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是人性扭曲的年代，任何有悖人性、有违情理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人性毕竟没有完全灭绝。
我走出对立派的据点，即到市军管会去报了案。但我胸中的愤怒仍无法消除，又想不出报仇的办法，也没脸去见林书梅，那几天我烦躁苦闷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发疯发怒，摔桌子砸板凳……大发歇斯底里。
后来，韩江南带几个同学，在王海波的内应下，抓了黑无常，把他打成重伤折不治而亡。白无常没抓到，据说他的男性性腺破碎得很厉害，出血不止，只好摘除了，变成了“阉人”。王海波从此离开了他的组织。
我虽觉得还不十分解恨，气也稍稍地平了些，总算对林书梅有所交代了。我去林书梅姥姥家找她，没找到，她被母亲接回省城了。我又特地跑到省城看她，也没有见到。她母亲说她的精神出了问题，正在治疗，医生告诉不准外人探视，尤其不能给她不良刺激。直到一九六八年末她们那届学生毕业分配，她也没再回过学校。我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林书梅，好姐姐，我们是真正的“一条藤上的两颗苦瓜”，我们是“文化”的“大革命”这条灾难之藤上的两颗特别苦的苦瓜！可是我们的苦向谁去诉？正是“哑人漫尝黄柏味，难将苦口对人言”啊！！！
采桑子 “浩劫”遗恨
清平世界风雷起。 学海澜狂， 学子惊惶， 弃笔投戎征战忙。
忠心赤胆酬恩主。 天降灾殃， 遭遇豺狼， 可叹宫梅做野芳。
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亲痛煞（一）
1990年5月20日 星期六 天气晴
林书梅从大洋彼岸回来了。和那些从海外回来的人一样：她发达了，也是衣锦还乡。和那些人不一样：她没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也没有摆阔气，到星级宾馆开高级套房，而是住进了我的家。
夜深了，我和林书梅面对面躺在哥哥和嫂子原来住的大双人床上，都圆睁二目，毫无睡意。
“王涛，呵，不！这个名字应该和历史一起进入历史了。你说是吗？”林书梅说。
“叫什么都无所谓。名字不过是个代号。在监狱里人人都喊我‘八号’。”
“白皪，对不起！我让你忆起了不愉快的日子。唉——，美国人说‘这个世界是荒谬的’。我看至少在某些时候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尼采说‘上帝死了’，其意思是上帝被人类杀了。我看至少在某些时候这是个事实。”
我的眼睛瞠得更大更圆了——我诧异于这近乎荒谬又似乎是真理的独特见解。
“我做梦也想不到一个为了革命、理想、信仰，舍弃了个人的一切，包括亲情、爱情、甚至童贞和性命的人，会变成理想的罪人、信仰的囚徒，会走向革命的反面。你说这荒谬不荒谬？你说上帝还存不存在？”
我开不得口了，我怕我……今年是不是水年？好像人体里的液体太多了，我的眼睛里动不动就冒出水珠来。
“什么时候想起我们在一起渡过的那些日日夜夜，我什么时候也……”林书梅也轻轻啜泣了，“白皪，我们太、太不值了，太不值了……”
谁说不是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发表了，全会公报号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公报还公布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毛泽东、*、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至第八位，等于说他的接班人资格已被取消，等于宣布他存在严重问题。公报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和艰巨的任务，我和林书梅的活动从地下转为地上。八月二十日我们正式看到了由红卫兵转抄的，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敌人正在磨刀霍霍，我们怎可等闲视之？保卫毛主席，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是刻不容缓，阶级斗争的盖子必须立即揭开，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必须立即揪出，立即打倒！我们几个“*/大革命”“先觉者”组成了“文化革命小队”，白天偷偷到群众中串联，找知情人调查了解校党委的“罪行”。这时的群众也正在“觉醒”，有一些教工、干部也开始怀疑党委，主动为我们提供材料。晚上我们就写大字报、刻钢板、油印传单。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中心就油然升起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我们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就迸发出无比的智慧和力量，工作完全自觉自愿，无需领导，不用安排，谁适合什么自告奋勇，努力完成任务。我们有时集中力量，有时各自为战。一会儿以这个战斗队名字写揭发材料，一会儿又以那个群众团体名义写批判大字报，搞得党委领导也弄不清虚实。
