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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维听吴永刚说完了他1972年离开中国大陆以后所经历的一连串故事，很感慨地说：
“吴先生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可以写一部小说，编一部电影了。目前世界上最可怕事情、危害性最大的祸根，莫过于现代迷信。在我们佛教国家，尤其是从我这个佛教徒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儿来，您一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很可笑。其实我这里说的迷信，是广义的，凡是一切违反科学而又偏执地追求的信念，都属于这一范畴。个人迷信当然也在此范畴之内。劝人为善的佛教，其因果报应的学说，当然是被你们视为迷信的，但是相对而言，这个古代迷信绝不如现代迷信的危害性大。你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近四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作为邻国的朋友，有些问题也许比你们本国人看得更清楚些。可以这样说：中国大陆一切正确的改革与成就，都是在科学的规律下办成功的；而一切错误的决策，都是在反科学的、主要是现代迷信的干扰下造成的。中国不是一个缺人才的国家，而是一个不用人才的国家。不是‘不拘一格用人才’，而是‘只论阶级用人才’。这种从阶级偏见出发而造成的杀人不见血的现代迷信，使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时代少则二十年，多则五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懦弱，总是扮演任人宰割、任人摆布的角色。我佩服吴先生的地方，在于阁下不屈服于现代迷信，敢于拼死一搏。中国大陆当局现在走了回头路，证明吴先生当年的决策和观点都是正确的。如果中国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吴先生这样的胆识，中国大陆也许就会少耽误几十年工夫，少浪费几十年宝贵的光阴，经济和文化，至少可以发展得比目前更好一些吧。”
吴永刚苦笑一声：
“我总认为：古往今来，打天下是军人的事情，治天下是文人的事情。当然，历代并不乏‘出将入相’的政治家兼军事家，但那总是少数，是人类中的精英，绝不是每一个相爷都可以当元帅指挥将军们去作战，更不是每一个将军都可以入阁当丞相日理万机的。打天下的人可以没有文化，可以凭手中的枪杆子去争夺城池和政权；但是治天下的人不能没有文化，不能凭手中的枪杆子去强迫人民拥护、以暴力获取民心，更不可能用枪杆子去取得经济、文化的发展。把基层政权交给雇农出身的杨百了那些人手中，把中央政权交给妓女出身的江青那些人手中，而把千千万万有文化、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划到了资产阶级那一面，视为敌人，这个国家，是绝对搞不好的。幸亏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开始扭转这种错误的概念和决策，把出卖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划到工人阶级里面来，如今方才有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这些事儿，现在都不用提它了。您作为清迈府府尹的副手，又是专门从事反毒工作的，对泰缅边境的情况一定很熟悉。请问，神秘的‘金三角’地区，外面的传说纷纭，我虽然在那里面住过半年多，却因为走的地方太少，时间也太短，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更不知道近来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在现在这样的时候再次进入‘金三角’，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或阻碍吧？”
“关于神秘的‘金三角’，近几十年来出版的书刊报纸上，介绍它的文章，至少也有一千多万字了吧？但是真正知道内情和详情的人并不是很多。政府官员的进剿报告、毒枭们事后写的回忆录，都带有片面性；记者的采访，更像蜻蜓点水，有的还带有主观臆测甚至编造的成分。我虽然也是政府官员，而且不是本地人，不过我是专管这一摊儿的，正面反面的文章我都要看，所以相比之下，到好像能够比别人更客观一些。吴先生既然需要了解这方面的‘行情’，在下敢不尽我所知，倾心相告？……”
泰北和缅东北的所谓“金三角地区”，不是从从五十年代以后才有的。早在几百年前，因为这一带出产金子和玉石，所以一直有“金三角”这样的美名。五十年代以后被毒枭们占据着，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地，在‘金三角’的前面加上了‘黑色’二字，美名可就不怎么美了。
外界都传说“黑色金三角”是李弥来到这里以后，才强迫居民种植罂粟，他们贩卖鸦片，以毒养军，才逐渐发展、逐渐形成的。其实事物的发生、发展、消亡，都有其主客观条件和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的。
