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宽厚，又一丝不苟。如办理一桩结婚登记手续，男女双方总要递过一支握手牌香烟，或捧过一把带喜字的硬糖。老王盈着笑的脸上就要皱出垄沟来，“这是咋了，这是咋了？够年龄，手续全，双方又都愿意，扯这个干啥！留下钱还能买两盒火柴，都是拿身子当地种的勾当，手续不全给座金山也不敢办呢。”最后只将硬糖含上一块，权作对男女青年的祝福了。后来青年人办理登记手续就要送上一包石林烟，一袋糖果或瓜籽啥的，老王就吃惊心跳：“这是咋了，你家里开银行了还是开金矿了，咋这样破费？”青年人却不屑一顾：“一点小小的意思，结婚时还要请你喝喜酒呢。”老王百般不要：“这是咋了，这是咋了！”可青年人将烟、糖往他抽屉里一塞就跑走了。老王的心就要跳上半天。日子久了，每对青年都是这样，像每天早上必须洗脸吃饭一样地习惯、自然。渐渐地老王的心就不再慌乱了，偶而有空着手来办手续的，老王还会感到吃惊：这是咋了？心里也是空落落的。但他绝不让人犯难：只要手续齐全，年龄够格，给不给烟只是一点情感问题。
渐渐地有的小青年对当今的法定婚龄就合不上拍子了。如女方二十，男方二十二岁——还得各是周岁方可登记结婚，这让他们感到时间过于缓慢，日于过于久远，一狠心就来个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或奏已先斩。而计划生育对其关卡把守得又十分严格，什么结婚证，准生证，户日本。要证证俱全并严丝合缝方可怀孕生育，否则将视为非婚生育并罚得一败涂地。于是一些急不可耐的小青年就打起老王的主意，就涎着脸皮让老王高抬贵手，他们好开闸放水！老王别看一包香烟，一包喜糖已司空见惯，在这个大事大非问题上决不手软。就板着一张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老脸说：“先把村介绍信和户口本递给我看看。”要村介绍信是手到擒来的小菜一盘，只要给村会计两盒好烟，供一顿好酒，别说一张介绍信，可像开屁股纸似地随便撕扯。户口本是早已填定的，要改需到乡派出所里通融，那是乡村干部或门子巴巴硬的角色才能办的，一身灰土的老百姓不是异想天开么？而老王又将这道关口死死地把牢，只要稍有差错，就一直金口不开。于是有人就想到了钱，三十，五十，百儿八十地变魔术似地来回倒动，起先老王坚决不允许，并认为这是赎职，是受贿，一辈子清清白白，眼看临近退休了犯点毛病不值个儿。
小青年们却前仆后继，苦战不休，有的甚至论今喻古，百般规劝。日子久了，日子也苦了，老王也见一些领导和别的站所凡有权柄的人都使尽浑身解数，将自己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眼花镜乱，溜溜溜地风转，惟恐有点滴的闲置或浪费，小日子就一个个都过得有滋有味，甜甜润润。而他，作为一个老民政助理，要是不为那个空有虚名的所谓“清白”，也许早干上去了，或者日子也早过得红红火火的了。如今人们为捞钱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有的父子爷们儿都你死我活，寸利不让，朋友哥们儿更是反目相仇，誓不两立，多少领导干部在台上说得天花乱坠，慷慨激昂，一下台寸金必夺，寸利必争，他还“死看死守”地为哪般呢？于是就胆胆怯怯地收一点儿，但心很怯，手很软，如人家给五十元，他只收二十元，还要紧鼻子紧眼地说啥：“权当我买包烟抽了，只你这一件，只你、我两个人知道，对外跟你老太爷也不能说，要么丢死人——你我都完了。”
渐渐地觉得也不算啥事，别人都这样干，我老王咋了？脑袋上长包了还是让大头鞋端了？为稳妥起见，有一次还到邻乡管民政的同行那里观摩观摩，探讨探讨，见也都大同小异，表面上都说得白白清清，叮看看家里的摆设就一目了然了，没外块哪来恁大的房子，恁多的高档家具？就你能干，别人都躺在炕上睡大觉，蹲在门口喝西北风？于是就胆子壮起来。你给，我就推推让让地收下来，不给我也不强求索要。后来连推让也不推让，你给，我就一声不响地揣进兜里。再后来，凡不到法定登记年龄的来求情登记结婚的，低于五十元的就啥也不给办了。况且现在不到法定年龄非法结婚的民政部门又有明文规定，罚款两千到五千元不等。他就私下将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又非要办理登记手续的收费底线，由过去的五十元上升到五百元，否则是没人冒这个风险的。渐渐就成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凡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又非要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凑足五百元的好处费也不来找老王办手续了，来办手续（非法）的不拿到五百元的老王连鼻子也不哼一哼了。渐渐的老王已不满足于仅仅就非法结婚方面的服务了，就是够法定结婚年龄的，不多少“意思”“意思”，也轻易不给办理登记手续了。如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和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不够吻合（一些农民常常将出生日期的公历和农历相互混肴颠倒），或村里戳子盖得不够清晰，这些都是不能办理登记手续的理由。