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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常常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会出演那幕历史悲剧呢？我要的当然不是中央文件和历史评论家、党史编撰者所作的答案。可是，我答不出来。我简直就闹不明白自己中了什么邪了。白皪，你也问过自己吗？我想你一定会问过。是吗？啊？”
是。我问过我自己。试想，谁人走路跌了跤不低下头看看，找出摔倒的原因。在那段日子里，我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紧跟伟大领袖，一步一个脚印。如果说我有错，就是跟错了人，而走上了错误路线；如果说我有错，就是过于天真、幼稚，不辨真伪、是非；如果说我有错，就是还不够宽容，容不下黑大汉肖勇那种恶人，我就是想要他死，我宁肯去偿命；如果说我有错，还有对理想和信仰的求索太执着、太认真和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如果我稍微放任一下自己，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一样回家“自己闹革命”，不去守那个该死的倒霉的狗屁“据点”，我还会有罪吗？我还能被关入牢笼吗？所以实际上这些原本高贵的品质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竟然是我走向自己反面的重要因素。不信吗？你可以从另方面来看看：很多“逍遥派”不是因为看清了“浩劫”的实质，才不关心、不参与的，只不过是感觉没意思，又无人来管束，就放任自流了。结果呢？运动结束后，人家成了“一贯正确”。这些是不是也可以算作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论的范例？这个世界实在是多彩，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一切皆有可能！
“当年我实在是……我怎么那么傻，那么痴？如果人生能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可惜，人生是没有如果的，人生也不可能再来一次。”
“白皪，人生原是一场梦。美梦也好，恶梦也罢，醒来都是一场空。等到进了火葬场，辉煌的也好，渺小的也好，高贵的也罢、卑微的也罢，大家一样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你看我，啊，白皪，我想我们应该把一切都看透、看白……”
唉，其实，我也不是不想看透，不想看开，可是……五年来，我用工作和学习充满我整个生活、整个脑海，其实确有借以强迫自己淡忘过去的原因。我还以为自己已然淡漠了那段经历，谁知一旦那根纤细的神经被刺激，它还是那么敏感，那么亢奋。这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烙印太深难以平复，也许……唉，一度烧伤是不留疤痕的，三度烧伤就无一不留疤痕了。即使经过最好的整型医生做多少次手术，终究恢复不了原来模样了！
“白皪，你睡了？”
我闭目未答。
“唉——”
林书梅这幽幽的一叹，仿佛包含着千言万语。我在心底暗暗叹息：别听她说她有多潇洒，也别听她劝别人如何得解脱，其实她也许不比我好到哪里去，你就看她那张比实际年龄老十多岁的脸和那双黯淡的眸子吧。人呵，大多数首先是为别人而活着，或者活给别人看，其次才是为自己活着。唉，不然又怎么样呢？你对人家说你胸中有多少烦恼、哀怨，谁能理解？即使有人理解，于事又何补呢？你对人家讲你心里有多么悲伤、多么痛苦，谁能替你分担？即使有人想替你分担，但是悲伤、痛苦都是心灵上的感受，别人是无法分担的。一些称得上是“大家”或“大师”的人说：人是社会动物，是最怕孤独的。而生活中的人又是最孤独的，每一个人都是很孤独的。不是吗？哪一个人心底没有隐私？哪一个人心灵深处没有无法与人分享的东西，没有他人分担不了的感受？人呵，你既怕孤独，为什么又甘于孤独？不，不是甘于，而是无可奈何！人呵……。我猛然忆起成仿吾那篇《江南的春讯》：
一个人生在世间，本来只是孤孤单单地走各自的路；纵然眼见有许多人
同自己在一起，好像是自己的同伴，然而仔细看起来，自己与别人的中间实
有一个无限大的空域。一个人就好像物质构造上的一个分子，只让自己微弱
的躯体在自己孤寂的世界之内盘旋，永远不能跑出去一步。一个人只要复归
到了自己，便没有不痛切地感到这种“孤独感”的，实在也只有这种感觉是
人类最后的实感。
想到这里，我的心一阵颤栗，浑身鸡皮疙瘩骤起。我不敢再往深处想，转头窗外。夜空晴朗，漆黑的天幕上缀满了宝石般闪烁的星辰。我自觉不自觉地去数天上的星斗，努力把它的寒光摄入瞳孔、送进脑海、传到心里，再经过血液冰透全身每一块肌肤、每一个细胞，使自己变成一具冷冻的有机体。我蛮喜欢这个样子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样子的，只是感觉这样子任何思想活动都统统乌有了，特别轻松自在，仿佛回到了鸿蒙未开的纯净的婴儿时期。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也许是瞬间，也许是几个时辰，我变成了一具冷冻的有机体！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一）
1990年5月27日 星期六 天气阴
