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思想内涵、胸襟抱负、性情性格、言谈举止特点这些方面都与众不同，与别的英雄则是同而不同，他们富有自己的诗性，成了读者心目中富有诗意的人物形象，只要提起李逵或鲁智深，读者马上就会生动想起关于他们的诗意的一切而不会混淆。
粗鲁野蛮以至到时就会杀人如麻的李逵这些人，尽管从“志”的角度，确实自有其诗性诗意，但是怎么会在我们现代文明的读者的心目中，也会引起诗意的欣赏的呢？我们岂不是把他们的粗鲁野蛮和杀人如麻当作了艺术欣赏的对象，而得到了艺术欣赏的*？当我们承认李逵这个人物有其诗意，对这诗意的疑问就会同时出现，有挥之不去的“残忍”二字骨鲠在喉。心想，如果没有这些多好？但没有这些，李逵又不成其为李逵了，真是“矛盾”。
那么，这一确实存在的疑问，它的合理解答何在呢？
对此；意大利学者维柯（1668…1744）的观点可资借鉴。
就是说，我们能艺术地欣赏西方文学源头与万世赞美的文学名著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我们就应当同样能艺术地欣赏我们的长篇小说先驱与万世赞美的文学名著施耐庵的史诗《水浒》。
《伊利亚特》英雄们的粗鲁野蛮与杀人如麻，一点也不亚于《水浒》英雄。所以，维柯怎么合理解释《伊利亚特》的诗意的，就可以用来怎么合理解释《水浒》的诗意，这个，是完全可以搬用的。
维柯写道，他的方法，就是“把荷马本来确实有的东西记在荷马账上。”（《新科学》第781节）
那么，我们的方法，就是把施耐庵本来确实有的东西记在施耐庵账上。他本来确实有什么呢？就《水浒》作者而言，他确实有的是他的时代社会、创作资料所能给予他的东西，而不能拥有别的东西。这跟荷马是一样的。
维柯写道，荷马是以一种“酷毒野蛮的描绘风格”描绘了“那么多各种不同的血腥战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过分残酷的屠杀，《伊利亚特》全部崇高风格都来源于此。”（《新科学》第785节）
这样，“荷马以无比的才能创造出一些诗性人物性格，其中一些最伟大的人物都是和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文明的人道的性质毫不相容的，但是对当时斤斤计较小节的英雄气质却完全相称。”（《新科学》第783节）
“荷马所写的英雄们在心情轻浮上像儿童，在想象力强烈上像妇女，在烈火般的愤怒上像莽撞的青年。”（《新科学》第829节）
荷马的英雄们的本性是这样的：“知解力有限，但是具有最广阔的想象力和最强烈的感情。因此他们必然是土里土气，粗鲁，骄傲，难应付，固执己见，同时，碰到新鲜的性质相反的事物又很容易兴高采烈……。由于思索力的缺乏，英雄们都爱吓唬人，易受剌激，宽宏大量，慷慨大方，就像荷马所描绘的希腊最大的英难阿喀琉斯那样。亚里士多德就是想到英雄习俗中这样一些事例，才替诗艺下一条教义：用来作为悲剧主角的英雄们应展现出伟大恶行与伟大德行的混合。”（《新科学》第708节）
虽然英雄具有“最强烈的感情”，但“阿加门侬把阿喀琉斯的女俘布里赛斯夺去，阿喀琉斯狂怒咆哮，震天动地，替整部《伊利亚特》提供了题材，可是在整部史诗里他却丝毫没有对被夺去的女俘有什么爱怜的情绪。”（《新科学》第708节）
维柯对于荷马所说的这些，同样可以用来解说施耐庵：《水浒》的描写杀人放火的文字，也可以称是“酷毒野蛮”的，《水浒》英雄们，也是“心情轻浮，想象力强烈，烈火般莽撞”的，是那样“粗鲁，骄傲”，同时又“慷慨大方”；《水浒》除了写有一个“矮脚虎王英”这个好色小丑，基本上没有写英雄如何爱美人，这种阅读要求却可以从后来的《*》中获得，因为对于《*》的作者，“时尚”不同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于明代这种“时尚”说得很明白）。《水浒》英雄形象起初来自宋元以来说书人；后来经施耐庵加工重塑；他尊重历史给他的材料而没有在这方面对英雄作出改变。在《水浒》中深涉美人的主要是西门庆、裴如海，然而那却是英雄*的对象。
荷马的这种“英雄方式的描绘”，“特别清晰，光辉灿烂，以至后来的诗人们都摹仿不上，还不消说并驾齐驱。”（《新科学》第707节）这种赞美之词，也同样可以移用于《水浒》。
维柯说得对，《伊利亚特》的这种诗意，荷马不过是“遵从他那个时代的野蛮的希腊人的十分村俗的情感和习俗，因为只有这种情感和习俗才向诗人们提供恰当的材料。”（《新科学》第781节）
“让我们允许荷马叙述当时流行于希腊各民族中的那种无人道的习俗吧……例如……他还叙述到拒绝埋葬在战场上打死的敌人尸首，任狼狗和鹰鹫吃掉……老国王普里阿摩用大笔赎金去赎回他儿子赫克托的尸首，尽管这具尸首已被剥光衣服，系在阿喀琉斯的战车上拖着绕特洛伊城墙走了三圈。”（《新科学》第781节）
总之，一切都是作者面对的创作素材所给予的。《伊利亚特》如此，《水浒》也是如此。
当我们读到武松“血溅鸳鸯楼”，最后还蘸血在墙壁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岂但是“允许”的，而且也是感到解恨和痛快的，因为小说显示，武松之所以残酷到这样，原因就是“当时流行的习俗”，就是他受欺凌受压迫受欺骗到忍无可忍的事实。所以，《水浒》英雄的“残酷”，比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有着自己的历史社会基础。看来，只要是从历史社会基础上产生的诗篇和诗意，就都应当是无可非议的，不但永远能给人以阅读审美的愉悦，而且人们能够借以去认识彼时的历史时代，圣贤们早就定义过了：“诗言志”，“诗为天人之合”。
