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皮带不够，再加一条；这个人打累了，换一个继续打。一定要我承认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彪。我问要我承认什么？他们又谁都不敢重复，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不承认，他们就继续打。没多久，就把我打晕了过去了。一盆凉水，又把我泼醒过来。
这样的斗争会开了三次。我豁开去被打死，也不承认说过这样的话。到今天我还奇怪，像我这样弱的体质，怎么居然能熬了过来不被打死？胡指导员见我不承认，也没了办法，只好把我送到县法院处理，先关进监狱里。到了县里，事情倒好办了些。任凭审判员怎么拍桌子，我只有一句话：与小菁谈恋爱是真，没跟她说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父亲得到了解放，她要与我划清界线，故意编造出来的。
法院终究是法院，听我这样招供，他们就要传小菁到庭与我对质。小菁被传进城的前一天晚上，胡指导员找小菁谈话，软硬兼施，连哄带唬的，拼命给她打气，还留她在他那里过的夜。小菁悔恨交加，从胡指导员那里回来，趁人不备，走进树林子里，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
这一来，倒真的成了死无对证的案子了。我在县监狱里被关了三个多月，终于因为没有口供又没有证人而被开释。
我回到知青点以后，才知道小菁自杀的消息，并从她的同室女友处拿到了她留给我的遗书。信中说：她很对不起我，因此只能以死表示忏悔，并希望以她的死来换取我的生。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一步，再说这些话，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无法继续在知青点生活下去。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狠下决心，偷渡中缅边境，逃了出来的。我到达曼谷，按照舅舅寄给我的那张宣传品，终于找到了舅舅的联营饭店经理贡叻先生，这才到香港定居下来的。
吴永刚讲完了他在大陆的悲惨遭遇，努丹头一个嚷了起来：
“还说中国大陆的文化怎么发达怎么伟大呢，原来是这样愚蠢野蛮落后哇！这样的根，我还寻它做什么？”
“我说的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吴永刚赶紧补充说明。“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进步的一派已经大部分被打倒，反动的一派已经变质，政权落到了江青之类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手里。是这些真正的‘黑帮’在统治着中国，在迫害革命元老和进步的群众。那年月，连国家主席和元帅元老们们都被这个妓女出身的妖婆迫害致死呢，我受的这点儿罪，还算罪么？我说过，世界上的事物，是在不断地运动、不断地变化的。中国共产党既然曾经被反动封建势力夺了权变成了封建黑帮，也就有革命派和觉醒了的人能够从封建黑帮的手中再把权夺回来。今天，江青之类的封建反动黑帮已经被党内的先进分子和觉醒了的革命群众所打倒，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胡耀邦在领导了。这个人，特别值得大家佩服。他本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可以说是毛主席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党内那么多人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以致把党中央变成一言堂；他却对毛泽东不迷信，该批判的批判，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特别是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彻底地加以否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党风，把中国共产党从封建落后的泥坑中拯救出来，恢复他革命的本质。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确有一批地痞流氓入了党篡了权，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流毒至今。现在大陆社会的治安状况不太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盗窃集团、抢劫集团、贩卖儿童妇女集团、走私集团、贩毒集团、卖淫集团等等，都出现了。这些集团，实质上都是‘文革’期间‘革命造反派’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无政府主义流毒所影响所造成的。说他们的总根源就在江青身上，是江青之类培养、扶植起来的，绝不为过。不过今天的中国政府有信心有决心把这些黑社会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走弯路、走错路都是难免的，关键在于是否敢正视，肯改正。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有机会，你更应该好好儿去考察一番呢！”
“吴先生亲身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受过大苦，体会当然很深刻。”昭维把话接过去说。“其实，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危害，不但使中国的历史发展倒退了几十年，在东南亚的流毒，也使许多和平居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远的不说，1970年3 月，柬埔寨的朗诺集团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不在国内，发动了武装政变。苏联领导人得知这一消息，却封锁了不发表，直到西哈努克上飞机飞赴中国之前的几分钟，柯西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为的是苏联政府可以避免承担柬埔寨流亡政府住在苏联，要负担庞大的开支。结果这笔开支落到了中国人民头上。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养活了柬埔寨流亡政府的大批官员，一方面又培养了像布尔布特这样的杀人魔王。