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高层决策写真(全本)- 第18部分

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是同样大的两个问题，绝非嘴上谈兵的事情，只要基层计生委的具体领导嘴上松一松，当地的人口就要翻一番，攻一攻，中国政府只要态度稍微软一软，中国的人口马上就能给你一下子超生几个亿，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现状，你让我们的中国政府怎么办呢？！

1982年，马寅初这位百岁老人逝世，不必做任何解释，只要看看中国政府在所发悼词中对这位含冤负屈几十年的人口学家的盛赞之词，就知道当时的中国下了多么大一个决心，接受了一个多么惨痛的教训，面对着怎样艰苦卓绝的一个局面，准备作出怎样一个姿态来挽回历史所造成的重大错误，悼词曰：在委屈和痛苦之中，他不慑权威，不顾名利，孤军奋战，创一代新风，为学人创光辉榜样。

中国政府在控制人口问题上是从计划生育人手，中国政府在控制人口问题上的最终的姿态，便是以人口控制论专家马寅初老先生为光辉榜样的——那种雄牛健牯一般梗着真理的硬脖子，不肯做些微的弯曲和退让，明知寡不敌众，仍然坚持斗争，不屈不挠，持之以恒的伟大精神：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服人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这里不妨用马寅初先生当年声明中最后几句话，当作现在中国政府对某些来自国外的不负责任对中国计划生育问题所提出的种种洁难，在此一并做个权威性的回答：因为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并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宋健在文章中写道：受激于马寅初先生的风范，面对令人忧虑的中国人口，我邀约于景元。李广元等，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接续研究人口控制问题。熟悉人口学历史，搜集中国人口资料和数据，建立数字模型和选择控制方案等工作，费时一年多。1978年我随杨嘉墀先生去芬兰参加国际自控联第七届大会，顺访荷兰，在屯得特大学遇到奥勒斯德教授，见他们也在用控制论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万里之外钟伯相遇，不胜欣喜。回国后，信心大增，研究工作迅速进展，有如破竹之势。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宋健运用控制论方法研究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百年进程预报，宋健的研究科学地表明：如果中国按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那么2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达到40亿。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生两个孩子，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会停止增长。

宋健和于景元的人口控制论研究结果公布之后，在全社会都引起了反响，许多人觉得情况严重，纷纷来信打电话询问。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王震副总理还专门约见宋健，王震副总理见了宋健，满脸关切地问宋健：是否有办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3－4亿左右，那就好了！

对王震副总理的这个问题，宋健一时也没有办法回答。

后来宋健和于景元完成了人口控制论中关键定理的证明，这个定理显示：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一个双向极限的问题总和生育率（即每个妇女的平均生育数），并找到了计算它的公式，超过这个极限，人口将无穷的增长下去。中国80年代的人口限值是2。16。低于这个限值，人口将逐步下降。
宋健和于景元的这一研究结果公布后，世界各国科学家都表示赞同，不少数学家和控制论科学家按此方法扩展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人口控制论这个学科。在这个学科形成的过程中，宋健和于景元的研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宋健的研究结果十分可怕，如果人口突破限值，不计划生育，便会像蝗虫那样无穷无尽地繁衍增长，最终使中国像一片密密麻麻布满了蝗虫的庄稼地，响彻着争相大嚼的骇人的蝗虫的唼喋声，顷刻之间，这片茂密的中国的庄稼地便会被吞噬得干干净净。当这群为饥饿所迫的40亿只中国的蝗虫们弹动触须，张开翅翼，遮天蔽日地飞向别国的庄稼地去觅食时，我很想知道那些总是在谴责中国在计划生育问题如何的不人道、如何的不民主、如何的不遗余力。如何的不择手段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们，他们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中国人又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人满为患，这真是一件让人感到无比头疼无限恐惧的事情，为了整个人类世界的生态平衡，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未来，我们必须从今天开始，必须自觉地从每一个人自身开始，必须避免2050年中国人口增长到40亿人这样一件十分严酷的事情，如果发生了以上我所描述过的那种蝗虫一般的人口状况，那么我们如今所从事的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都将失去任何意义！