十六世纪以来的三百年间，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是英属印度，由英国人开的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各国销售，主要市场是中国。当时中国的官商军民几乎人人吸鸦片。而贩卖鸦片的英国人自己并不吸鸦片。在中国，曾经为此而爆发了赫赫有名的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但是中国的禁烟运动并没有成功，只是从进口国变成自产国而已。十九世纪以后，中国取代印度，成了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中国的鸦片生产鼎盛时期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那时候军阀割据，西南、西北和华南的军阀们都以产销鸦片作为敛财的手段。资料表明，1937年中国共种有罂粟八千万亩，鸦片年产量约六万吨，是当时金三角地区鸦片总产量的两千倍，是除中国以外世界各国鸦片产量总和的十几倍。所以当时的中国拥有三个“世界之最”：罂粟种植面积最广，鸦片产量最大，吸毒人数最多。
再说，金三角地区，长期以来，也不是毒枭们一家的天下，还有土匪、民族军、共产党的武装等等在里面掺和，情况相当复杂。再比如，外界传言金三角地区如今有中国难民好几百万人。尽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数字是扩大化了的，但若告诉他国民党的败兵当时从云南溃逃过来的残余部队不过两三千人，他会相信么？
事实的确如此。1950年1 月，国民党的第八兵团在云南蒙自打了大败仗，六万人马的兵力在元江东岸被解放军两个师一鼓歼灭，兵团副司令汤尧和军长曹天戈被俘。2 月间，第八军第七○九团的几千败兵向西南方向溃退。他们在团长李国辉的带领之下，渡过了红河的上游元江，沿着公路线经江城、勐仓往中缅边境逃亡。
当时的形势是：沿途都是穷山恶水，人烟稀少，无法就地隐蔽，而背后又有解放军穷追不舍，能不能逃脱，完全决定于行军的速度。但是他的部队中还有不少拖儿带女的家属，要求这些妇女儿童与解放军的铁脚板、飞毛腿比速度，是不现实的。因此惟一可以脱逃的路线，就是越过中缅边界，暂时进入缅北地区。当时缅甸独立刚两年，政府军还没有到达缅北，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绝不会追出国界之外。因此缅北地区，就成了他们的绝对安全地区了。李国辉到达滇南的中缅边境，听遗留在路边的伤兵说：由副团长谭忠率领的二七八团，就是越过了国界往南走的。还说他们的计划是：只要到了缅北，就可以绕道泰国，到海南岛去与国军大部队汇合。
于是他们决定走谭忠的路，连夜行动，举着火把，越过了界河，进入了缅北的一个寨子小孟捧。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三点：
第一，他们只知道二七八团越过了中缅边境，却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越境的。
第二，谁也没有想到过了界河以后往南的路会这样难走。实际情况是，他们手上根本就没有缅北的军事地图，只是根据指南针往南瞎闯，结果进入了无人区，所走的根本就不是路，而是先锋部队用砍刀砍出来的路。因此一路上遭遇毒蛇猛兽和瘴气疾病的侵袭，人员伤亡比作战还大。特别是通过布满蚂蟥的沼泽地带，部队几乎就是踏着自己人的尸体通过的。加上许多官兵是云南人，不愿意离开家乡到他乡外国去流浪，只打算逃进深山里先藏起来，等部队走了以后再潜回国内去，减员更加迅速。因此这支原本也许有两千多人的溃军，到达小孟捧的时候，只剩下不到一千人了。
第三，大山中根本就没有村寨，偶尔经过一个土人的寨子，就受到强烈的抵抗，既不借路，更不借粮，不得不用最现代化的新式武器去对付原始的作战武器刀枪弓箭，而且土人十分顽强，往往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还在抵抗。因此实际上都是杀光了寨子里的人方才通过、方才得到粮食的。
李国辉的七○九团终于在一个叫做小孟捧的寨子与谭忠的二七八团汇合。两支残军的主要军官经过开会，决定把两个团合并为“中华民国复兴部队总指挥部”，由李国辉任总指挥，谭忠任副总指挥。不算家属，全军共有官兵一千六百多人。
两个团合并以后，物资集中使用，好不容易把两部损坏了的无线电台凑成了一部，终于与台湾当局联系上。但是请示行止的结果，没想到蒋介石下的命令居然是“出路问题由你部自行解决”十一个大字。
这等于蒋介石不管这支部队了。连家属两千多人要吃要穿，给养和军火得不到补充，不要说通过泰国到海南去是做梦，过不了多久，这支部队用不着别人来打，很快就会自然消亡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参谋长钱运周不但给部队带来了一线生机，而且给金三角地区的贩毒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一百多年前，还是英国人在印度强迫居民大量种植罂粟、向中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大量输出鸦片的时候，缅北和泰北就开始种植罂粟了。一百多年来，缅北的鸦片都由土司、头人经营，组织马帮运出山区。出手以后，再购买大量粮食、百货运进山区，谋取利润。
可是经营这种买卖是十分困难甚至非常危险的。因为缅北主要是掸族、克钦族和佧佤族聚居区，掸族与傣族、泰族同宗，克钦与景颇族同宗，佧佤与佤族同宗，此外还有许多人数比较少的小支民族。这些民族大都是从中国境内迁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