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还是敢讲话、敢站出来的人。所以大多数人是看法归看法，观点归观点，行动归行动。所以，想把群众发动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不容易也得干呀，革命嘛！而且是马上就得干，不然怎么保卫毛主席？我俩决定立即把我从北京抄来的中央首长讲话、毛主席的大字报和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公诸于众，以制造舆论、号召争取群众，同时暗地里串联革命群众。林书梅负责校内，我负责校外她认为我暂时不宜在学校露面，以免惹麻烦）。
说干就干，我到街道居委会，找到居委会主任孙大妈，借用纸和笔。孙大妈二话没说，倾囊而出。前些时，她求我帮写批判“三家村”大字报时，我也是二话不说，连夜写好贴出，使她这个居委会在全区露了脸。直到深夜十一点半，大字报才写好。在落款问题上我们又费了一些脑筋：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力量太单薄，而且很多思想保守的群众视我们为“妖魔鬼怪”、“洪水猛兽”，不会相信我们；以一个组织的名义比较好。取什么名称？战斗队太小了，不足以壮声势。你看人家北京叫“司令部”呢？我们也别太大了，就叫“兵团”吧。对！“红卫兵团”，含着红卫兵的意思。从此兴海区科大学有了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团”。
午夜一点，我和林书梅步行回学校（这时刻已无公共汽车，当时又没有出租车）。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走了一个小时才到学校。整个校园都在沉睡着。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字报贴到主楼外墙最显眼的地方。
整整一面墙！好不壮观！明天，不是今天，是几个小时之后，它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原子弹？那倒未必，至少相当于一枚重型，不，一枚巨型炸弹，足以令“走资派”和“保皇派”们惶惶不可终日，足以惊醒尚未觉悟起来的群众，从此开创一个革命的新局面……望着自己的“辉煌的”“战斗成果”，我不由胸中起伏，心潮澎湃。回首看看林书梅，她双目含着晶莹的泪花。我们俩握紧了手，彼此都能觉出对方心中那份使命感、神圣感和自豪与骄傲。
当时我想这种感受应该是过去革命年代的地下工作者，在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之后才会有的独特感受。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着关系到全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伟大革命工作。
十 乱世妖兴 宫梅惨作野梅开（二）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街上传来稀稀落落的汽车、电车行驶的声音，城市复苏了。
“呵，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去迎接革命的新局面！”我手舞足蹈。
“白皪，你还别太乐观了，形势不会发展得很快的。”林书梅语重心长地说，“人的本性就是惰。我们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那么长，人们头脑中的保守意识相当浓重。而解放后多少年来，他们又习惯于把基层党组织和领导人视为党的化身，对之奉若神明，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还有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的教训，至今有些人仍然心有余悸呢。严重啊，白皪！”
林书梅到底是长我几岁，比我有见识，看问题总是比我深刻，比我全面，我一直很佩服她。她这么一说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不过也没什么，事情是人干出来的，只要有信心、恒心。”林书梅又微微一笑，拍拍我的肩头。
“是的，现在形势是很严峻，就好像潮水最低的时候。不过，到了潮水不能再低的时候就该涨潮了，就有转机了。”我说这话其实真是故作高深。
“对，黎明前的时刻是最黑暗的，黑暗过后就黎明了。有个电影不是叫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吗？来，让我们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林书梅握住我的手，“我先送你回家。”
“咦，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呢！”
“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这是列宁说的。你都两夜没睡觉了，还不该去睡觉？”
“我一点儿也不困呢。
“少啰嗦！我送你走。”
“现在有车了，送我做什么？”
“不行，现在行人稀少，你这么一个小美人让我怎么能放心呢？”
“你没正经。”我嘴上嗔怪她，内心却十分感动。
“嗨，这也是大事，和革命同等重要。”林书梅不容我分辩跟着我上了电车。
接下来十多天我一直没回校，都是林书梅晚上到我家里互通情报。
