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受过魏、阮*放逐的东林党，早已解体，子弟长大成人，他们加入复社，社友众多，与魏之余党成为明末对立的两大政治势力。退隐的阮大铖通过金钱女色拉拢复社中人，曾派王将军去与侯方域亲近，侯的父亲侯恂做过兵部侍郎。阮大铖的这一计谋被旧院中的*李香君识破，因而劝告侯方域不要与阮大铖的人交往。这一情况，四十多年后，孔尚任取用为《桃花扇》主要情节，对李香君的评价甚至高于复社士人。当时，阮大铖的势力渐渐把持朝政，士人们就散发《留都防乱公揭》传单，在上面具名的有一百四十人之多。
《公揭》指出阮大铖逃在南京，不但不闭门思过，反而“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又假借意气，多散金钱，以至四方有才无识之士，贪其馈赠，倚其荐扬，不出门下者盖寡矣……”，我等“读圣贤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动义慨，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谨以公揭布闻，伏惟戮力同心……。”
在柳敬亭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就这样存在着严重对立，这也影响到了他。一方面，他做为一个闻名的艺人，会被阮大铖罗致去献艺，不好拒绝；另一方面，旧院是他日常必去作为“清客”混生活的地方，那里每日都有文人学士前往寻欢作乐，风气如此，他也得与这些士人周旋。在复社文人与阮大铖的对立之间，他正好处于当中。他是一个艺人，倡优等列，社会地位低贱，原无参与那种政治对立的资格，可以对那些事情不闻不问，但事实上他还是无可回避，于是，他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桃花扇》第一出《听稗》从对话中写到柳敬亭知道复社文人公讨阮大铖之后，“不等曲终”，与一些艺人一起，从阮家退出。作为艺界魁星，他这一退，特别引起了复社文人的尊敬。
孔尚任这样写，应认为是有根有据的，至少，前面引用过的当时那样众多复社士人为柳敬亭写下那样热情的诗文，高度认同他这个人，就是一个明证。而孔尚任正是通过泰州人黄云的引见，接触到冒襄、邓汉仪、余怀、杜浚等人，获得创作《桃花扇》的许多素材，这些人多为当年过来人，有的是柳敬亭老友。
《桃花扇》四十出，柳敬亭出场十一出，实有由来而非偶然。有点异乎寻常的是，第一出“正生家门”，该是侯方域这个人物为主，却是丑扮的柳敬亭成了舞台的中心，大家议论他时，由称他柳麻子，到认为他是江湖名士，该称他柳相公，后来听他说书，又是拍醒木，又是敲板鼓，唱了长长的五段鼓词，真是不亦乐乎。第一出结束时，侯方域说，“敬亭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此言在第十出《修札》中又说了一次。这些，都反映了孔尚任重视和认可了柳敬亭在复社士人心目中有崇高地位的这种历史传说，从而写到这部现实主义的剧作中去。因此，学者一般都认为《桃花扇》写柳敬亭从阮家不待曲尽、拂衣退去，不是凭空之笔。
柳敬亭在那种对立中站到了复社士人一边，虽然一定如此，却不可能有“正史”为据，然而，《桃花扇》中不厌其烦写到这些内容，确实不可等闲视之。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写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就是强调他的这部作品的有根有据。
《桃花扇》第五出《访翠》中，让柳敬亭说了一大段笑话，不妨引录在此：
苏东坡同黄山谷访佛印禅师，东坡送了一把定瓷壶，山谷送了一斤阳羡茶。三人松下品茶，佛印说，黄秀才茶癖天下闻名，但不知苏胡子的茶量如何，今日何不斗一斗，分个谁大谁小。东坡说，如何斗来？佛印说，你问一个机锋，叫黄秀才答。他若答不来，吃你一棒，我便记一笔，“胡子打了秀才了”，你若答不来，也吃黄秀才一棒，我便记一笔，“秀才打了胡子了”。末后总算，打一下，吃一碗。东坡说，就依你说。东坡先问，没鼻针如何穿线？山谷答，把针尖磨去。佛印说，答的好。山谷问，没把葫芦怎生拿？东坡答，抛在水中。佛印说，答的也不错。东坡又问，虱在裤中，有见无见？山谷未及答，东坡持棒就打。山谷正拿壶子斟茶，失手落地，打个粉碎。东坡大叫道，和尚记着，胡子打了秀才了。佛印笑道，你听乒乓一声，胡子没打着秀才，秀才倒打了壶子了。柳敬亭说罢，众笑，柳敬亭说，众位休笑，秀才厉害多呢。说着用手指弹弹茶壶，说，这样硬的壶子都打坏，何况软壶子呢？
这就点明了笑话之意，“软壶子”是谐音“阮胡子”，讥讽阮大铖的。侯方域赞美说，敬老妙人，随口诙谐，都是机锋。这段情节，说明着柳敬亭的取向，是站在复社士人一边，而唾弃了阮大铖。《桃花扇》第十出《修札》柳敬亭上台一段开场诗，说明着他这样取向，是与趋炎附势正好相反的：“老子江湖漫自夸，收今贩古是生涯。年来怕作朱门客，闲坐街坊吃冷茶。”