正如人们读了荷马《伊利亚特》；不会去模仿那里面的史诗英雄的简单野蛮一样；人们读了施耐庵的《水浒》；所获得的也主要是文学的享受和对某种历史社会生活的认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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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马幼垣评《水浒传》
谈马幼垣《架空晁盖》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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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所出马幼垣先生的《水浒论衡》，其《架空晁盖》一文，语涉大陆1975至1976年之际的“评水浒”。粗阅之下，觉得马先生对于晁盖在《水浒》中如何被架空的搜罗汇总工作，对其来龙去脉的梳爬整理，做得是很细致的，至少我还没有见到别人这样做过。他对于宋江与晁盖之间存在的明争暗斗，作为《水浒》叙事艺术的某一条主线来分析，也颇有见地，是中肯的。
马先生的这两点值得肯定的学术见解和收获，如其言，首先还得归功于毛泽东，要不是毛泽东那样严重、那样著名地提出晁盖与宋江的问题，马先生这篇文章一来缺少了前提，二来也可能就想不到这个题目上来。在毛泽东之前，多少人研究过水浒，至于提出晁盖与宋江问题，而且提得这样严重，以至引起人们如此广泛兴趣的，可曾有过？撇开毛泽东的个人政治影响，以及他这样评水浒的政治目的不说，作为学术题目，这样提出来，也是很重大、很有专业性、很值得研究者们讨论的。所以，马先生很公正地指出，“架空晁盖这条故事主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
马先生这篇文章在上述学术的收获上虽是不错，而在非学术的问题上，却未免说得不准确，令人有隔靴抓痒之感，这至少因为他毕竟不在大陆生活。比如，他说，“自1975年8月起，《水浒传》在大陆惨遭围攻，学刊杂志报纸，期期骂，天天咒……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远远超过对一本古典小说的蓄意曲解而已。”事实上，正因发表了毛泽东的评水浒，发起了一场“评水浒”的运动，当时大陆因而大量出版《水浒传》，我本人在1980年代还能在新华书店购到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只不过前面印有毛泽东评水浒的语录，以及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次大量印行，是因为毛泽东有指示：“《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可见，马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反而正是《水浒传》一书在大陆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印制大流传。至于当时的“评水浒”，是否有偏颇之处，这是仁智各见的事，并不是“《水浒传》在大陆惨遭围攻”以及天天挨骂，称得上挨骂的只有宋江一人而己，而《水浒传》能塑造出宋江其人，则该是文学的贡献，当时未听说有骂施耐庵写出了《水浒传》的，施公能写出《水浒传》在大陆历来受到景仰，当年带政治性的“评水浒”，只能让人更加佩服施公，决不至于相反地要骂他。施公给出了水浒英雄们的悲惨结局，形成了对宋江路线的客观的否定，至少会被认为是文学现实主义的胜利，怎会挨骂呢？
马先生说《水浒传》是“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而“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马先生对《水浒》内容的这一概括，是过于普泛了，因为“讲穷途末路”的故事，可以很多，而不必就是这么著名的《水浒传》。我们不能说马先生是在舞弄文法，但确有此嫌，因为他这样说是为了在括号里写上“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这句话。这样大的一个问题，怎么能这样用文法上的小技轻轻带过就算数呢？要论证《水浒传》一书所写“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起码要作一篇大文章，列出证据、做出论证来才行啊。所以，当马先生将当年大陆的“评水浒”说成是对《水浒》一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