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人类自身内部的血战史；人类不断战胜邪恶不断去达到更高的善。
如果有那么一天人类能搬到别的星球上去；而离开了已经老化已经不那么理想的地球；那时的人类必定已经是最好的人类；是人类历史发展所得到的一个成果；这成果飞向宇宙；去开辟新的世界了。
古代宗教的天堂之说不过是人类理想的一种特别的表述罢了；它可以内涵一切美好的理想；科学按其善良宗旨来说，正在一步一步地推进它的最终实现。
所以；对生物工程的这一伟大发明；我们是不必抱悲观主义看法的。对于人类之恶；二战以来人类有了较自觉的意识；联合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其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成国际合作等等。
但二战以来的事实证明；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安宁；武器的发展超乎常人的想象；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还是会诉诸武力；这说明人类距离其古代伟大哲人所指出的远景还很远；还不知要有多少代人得为惩恶扬善而付出巨大的努力与牺牲。
面对多利羊所展示的人工无性繁殖这一发明；也有社会学者对于人类的未来社会表示担忧；因为至今的人类社会总是以伦理关系作为不言而喻的某种基础的；一旦人类可以用科技复制也就是繁殖自己；这样诞生出来的人类在其精神情感伦理等等方面将是如何呢？总之看来是会有些现在就可以想象到的问题。
所以；人们对科学家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并且对国际法发出了这方面的呼吁；这些大约不可视之为杞人忧天。美国人久已在向世界展现他们这方面的想象；比如膨胀药水不慎流入下水道；于是下水道里有了猛兽一样庞大可怕能吃人的老鼠；当然；曲终奏雅；这东西还是被人消灭了。这方面的影视作品大约很多；一般皆视为荒唐无稽之谈；殊不知这就叫生物工程；确实是与人类关系极大的。
南美洲的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小说中写过一个情节；某人通过和他的女人多多的爱就能使他的家畜奇迹般多多地繁殖；这种牧民般的想象；在生物工程看来；并非办不到；那第一个产品不就叫做多利羊吗？谁能说这种羊儿不可以“多利”地遍布大草原呢？只不过还没有报道说，这种羊儿的肉，谁试吃过没有？好吃不好吃？吃了怎么样？
春的话语
且看这段古语： 东风解冻了，南雁北飞，人们都到东郊去迎接春的到来。地气上升，天地和同交泰，草木复苏繁生。这样的时候，当特别禁止伐木，也不要打鸟，不要猎杀幼小的动物。除非不得已要抗击侵略，春天不该兴起兵革。化生万物的，当然是天，但让万物能够自在生长的，只能是人。维护大自然的完整，是人的责任。人本身也要有人来维护，所以就立官，但官多了却反而有害。人也要注意保养自己，声色滋味这些东西，如果不利于人身的健康，就应当放弃。这个道理，对于从上到下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肥肉厚酒，可以烂肠，皓齿明眸，也是利剑。人应当重视自己个体的生命，即使拿天子的地位来换你的生命，你也是不能同意的。生命一旦失去，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人是不应当跟自己的性命为难的，纵欲，就是倒行逆施。对于生命，人要重己，对于天下，人要为公。得天下者，是由于为公，失天下者，是因为偏私。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之天下。所谓治理天下，其实就是要治出个天下为公来。你看天地，哪一样不是它所生育的？但是它却并不据为己有。万物承受着天地的恩泽，却处在不知不觉之中，这正是天地的伟大之处！天地是无私的，日月是无私的，四时是无私的，人也应当无私。无论是治国、无论是举贤，都要无私。
这段古语，从对大自然的保护，说到人的自身保养，从人的个体，关爱到人的社会，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提醒人们应当怎样，不能怎样。它的题目叫做“孟春记”，我们可以意译成“春的话语”。它出自2240年前问世的一本中华典籍《吕氏春秋》，是秦始皇的相国吕不韦主编的。“孟春记”是其第一卷；这种以季节为纲，论述天人之际大道理的，底下还有仲春记等十一卷，此外，还有“览”、“论”十四篇。以“孟春记”来说，其开头的一章“孟春”，是抄自《礼记》，这是作为“天”笼罩在上、作为一种大前提放在前面的，以下的“本生”、“重己”、“贵公”、“去私”四章，就是本书作者在“孟春”题下的发挥了，从这些小题目即可窥见，思想来源综合了孔儒与老庄，把一种可贵的人本主义，与治国平天下的道德风范、社会理想结合为一体。
郭沫若说，《吕氏春秋》的内容，恰与秦国的政治传统相反，更与秦始皇的作风相冲突。确实，宋人就说过，这本书作出来，“所以讥始皇也”，讥就是教育的意思。明代的方孝儒也说过，这本书“切中始皇之病”。不过，对这些评语大约也是要有分析的，此处不表。
吕不韦为什么要“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编写出这本书来呢？仅以“孟春记”来说，它借着春天的话题，对秦始皇灌输正确合理的治国思想，在那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能体会到吕不韦对秦始皇有着父亲般的良苦用心。史书有吕不韦是秦始皇实际上的生父的说法，如其是真的，那么，吕不韦编写此书，就是出于一种最深沉最正确的父爱了，又因为他要加以教导的儿子非同一般，是一个皇帝，所以这最深沉正确的父爱也就像圣人之心一样。