如果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就说要马上下村处理早婚罚款，今天没时间，改日再来吧。有明白的就拿个三十元二十元的“意思”“意思”，起码图个顺当吉利。老王才滞滞扭扭地给你办理登记手续，还说也就是你吧，换了别人给五百元也不好使呢。这样一来，有一毛不拔又已看好了结婚日子的往往就错过了登记时间，有的甚至认为反正男女双方都达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一你不愿给办，我还不办了呢！这就出现了够法定结婚年龄又没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生了孩子的家庭，而计划生育部门又将这种生育视为计划外生育，非要罚款不可。就形成了矛盾，便打官司告状，最后就牵扯到了老王。这就是宁长受理的另一件索贿案件。
当宁长和他的助手王祥坐在红柳乡民政助理办公室的沙发上时，老王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也一动没动。他不像杨晓宇那样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熊样子，他像傻子似地闷不作声，间或用一根细细的竹签一下下地抠着自己那厚厚的指甲，脸由白变青，由青变紫，像电影里不断变换的镜头。
当王祥又按部就班地问着姓名、年龄，籍贯，职务时，他竟像一个刚会发音的孩子，一字一字地向外吐着。给人的感觉这声音好像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而是从鼻子里憋出来的或肚子里闪出来的。当宁长问他是否有索贿行为时，他苦着脸，一声不吭，又一下下地抠着指甲，有几处已冒出了血丝，仍在专心抠挖，好像那并不是自己的指甲，而是在修理一件十分喜爱的饰物，脸上就像给闪光灯晃过的一样，不时地变换着青、红、白、紫等各种颜色。
突然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腿和手都爽爽地抖着。然后拿手去身上摸索了三次，才从衣兜里摸索出一张两元钱的票子。他用力地拍了两下脑袋，就重新回到办公桌前翻找，到底找出一盒红塔山香烟。再蹒跚地走到宁长他们跟前，哆嗦着一人递给一支。当他们都说不吸时，自己就莫名其妙地点上一支，慢慢地吸起来，他以前是从不吸烟的。有人从此得出结论：抽烟一半是闷着学会的，一半是闲着学会的，还有的一半（不知这一半应该加到前边的哪个一半才合适些）是着急上火学会的，老王的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学会的。
等人家再追问他索贿行为，他就一声接一声地叹气。直到宁长他们终止对老王的第一次谈话，他仍是一声接一声地喘着粗气，好像这是一种特长或爱好，只有这样心里才舒服，才好受呢。
下午第二次谈话一开始，宁长发现老王的嘴唇三角区鼓起一个红疙瘩。当他挠过两次之后，脸色就发白发灰，身上冷得直打哆嗦。宁长赶紧叫乡里派人送老王上医院去看病。
第二天就传出老王生疔，发高烧的消息，又传他可能是血液感染，也许是败血病云云。
半个月后，宁长他们第二次来到红柳乡调查民政助理老王索贿案时，听说他已出院，正在家里休息。宁长他们不好马上就去，两个人便在乡道上慢慢地溜达，思考着该案的进展和应对办法。突然迎面走过来老少五口人，为首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走到宁长跟前扑通一声将双腿跪下来，另两名年轻女子和两个孩子也齐刷刷跪在路旁。两个人正莫名其妙，那老年妇女就一边流泪一边说道：“老王罪该万死，念他为党工作多年，一时糊涂，放他一马。我们这一家老小还靠他支撑门面，抬抬手吧……”说着递过一包钱和几页写满字的稿纸，“这里有老王的检讨，有他受人好处的钱财。这两个一个是我的姑娘，一个是我的儿媳，那两个是我孙子和外孙子。他一出事，我们全家都跟着抬不起头，没脸见人，看在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抬抬手……”接着就痛哭不止，年轻女人及两个孩子也跟着低低地啜泣，一时间大路上悲声一片，场景十分凄凉。宁长也心里酸酸的，他最后说：“你们要好好劝劝老王，一不要上火，二要认清自己问题的性质，积极和我们配合，我们会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老王的表现，适当处理的。”老妇人就带着一家三代五口人再三磕头致谢，才缓缓离去。
案件的最终结果是，对老王留党察看一年，行政记大过处分，工资降一级，调离民政助理岗位。
此后老王见人就说，共产党的天下，挣钱要凭力气和本事，脏事不能做，赃钱不能花，花赃钱睡凉炕，早晚是病。两年后乡党委又安排老王做了民政助理工作，直至退休。工作好坏不说，光锦旗就收了十几面，表扬信贴了一墙，有人就开玩笑说，老王迷途知返，晚年保平安，光这些锦旗，退休后做衣服都不用买布了。
农村的“花花”案子多，孙村长就比较典型。
孙村长叫孙闯，原本也是个好人家的子弟。从小念书曾是五好学生，班级学习委员，老师曾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