布尔布特在中国留学，完全学会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左’最凶最残酷的斗争形式，在柬埔寨所进行的‘革命’，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要凶残万分。要说中国共产党被江青、康生篡权之后曾经蜕化变质，那布尔布特领导的共产党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帮黑社会的封建残余。他们完全不顾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前提之下，也学中国大陆的‘穷共产’，左到连货币都取消，人民生活、生产完全‘集体化’，吃大锅饭，阶级斗争搞得比中国大陆还厉害。凡是开过小店铺的小业主，都算资产阶级，一律没收全部财产，全家遣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那一段时间，柬埔寨有多少人死于沟壑，又有多少人逃亡国外呀！泰柬边境一带，到处都是一无所有的柬埔寨难民，扶老携幼，一路上靠乞讨活命。您不妨到曼谷的红灯区去看一看，有多少柬埔寨姑娘，不是在那个时候流亡到泰国来的呀！我不是研究政治的，不懂得太多的政治理论，不过也曾经听说过共产主义是为多数人谋福利的，共产党人是只有在彻底解放了全人类以后，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的。如果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多数人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这样的‘革命’，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也肯定不可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这不是，布尔布特政权终于成了昙花一现的短命政权，柬埔寨的老百姓，最终还是拥护佛教徒的西哈努克嘛。”
“是啊。”吴永刚很感慨地接着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所必然要爆发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遗憾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偏偏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俄国，而中国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两个国家中的人，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内，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还十分浓厚。有许多做法，尽管标榜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其实质却是封建主义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看就是封建主义加法西斯主义所产的畸形儿。这些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带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失也就越大。……”
说到这里，坐在昭维左侧的一个中年男子接口说：
“你们中国，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执政党，国家是统一的，有几百万强大的军队，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总算在最最紧急的节骨眼儿上来一个急刹车，终止了运动，挽救了国家人民，也挽救了政党。吴先生既然是从云南逃出来的，云南的国境线紧挨着缅甸，是不是听说过还没有取得执政党地位的缅甸共产党也学习中国的做法，在他们的根据地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导致整个根据地、整个政党都覆灭的故事？”
吴永刚苦笑一声说：
“1950年以后，从云南偷越国境到缅甸、泰国、老挝的人很多，有说好几万的，也有说好几十万的。这些人，有的是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人，在中国大陆无法生活下去才不得不冒死外逃的，我当然属于冒死外逃的那一类。有的人是受到当时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思潮的鼓动，到缅甸、老挝这些国家去参加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去与政府军作战，去参与‘解放全人类运动’的。这些人当然都是干部或者工人子弟。当时的知青虽然读书不多，也无书可读，不过却奇怪地流传着许多手抄本。大都是小说，甚至是黄色的小说。但其中也有一本叫做《格瓦纳①日记》的，被许多人传抄或者印成油印本流传。这是一本颇具煽动力的书，鼓动青年学生参与游击战，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求得全人类的解放，最终求得自己的解放。插队知青中，有许多人在当红卫兵期间就是叱吒风云的‘小闯将’，自称革命立场坚定，还自以为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指挥作战才能，有的还曾经在打砸抢和武斗中大显身手过。曾几何时，他们的威风没有了，却被打发到边疆来‘修理地球’，精神状态本来就很不平衡。他们完全相信只要让他参与革命，就一定能够成长为革命领袖。只可惜，刚当了几天红卫兵，还没真正上战场打仗呢，就偃旗息鼓了。因此他们对格瓦纳所说的话特别听得进去。再加上边境对面就是缅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根据地，于是就成群结队地越过边界投奔缅共了。只是缅共打了几年游击战，没成什么气候，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连政党也消失了。那些梦想当革命领袖的知青没有当上将军，有的流落在他乡，有的连命也搭上了。我离开云南以后，没再听说他们的消息。听您刚才所说，似乎缅共的灭亡，也是因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所致。如果您知道一些缅共之所以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