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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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 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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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是一对孤零的母女。

对于张凯来说,这样的故事听得太多了,他有点麻木。张凯最盼望每天两次“开彩”的时间,他的三轮人力车生意最好,准能多赚三五十元。一家足浴店的老板告诉记者,他的生意是越做越火红了,“中彩的出来庆祝,没中的出来洗洗晦气”。一次,一个村民中了两万元。那天晚上,狂喜的村民请几十个朋友大肆消费,每个小姐的手都洗出了血泡。

“桃花彩选比桃花汛厉害。”一位农村信用社的主任深有体会,“桃花汛的冲击是有形的,损失可以算出来,桃花彩选的损失是无形的。”让主任着急的是,去年这个农信社的存款为6600万元,按往年规律,农民存款年递增80到100万元左右,但这今年的存款增长是停滞的。让他更加头疼的是,他不得不考虑大幅度削减对农民的贷款,因为不能确定农民是否会提着贷款去买“桃花彩选”。主任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放贷、收贷都是提心吊胆的。”

“桃花彩选”为何在闽西地区如此盛行?

“很多人把桃花彩选当成了致富手段。”主任分析,在农村,除了扩大农业再生产,农民几乎没有其他投资渠道。股票看不懂,做生意又没有本钱,“桃花彩选”的适时出现,一定程度满足了农民的投资需求。

“你看看山上抛荒的地,”村干部陶太宽愤怒地说,“都疯了,桃也不种了,猪也不养了,就指望买筹码翻身。”“喂猪养牲永受穷,不如彩选来翻身。”这是桃源师专退休干部方礼金说的一句话。在桃源市,用退休工资买筹码并非只有方礼金一个。

对此,将尖刀式头发染成红色的陶火旺深有感触,他自己就是个彩民,桃树也不种了,他的父母不但没有劝阻他,反而加入了桃花彩选的行列,“我们就这么点娱乐了。”陶火旺说。

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机关干部说,“桃花彩选”事实上成了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农村为数不多的“娱乐节目”。“桃花彩选”的庄家、彩民们在共同构建一种文化——他们通过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私印小报等渠道,传播各种关于“桃花彩选”的信息与“玄机”。所有这一切都在维系一个惊人的谎言:只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就能悟到“玄机”,打开财富的大门。

对于如何治理“桃花彩选”,这位赋有正义感的干部建议,“一定要下大决心,像对待黄色网吧那样,坚决关掉陶氏祖祠的桃花彩选。”

后一件事是桃汛跟我说的:

我晓得,你让我学着做航船,就是为桃花彩选拓展业务的意思。

由于天天泡发廊,鞋匠睡眠不足的脸像瘟鸡,拖鞋趿拉、东张西望的鸟劲头像一条落水狗。世界上的人有两种,一种人表面风光内心痛苦,一种人表面窝囊内心快乐,我妹妹花季属于前一种,鞋匠就是后一种了。看鞋匠一副背时相,不知情的人担心他想自杀,甚至担心他单薄的身子被狂风卷走。其实,现在的鞋匠幸福得想放声歌唱,假如会唱的话。鞋匠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家里的钱怎么办,二是哪一家发廊来了新人。有一首歌特别对鞋匠的胃口,在闸口巷听一个江西妹唱了几遍,也能哼个八九不离十。

鞋匠五音不全,也忘了歌名,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歌词写得好,“有钱当老大,没钱难过活”多好?“烦恼太多,未来太远,何不跟我一起潇洒游戏人间”多好?鞋匠就这么哼着唱着,全然不顾我跟在后面。鞋匠的歌声突然停了,一堆杂石烂泥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桃花街被封闭了,一群惠安石匠有的搭建脚手架,有的抬巨大的石块往上砌。一个工头模样的人一边挂手机一边走路,说“再见”时正好站在鞋匠前面。鞋匠不想弄脏真皮拖鞋,在工头转身要走的时候揪住了他。

第六章:破灭(9)

鞋匠问,“你们干嘛,这是?”

工头眯眼打量半天,判断不了我们的身份,说话就不冷不热了。“桃花仙子啊,没听说?”

“不是说搞雕塑吗?”我纳闷了。

“五六米高怎么雕?一块一块雕好砌上去啦。”

“噢,是这样。”鞋匠背过手,翘起脚指头,“你们会雕塑桃花仙子,玩过桃花彩选吗?”

工头不吱声,拍拍袖管上的石粉,等这个身份不明的小男人说下去。“桃源,不,华东地区最古老的游戏。三十七门开一门,买一中三十,跟彩票有点像。陶氏祖祠每天开彩两次,很多外地人发了财舍不得走,都在桃源购新房、养靓妞。别小瞧桃源鸟不拉屎,要说赚钱容易,花钱有味,这天底下还数桃源。怎么样,要不要领着弟兄们跟我去耍一把,乐一乐?”