从“孟春记”内容可以想见，如果秦王朝按照《吕氏春秋》的指导去做，虽不至于传之万世，也决不至于二世而亡。当然，其二世而亡的原因是复杂的，不是这篇《孟春记》可以诠释。“孟春记”陈述的，含有超越时代社会的某些真理，因为它本身是在天人之际的一种普遍性上立论的，所谓“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涉及到了有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好多基本问题，如今的“生态环境保护”、“反对单极世界”，还有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议，等等，仿佛都早已在它的论指之中，它所持的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有益于人类生存的道理，核心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
“居移气”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里写道，“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论及荀况的《恑诗》时说，“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
可见，“居移气”，是一定的了。此“居”，我们且直接理解作“住处”，即住宅及其环境。君不见欧阳修苏东坡每到一处做官，总要把自己的住处弄得很雅的吗？扬州的风景名区“平山堂”，就是欧阳修作扬州太守时弄的。苏东坡说他自钱塘移守胶西，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加上饮食与社会环境也不甚佳，所以有些索然，虽能不为所动，毕竟在诸事稍安之后，也就着手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修葺了超然台，以为登览，终于改善了他的居处，“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能够乐在其中，文章也就出来了，曰《超然台记》。
但凡事总不可一概而论。倘若居住不甚佳妙，影响了写作的“神情”，那也不要紧，是可以弥补的，那就是“游玩”。游玩既能调节情绪，又是“深入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先人在这方面也有榜样。比如白居易，他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贬官降级到了九江，做一个司马的闲职，居处也不大理想，“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但他在游玩浔阳江头时，有感于歌女的生涯，写出了好文章，就是《琵琶行》。又比如柳宗元，他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又调任柳州刺史，按《新唐书》所论，这都属于“窜斥”，“地又荒蛮”，居处显然不好，柳宗元自己就说过，“城上高楼接大荒”的话，他也是用“游玩”来弥补，《新唐书》说他“自放山泽间”，这是不错的，有他的《永州八记》这些文章为证。不过，古人贬言的居处荒蛮，在今人也许倒是值得向往留连的“最最”自然风景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杜甫写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因为住房问题而发这么大的牢骚，也算是颇有名的了，可是他又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老先生的精神有了升华，所以这首诗也就成了名篇。由此可见，住在破屋子里也不等于就写不出好文章来，因为“作家的神情”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毕竟，居还是移了气的，杜老先生写出的毕竟是一首带着“破”字的歌。
周代的奴隶，住在土屋里，唱出的是“七月流火”的悲歌；王维住在辋川别墅里，写出的诗句是“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多么恬静悠闲。
但是，“居”毕竟只是人生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作者下笔时的思想情绪当受着更多的因素的影响，所以，单从“居”这一个方面去考察作者的文章之“气”，就难免有失全面和深入，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辞职归山的陶渊明住在草屋里，却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最悠闲的句子，而住在别墅里的大官王维竟以陶诗作了自己的范本。
鲁迅所引孟子的话，在《孟子》的《尽心章句上》，孟子是“望见齐王之子”的气质气概，而发出感叹的，说“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朱熹注解说，“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养不同，而其气体有异也。”孟子下面还讲了一个有趣故事，说鲁君到了宋国城下，大声喊门，那守门人诧异说，听声音并不是我们国君，但为何又很相似呢？孟子解释说，“此无他，居相似也。”认为仍得从这方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