此时的党委更像《十六条》所批评的“怕字当头”的领导，他们已不敢硬性管束群众，特别是学生。一、因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居然有首都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二、因为毛主席在会上对派出工作组多次提出严厉批评，指责工作组“起了一个*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干尽了坏事”……三、因为全会提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炮打这个司令部；四、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这级组织被划到《十六条》所指出的第四种类型的行列——这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此时他们又不知道运动究竟该怎么搞，只能亦步亦趋地磨蹭了。半个月里，他们做了两件大事：按《十六条》要求，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组织了“红卫兵”（后来称之为“官办红卫兵”）。这些红卫兵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也即所谓的“hongse恐怖”。
八月中下旬，各地的“官办红卫兵”开始分裂，分裂为“保守派（保皇派）”和“造反派（革命派）”。一般前者多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兵）”命名，后者多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义兵）”命名。前者一开始思想就比较“保守”，完全服从所在单位领导的指挥。而后者的思想比较活跃、比较激进，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他们就不听中央的一致说法，而坚持认为毛主席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应该并列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领袖，马列的思想既然称为“主义”，那么自然而然地毛泽东思想也应该称为“主义”。
各个红卫兵组织都制定了严格缜密的《章程》：有核心领导（为单数），司令、副司令、常委）；设立各组织机构，如组织组、宣传组、接待组、联络组、动态组、专案组、调查组、材料组、后勤组等；还确定了“誓词”并写进了《章程》；再就是刻了一个和学校的钢印一样的公章。
谁说红卫兵运动是儿戏？是胡闹？他们的本意绝不是这样的。他们把自己的组织当作绝对的正规的严肃的革命队伍，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大革命”运动的生力军，是捍卫毛主席、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铁血军、敢死队，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我敢说“运动”伊始没有一个红卫兵是心怀叵测，没有一个红卫兵想做民众的敌人、社会的祸害、历史的罪犯。
红卫兵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是谁之过？这是因为什么？这是个值得每一个人去深思的问题，这是个要永远汲取的历史教训。
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亲痛煞（二）
我们的“八。一八兵团”正式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那天，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这大会一方面是为了壮声势、造影响，更主要的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迎头痛击。因而，兵团战士个个斗志昂扬、精神抖擞，四百多人在大操场上席地端坐，队形井然，横行竖列，如刀切线拉的一般，俨然一个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团。外院校造反派红卫兵不断开进操场，使得这支队伍更为壮观。
大会的第一项议程当然是全体起立，高唱《东方红》，然后依次是宣读《章程》、全体兵团战士宣誓、司令讲话、外院红卫兵组织代表讲话……其中来兴海“煽风”、“点火”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代表陈钢的讲话《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尤其激动人心，仿佛他就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传达着毛主席的指示，他的讲话不时被一阵阵掌声和口号声所打断。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外院校来支持祝贺的红卫兵还在陆续到来。同时，医大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队人马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操场。他们人多势众（总有三千多人），把我们围个水泄不通，同时架起四个大功率高音喇叭，播放《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等毛主席语录。他们因我们这些“异化”分子的退出更加众志成城，他们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地阻止外院校红卫兵进入操场，他们反复宣讲“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包办代替……”一个个喊得口干舌燥。
此时，我们大会的发言已无法进行——我们没有广播器，在这种喧嚣的环境中任你是金嗓子、银嗓子，扯破了嗓子发出的声音也如同蚊子哼哼一个样了。我们是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地挥拳狂喊：“革命无罪！“、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