工头没有答话,而是自顾自的一颦一笑,“三十七门?怪不得要三十七个石桃花岗岩雕塑。”

有人喊话,工头应声跑去,吹响了哨子。我远远看到,两辆加长卡车和一辆吊车正在沿街吊装吃饭桌一样大的石桃雕塑,引来无数闲人驻足观望。

鞋匠还在等工头,说什么“就算他是一只树上的鸟,我也要把他叫下来。”我可没有耐心,上了观桃阁,看看花季在干嘛。

来文化馆兑奖的人一天比一天少,陈馆长重操旧业,回到一伙老哥儿们的怀抱,隔天差五的宰狗烹肉。此时,喝了两碗涮酒的陈馆长仰靠在藤椅上打鼾,嘴角的口水橡皮筋那样伸缩有致。花季闲得无聊,除了读报纸就是看街景,见我上来,花季示意我别出声。我靠在她身后俯瞰桃花街,发现鞋匠站的位置凑巧正对文化馆,他与工头的对话尽收眼底。花季一直看不起鞋匠,她是这样描述鞋匠的:

“一张轮廓模糊、神态萎靡的小脸,皮肤失血苍白,目光狡黠游移不定,若不是自己的亲姐夫,补鞋都不配。”

工头走了,鞋匠傻在原地挖鼻屎,挖出一坨,凑上拇指捻来搓去。这个动作令我差点吐出来,真是,这种男人即使穿金戴银也是狗改不了吃屎,怪不得花季看不起他。花季转过身,抓起还剩半杯水的一次性纸杯,准备砸向该死的鞋匠。

“花季。花季。”

听到喊声,花季的身体僵在投掷姿势,转身一看,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花季尴尬地笑了,赶紧介绍,“这是我姐姐,这是我们师专的翁处长。”

其实花季是不用尴尬的,我认识这个翁处长,以前经常到我们家来找花季,对花季有一点儿那个意思的。他近视到一种程度,眼镜的镜片不像镜片,反而像两个倒扣的玻璃瓯子,戴上眼镜看三米,摘下眼镜三厘米。这个桃源师专的活宝,树上掉叶子也怕砸破脑袋,传说他在公共澡堂穿短裤、睡在床上戴校徽、过河捧着卵子。我多次听花季笑谈这些传说,我认为第一个传说是实际、第二个传说是笑话、第三个传说是挖苦,说明翁处长的为人是何等谨小慎微。

翁处长左手扶眼镜,右手拎一圈冬瓜,把花季全身上下盯了个遍,欣喜地说,“真是你呀花季。”

我有点儿纳闷,“翁处长,冬瓜怎么拎到文化馆来啦?”

“菜场转三圈,买个冬瓜圈。”翁处长感叹,“每天买菜,都是从菜市场中间插进去,走到底,然后向右转个弯出来,眼睛不能向左看。”

花季一边冲茶杯一边说,“为什么?”

翁处长放下冬瓜圈坐好,“左边卖水产品啊,黄鱼、甲鱼、蝤蠓,都是几十块、上百块一斤,哪一样我们教书匠买得起呀?”

说到教书匠,花季奇怪了,“处长今天没戴校徽?”

这下轮到翁处长尴尬了,他摘下玻璃瓯子,撩起衣角擦拭。“不敢戴啊花季,你不懂,见到校徽,连卖鸡蛋的老太太都不跟你还价。”

花季说,“喝水还是喝茶?”

“白开水就好了。花季啊,我们师专在编不在岗的人员太多了,干什么去啦,还不是标桃花会、买桃花彩选。有的老师每周要上二十几节,课照样排不过来。我们是高校,不是幼儿园,哪有这么排课的?学校研究来研究去,决定做个了断,不论是停薪留职,还是请假、借用,一律回校上班,不回来的以自动离职论处。”

第六章:破灭(10)

该说的都说了,翁处长吁出一口长气,托起玻璃瓯子观察花季的反应。花季不表态,用同样的眼光盯住翁处长。翁处长的心里一下就毛了:

“这可不是我的意思花季,是学校布置的任务。”

花季终于憋不住了,哗的一声暴笑出来。“你紧张什么,我早就想回去教书了。”花季平缓一下喘息,抹去眼角笑出来的点点泪花,“不过,可不是我自己要借用来文化馆的,你回忆回忆,当时是文化旅游局向师专要人的,现在呢,也应该由师专向文化旅游局要人。对不对啊翁处长?”

花季的暴笑惊醒了梦中人,陈馆长歪过头,轮一圈惺忪的睡眼,正准备重返梦乡的时候,电话铃突兀地响起。陈馆长懒洋洋地“喂”一声,随即像听到命令的士兵那样,挺直腰杆正襟危坐,嘴里“是”个不停。陈馆长捂紧话筒,对花季说:

“范书记的电话,找你的。”

花季故意摁了免提键,搁回话筒,这样,在场的四个人都将她和三把火的对话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三把火在电话那头说:

“我有个同学在北大中文系当教授,花季呀,你要不要考北大研究生?如果有意向,我同学会援手相助的。”

花季说:“研究生有什么用?文盲更发财。”

隔了一会儿,三把火说:“我年底可能要去中央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学习,在北京不是可以经常见面吗?”

花季先“哼”了一声,然后说:“北京有什么好,人看人累死人。”又说,“既然转不了行,我哪里都不去,要死也死在桃源。”

三把火那边又没声音了,老半天才说,“你也该配部手机了,实在不方便。”

“我不要那玩意,烦。”花季这完这句话就关了免提键。

三把火说的通话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旁听的,翁处长和陈馆长听得气都喘不过来,花季这哪里是跟市委书记说话的口气,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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