事实上，计划生育也是最大的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只勉强够十个人糊口的食物，却又多出了二十个人来分，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每多一个人就会多一份对生态世界的消耗，每个人一生要消耗掉的物质可以堆成一座山，所制造的垃圾也可以堆成一座大山，所以每减少一个人的生育，就意味着为这个世界节省掉一座大山的支出，避免了一座新的垃圾山的出现和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如果中国的人口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那么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也是一句空话。计划生育是最直接的环境保护，是目前保证中国人可持续生存发展的惟一的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如果中国的人口到2050年突破了40亿，那么我们中国目前所从事的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一件扬汤止沸舍本逐末劳而无功的毫无意义的事情。中国的环境保护必须以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为前提，必须在此前提下进行软件和硬件双向全方位的强硬操作，任何一种侥幸心理和疏忽大意或是放任自流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严重后果。

在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上，我们中国政府和我们中国人都已经没有退路，合二为一地解决问题，一分为二地进行操作，双管齐下，这是惟一正确的正本清源的有效手段，正如治理淮河流域的污染，必须从清理污染源人手一样。如果淮河流域没有1。5亿人口，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就不会过热，造成的污染后果也就不会如此严重。淮河流域人口过分的稠密，与淮河流域的不认真搞好计划生育，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

当然这里有历史的原因和客观的原因，但任何一种人类的原因在自然面前都无须启齿，强调任何一种客观或是历史的原因甚至现在原因，都不会因此而使我们所面临的严酷现状稍许有所好转，我们只有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地去做，舍此再无它法。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可谓英明果断，以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问题作为自己的两个基本国策，这两项基本国策原本就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的。

宋健应用自己之所长“控制论”来研究人口控制问题，可谓得其所哉，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次天衣无缝的啮合与杂交，取得极大成果，自然无须多言。

笔者最后在此想要斗胆对宋健先生所说的话是：既然先生已经用控制论与人口论相结合研究出了《人口控制论》，何以不再用控制论的方法和原理研究一下环境问题，创立一门新的学科《环境控制论》呢？中国和世界都需要这样一门学问。

当然，这只是笔者突发的一点奇想而已，说不定是一个笑话也未可知。

还是趁此打住笔，回到正题，让宋健从过去走回来，一直走进中南海。

宋健走进中南海

毫不夸张地讲，淮河治污行动是中国环保有

史以来一次最大规模的行动，其影响力将会震古

烁今，举世瞩目，不管结果是好还是坏，都会遗及

恒远——好则泽被永久，福荫于子孙后辈，坏则

影响幽微深远，祸及千秋万代。

1986年，宋健气宇轩昂地走进中南海，走进国务院，以国务委员和国家科委主任的身份，接替李鹏总理，担任了国务院环委会第二任主任，主管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宋健因此写道：1986年，我受命出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惶惶不可终日。我深知，如果别人受命于此岗位，可能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我要竭尽绵薄，为人民能得科技之惠，为学者能为国尽其才，鞠躬尽瘁，贡献我的智慧、心血和生命……

宋健走入中南海，进入国务院，绝非偶然，亦非侥幸，而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发奋图强，刻苦学习，兢兢业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是以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工作相搏，以无限的求知欲和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较量的结果。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走一步有一个脚印，留一个脚印有一处建树。

如同爬山，一溜羊肠小径，盘旋向上，百折千回，懒走一步，省略一个弯儿也爬不上去。好似登高，想要登到高处，休想取巧，莫要使懒，一百单八蹬，想到极处去送远目，看好景致，是一个台阶也少不得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更上层楼。

用他自己的话讲则是：能在科学事业中做出成就，勤奋和机遇缺一不可。

宋健对自己的一生，仅用“珍惜机遇”四个字以概之，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从来天道酬勤，机遇亦会选择主人，绝不给使懒取奸的人，这似乎也断然没有错。

宋健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其时正是中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的时候，松花江污染，趵突泉水竭，白洋淀干涸，难老泉老了，汾河成了污水河，晋陕蒙告急，小秦岭金矿乱采乱挖……那时整个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还没有提出，直到首届中华环保世纪行中小黑河的报道，才被完全揭出，提上国务院的议事日程，那时只有一些沿淮地区的小流域濒危求援的信件。

十里荷香十里菱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