后来，我们一起发展了我们的“红卫兵团”，改称“毛泽东主义八。一八兵团”。我们整整并肩“战斗”了一年零七天（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到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这一年多，她大姐姐似的呵护我，照顾我：帮我买饭、洗衣服，陪我外出等等。最难得的是我们互为知己，彼此不隐瞒任何秘密，包括感情上的。“浩劫”前的学生不能谈这个，它涉嫌“小资产阶级”，有碍革命大志；这次“运动”所打造的“hongse恐怖”的氛围，更让人无可选择地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甚而谈及其他都是对“革命”亵渎。
一九六六年十月，“保皇派”与“造反派”斗争正激烈，我父亲因说“革命影响了生产，大串联妨碍了铁路运输”，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情况反映到医大后，对立派马上抓住不放，大肆攻击我，妄图以此搞垮“造反派”。这件事情对于我真如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整个人都冻透了。不过，速冻的时间非常之短暂，最多不过几分钟，不，仅仅数秒钟而已，我几乎不假思索（似乎勿须思索——我的头脑中早已经有了一个模板：在革命与亲情之间只能选择前者，这是革命的需要），就大笔一挥写出一张《郑重声明》：白皪与父亲断绝一切关系，改名为王涛。从此随母亲姓氏。战友们纷纷和我握手致意：“支持你的革命行动！”“我们同你在一起！”他们不少人捐钱给我（因为此后我没有了经济来源）。二元、三元……钱不在多少，难得的是那颗心哪！我当时泪如涌泉，真切地体验到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满脑子的政治、阶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他们目光所及也几乎无不是政治、阶级、阶级斗争、线路斗争。本来是正常的，可以被看做是异常的，而本来是异常的却可能被当做正常的。但是，这种黑白的颠倒并非故意，而是由于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由此而来，人们的情感也就变得超乎常理了。多少人仅仅为了观点不同，竟然达到父子决裂、夫妻分手、朋友反目。因为在彼时看来，那不仅仅是限于“观点”，而是立场、态度、方向的问题，也是信仰的问题，是忠不忠于的问题，是跟谁走的问题，一句话是“真革命”与“假革命”的根本问题。
然而，夜深人静，不见了“hongse恐怖”，不闻了烫耳的口号，我的眼前全是父亲各种神情、姿态的画面，耳畔全是父亲或严厉、或谆谆的声音。我们兄妹三人，我居第二，是长女，似乎怎么排也排不到我受宠。可是偏偏父亲、母亲都宠着我。家里边再困难也不难为我（我家并不富裕，但穿的、用的在同年龄的小朋友、同学中间却是上数的）。一九六二年正是我们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老百姓吃饭成大问题了。正巧，我和哥哥都要升学（我考高中，哥哥考大学）。父亲实在支撑不住（当时祖父、祖母都在，母亲又长期生病），给哥哥在铁路上找个工作，剥夺了他考学的权利。哥哥不服气：“妹妹可以考，我也可以考。”父亲说：“你考可以，那别吃饭了。你呀，你是兄长，兄长可不是随便当的。”我说：“哥学习好，应该上名牌大学的。还是让我去上班吧。”父亲说：“你针粗线细的，能干什么？再说你还没成年，不要胡闹。”那二年公务段一会餐，父亲就用饭盒装回几块红烧肉或炸鱼什么的给我。我想这样事情只有母亲们才会做，可我的父亲也能做。有一次我说：“爸，我们都不小了，你别当我们是孩子了。我们一家全靠着你，你别苦自己了。”父亲说：“你这个岁数是长个儿的时候，偏偏赶上个困难时期，别把你耽搁了。”不错，我们一家人个子都不矮，只有我刚刚过一米六的线。父亲对我的关爱说不尽道不完，我也深深爱他，因此我宁可放弃名牌大学，而留在他的身边……不知不觉，我哭出声了。
“白……不，现在得叫你王涛了。睡吧！别再想了。”对床的林书梅说。
那个时期，很多红卫兵为了工作方便，不回学生宿舍睡觉，而是住在兵团办公室。
“说什么呀？我什么都没想。”我被人揭了伤疤似的，不，不是揭伤疤的问题，而是被人窥见了内心的软弱，不由有些悻恼。
“这有什么耻于承认的？人是情感动物！”
我不说话了，心里很感动：这个林书梅呀，真是善解人意。
“我父亲是国民党员。前不久被人揭发出来的。所幸学校里没人知道。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我也没有勇气与他决裂。”林书梅幽幽地说，“他到底给了我生命啊！”
“其实我也是没有办法。如果我不是兵团的头头，对立派不拿这个说事，我也不一定要这么做。”我又流泪了。“父亲被揪出已经够痛苦了，我再跟他划清界线，这不是雪上加霜吗？真不知父亲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
“我想你父亲会理解你的。别想，越想越不好过。”
“父亲也是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工作非常出色，所以被提为工段长，他怎么会反革命呢？这不可能！我是不是在做梦？”
“其实那两句话原是大实话，充其量是对革命不理解而已，哪里就够上了反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说了么，‘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大潮之下难免沙石俱下呀！”
可不是嘛，现在有些人就是乱发挥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