林书梅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了，我的时钟倒回至二十三年前，我的思维跟在那个时刻徘徊。
一九六六年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然全线崩溃，作为它的拥护者的“保守派”组织也分崩离析，少数死硬分子还在“负隅顽抗”。他们写出大字标语：“撼山易，撼 X X X 红卫兵难”、“誓与 X X X 兵团共存亡”、“蚍蜉撼树谈何易”等等。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何等悲壮，其情可感。不过，在当时“造反派”红卫兵对此是嗤之以鼻，写出“螳臂挡车痴心妄想”、“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保皇派”气不过又写出“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好哇，他们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获全胜的时刻说成是“暮色苍茫”、“乱云飞渡”，这不是现行反革命吗？！“造反派”立即予以上纲上线。“保皇派”死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已罪该万死，还胆敢攻击毛主席，更是罪上加罪，死有余辜！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保皇派”不投降，我们就叫他灭亡！于是“造反派”强迫“保皇派”解散，要把他们赶出学校。“保皇派”当然不肯束手待毙，双方斗争不可避免。当舌枪唇剑显得苍白无力时，双方发生了肢体接触，拳头、腿脚，棍棒、皮带也跟着飞舞起来，不过对象不是昔日的“牛鬼蛇神”，而是红卫兵。武斗的种子就此播下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等造反派的支持下，以上海国营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宣言中称“我们要夺权”。会后*示威，到市委，要求承认其为“革命组织”。因遭市委拒绝，便欲赴北京上告，强行登上火车北上。当他们被阻在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三十多小时，即是轰动一时的“安亭事件”。从此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续之，上海出现了红卫兵以外的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揪斗、抄家、刑讯逼供、**和派性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中说：“中央认为，对于*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于是，各学校、各单位“造反派”群众纷纷向所在单位党委、党支部索要“黑材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乘机索要在“运动”前受处分、批判的材料，并焚烧或揣入个人口袋。一些地方党委或“秋后算账”的居心未死、或出于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将“运动”中整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军事机关。个别人将此情况转告给“造反派”。这样，一些不明真相的“造反派”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很多军事机关屡遭冲击。其中较为严重的恐怕当数浙江。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连续进驻军区大院、礼堂。要求党政军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将“黑材料”交付革命群众，将陈伟达和某些高干子女交出归案，发生了群众斗群众的恶例。以至党中央决定改组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赤卫队”调集万余人包围上海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找曹获秋宣布其为“保皇组织”的帐。王洪文怕“桃子”被赤卫队摘去，遵照张春桥的指示，立即成立“前线指挥部”，并迅速调人包围赤卫队。至二十九日晚，调集到康平路的工总司成员已达十万，被包围的赤卫队员不足三万。三十日凌晨二时，工总司以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反对中央*”的罪名，向赤卫队发起进攻，打伤九十多人。七时，赤卫队全部投降。工总司乘胜在全市捣毁了赤卫队组织，彻底打垮了对立面，在全国开创了大规模武斗的先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南京对立派之间又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五十多人死亡，两派被对方抓去者达六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