边，坏事落不下，有能耐的不想干，没能耐的干不了的得罪人差事。他回头一看，已经四十大几了，和他一起参加工作最次的都熬到了副乡长，再不提任，过两年有人提携也过了年龄。他倒不是非要当官，在乡下没个职务，马上要毕业的孩子都没法安排，又赶上全县乡级班子普遍调整。一狠心，找朋友带亲戚帮助，总算凑了一万元钱。往哪投？这里边很有讲究，投对了一炮打响；投不对丢财丢人，让人当笑话讲。考虑再三，觉得还是投给姚书记把握些！乡一把手，县里要提副职起码要征求他的意见，他要死活不同意，上边硬派下来的也干不长久；他要下决心死拽你，暂时不行也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多了。再说县里他也实在没人，就按当地不成文的规矩，将一万元都甩给了姚书记、姚书记收礼时总是很生气的样子：“你要这样我就生气，就不给你办了！”出门时于晓梅对他交底说：“放心吧，不准成他也不能接；接了也是给别人送去；真不行了也差不了事儿。”
结果一个月后他当了个副乡长助理，而将一个比他小五岁的于全拽上去当了副乡长。理由是禹臣年龄偏大，进党委时间偏短。可于全虽然年龄偏小，连党委还没进呢；说是选举吧，上边圈定的人选也没有他；乡里选举吧，姚书记同意的基本就是定局了……后来听说他和于全都各给姚书记送了一万元，使姚书记在定夺时好长时间拿不准主意，最后发现禹臣的钱一是比较破旧，二是每张票子面额较小，一万元的票子几乎装了半背兜子。而于全的票子张张百元，且都没有拆封。这说明什么？读者一看自明，说明于全的钱冲，而禹臣就后劲不足，再要有个往来用项就不一定拿得出了。所以姚书记最终选择了于全而放弃了禹臣。但副乡长助理也是个职务，再使使劲就是副乡长，还不用县里常委会讨论，乡党委会一通过就算完事，这样钱返不返也两说了，毕竟有了安排呀。所以禹臣老母亲过生日那天，姚书记当众给禹臣点了一千元贺礼，弄得在场人都很眼热，都说姚书记讲究，跟这样的领导干值个儿。禹臣心里一直不平，一是九千元买个“助理”，算什么干部；二是“助理”总不牢靠，说不准哪一下得罪了山神土地一股风给吹下来，九千元就打了水漂儿，既没人“助”，也没人“理”了。
于是在下一次选举前，他把老婆一夏天卖冰果和做小工铮的一千五百元和给老母亲买棺材的一千元钱一把都揣进衣兜里。老婆抱住他的大腿苦苦哀求：“九千元的血汗才买个助理，这些钱扔进去再没个响儿……小贵也马上毕业了，安排工作不得花钱么……”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
母亲也从屋里蹒跚着走出来：“儿呀，当不当官都是前世命定，要真能当官妈就不买棺材也认了。可你媳妇，那是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才挣来的血汗钱，你看这天眼看‘大雪’了，她还穿着黄胶鞋，一双十多元的布棉鞋都舍不得买，整不好可做孽呀！”婆媳俩哭作一团。禹臣眼噙热泪，一字一句：“娘，小贵他妈，你们放心，准行。咱不像于全那样，说当上领导半年就回本了，咱要争口气，凭咱的本事，你儿子，你丈夫，差啥不行！咱也不是官迷，杏树乡的老百姓够苦了，咱要当了官，保证让老百姓过上抬头日子。”一扭身就消失在屋外的黑暗里。他早有打算，他已办了人寿保险，一旦失败，他要果断地走那条路，也要给老娘和老婆孩子留个过河钱。据说他当时已写了遗嘱，谁也没看见，凭他的为人，他的决心，遗嘱本身就能把姚书记送进去！
结果一个月后，禹臣由副乡长助理当上了名正言顺的副乡长，姚书记在向他祝贺时趁没人注意还拍了拍他的肩膀：“真看不出，老禹有‘内秀’啊！”这个“内秀”指的啥，他没有去想，只勉强地笑一下，大有拼死吃河豚的气势。他现在外出考察项目一直没有回来，回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知马乡长这“好手”指的啥）。于全却以干部异地交流为名，给调到外乡当了副乡长。这也许是对他比禹臣少拿一千五百元的回报吧。
马乡长又谈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部新闻和问题，要看细节就得到反贪局去查访了。
五天后宁长他们又返回了杏树乡政府，同时反贪局的一位副局长也随队坐阵来了。马乡长已于宁长他们返乡的前两天就回到乡里上斑，公开表示支持宁长他们的查案工作。接着是乡里的形势越来越明朗化了。多数人很快倒向马乡长一边，有的直接找宁长反映问题，有的公开找姚书记对质，弄得姚书记三天后就住进了卫生院。宁长那惟一的一只右眼也熬得烂桃儿似的，远看像一只红红的警灯。
事情的直接后果是，杏树乡的姚书记和柳树村的黄书记被开除了党籍，案件移送到司法机关后，分别被判处十五年和十二年有期徒刑。案件所涉的其他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值得一提的是禹臣对姚书记的行贿事宁长却没有向上反映，姚长生也没有交待这笔账。当反贪局在向上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