从当时著名士人对柳敬亭的一些评语，可以看出，他们根本不以柳敬亭说书艺人的社会身份看待柳敬亭，钱谦益明确指出，“列卿大夫之不足恃赖，而优孟之不当鄙夷也，自古已然矣。”王猷定将柳敬亭与武昌将军左良玉并提说，“斯人也，其皆有关于气运”，朱一是用“淳于不醉荒淫酒，曼倩岂羡侏儒粮”这样辉耀历史的古贤来比喻柳敬亭，并用“金张甲第拂衣去，卫霍高门倒屣迎”来赞美他的高节与重要，吴伟业称之为“天下之辩士，诸侯之上客”。
可见，从这方面看，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对柳敬亭的角色安排，是受着题材与主题的限制的，他写的毕竟不是《柳敬亭传》，然而，尽管如此，孔尚任在剧中对柳敬亭的评价还是极高的，为此使用了各种技巧，在柳敬亭的每一次出场中都着力表现了柳敬亭的正面形象，具有不平凡的气概、胆识、才能，他所依据的，其实就是当年这些复社士人对柳敬亭的极高评价，以及故老传说。
所以，我们应将《桃花扇》作为研究柳敬亭的可靠资料，清人雪樵居士已经是这样看待的，说“明季柳敬亭；……《板桥杂记》、《桃花扇》传奇详其颠末。”而孔尚任本人则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此剧中之“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锺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他从搜集史料，构思创作，前后十多年，三易其稿，态度极其认真严肃。
总之，《桃花扇》与复社士人留下的关于柳敬亭的诗文一起，向我们生动展现着柳敬亭的音容笑貌、智慧才能和高贵品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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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挺身中流 称柳将军
一， 受任危难
在明末局势纷纭的年代，柳敬亭一时竟然成了武昌军中最重要的幕僚，所以才在诗人笔下被称为“诸侯之上客”。当时，明朝将军左良玉，被李自成战败后，撤至武昌，兵力渐至数十万，粮秣紧缺，军心不稳，移兵九江，有继续移兵金陵就食之议，扰攘劫掠，人心惶惶。南京作为明朝“留都”，大为惊恐，眼看士大夫们笙歌酒色的日子快要过不成了，因此要想办法劝阻左良玉。兵部尚书熊明遇请左良玉的恩帅侯恂（侯方域之父）移书劝左，北掌院的李邦华发九江库银十五万两给左良玉，以补六月粮，左良玉于是不移兵东下，“留都”松了一口气。
就在左良玉小驻皖城时，与守皖的将军杜弘域杯酒相接之中，说到身边无谋士，极想得到这类奇人异客，杜将军说，我有个朋友，可以辅佐你，但他在南京，我可以发信召他到你那里去。左良玉回武昌后，因为军队的事情，与杜弘域有了矛盾，杜弘域这时想到柳敬亭，觉得唯有这个人的智慧能为他排难解纷，就发信召柳敬亭到皖城，把事情说给他听，请他能到武昌一趟，从中斡旋。柳敬亭接受了这个拜托，并且立即动身前往。
这个事情，记载在吴伟业为柳敬亭作的《传》中，黄宗羲为柳敬亭作《传》也采用此说。孔尚任作《桃花扇》，情节中让柳敬亭主动请缨，做了为侯恂送书信给左良玉的信使，说：“让我老柳走一遭何如？”又说：“我柳麻子本姓曹，虽则身长九尺，却不肯食粟而已。那些随机应变的口头，左冲右挡的膂力，都还有些儿。”唱道：“舌战群雄，让俺不才；柳毅传书，何妨下海。”（第十出《修札》）。这一戏剧安排，虽为艺术之需要，却也是基于柳敬亭在当时很不平常的情况下被派去武昌见左良玉的事实。不管怎样，柳敬亭当时受任于危难之中，以一介评话艺人，而义不容辞、挺身参与到颇为重要的军国之事中去了。
二，从容闯幕
柳敬亭见左良玉不是顺顺遂遂平平常常的，而是颇有传奇性。吴伟业在《柳敬亭传》中写道：“左（良玉）以为此天下辩士，欲以观其能，帐下长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慑失次。生拜讫。索酒，诙啁谐笑，旁若无人者。左（良玉）大惊，自以为得生晚也。”确实颇有战国辩士目傲王侯的大气概。
《桃花扇》中以第十一出《投辕》来刻画这一事实。先让柳敬亭唱道：“白髯儿飘飘，谁认的诙谐玩世东方老。”其实，当时五十六岁的柳敬亭，正当壮年，还没那么老。孔尚任细心写到柳敬亭先是受到兵卒与中军的啰唣，然后写军幕中的威风，“左右交执器械”，令柳敬亭“膝行而进”，舞台上的柳敬亭当然不是爬着见左良玉的，而是从这“左右交执”的兵器与吆喝声中昂然而入。
见左良玉的柳敬亭表面服从将军虎威，而词锋却是锐利。角色中的柳敬亭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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