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报告》。在肯定了日本人“研究精详，若干建议颇足称道”之后，他们主要给出三条意见：
1。凡拟在黄河中下游兴修水库，都应当以防洪为首要任务——一句话就把日本人在干流建发电站的设计否定了。这水库若修在包头至龙门间，存量均小，寿命必短。
2。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故建议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此时建坝回水到潼关，形成峡谷水库，避免潼关以上的农田损失。
3。在八里胡同建库，不是为发电，而是作为防洪的滞洪水库。坝下安设巨型闸门，控制流速，使泄水的含沙量保持某一定值，数年之后泥沙冲淤平衡。 美国人的意见都是原则性的，而且主要是否定性的。可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决策者们怀着民族与阶级偏见而未对它加以足够的注意，为此，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付出了昂贵的“学费”。
“圣人出，黄河清”
黄河洪水这道难题，历朝统治者们都未能将它做好。所以，新中国的旗帜刚刚升起，西方学者就大胆断言，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但没有能力治好黄河。这咒语一样的预言一直像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困扰着新中国的领袖们，几年后，初期治黄的三门峡工程果真失败，西方人一语成谶。
有人说，面对桀骜不逊的黄河，新中国领袖毛泽东矛盾的心情中表现出的半是敬畏半是无奈——“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种底气不足的吩咐，有点不像当年以一首气吞山河的《沁园春。雪》而震撼中国，震慑他的敌人的那位毛泽东。
此话的确有些道理。不管是以古代还是用今人的评判标准，毛泽东战争年代在马背上吟成的那首古体词《沁园春。雪》的确当算古今咏雪诗词之绝唱。其词移情入景、力诱纸背。尤其“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等句，有“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之势，历代帝王、英雄人物统统在毛泽东笔下席卷而去，一代伟人超凡脱俗的豪情壮志和雄伟壮阔的胸襟气魄跃然纸上。
1945 年8月，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期间，这首词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后，轰动一时，从词中大气磅礴、气象雄浑的王者风范中，蒋介石感觉出了一种无法容忍的轻蔑，便令手下的文人墨客纷纷唱和——他想以更有气势的诗词压倒毛，结果，43天的谈判结束时，也没有一句能超过毛的词句，气得蒋介石大骂：娘希匹！
不过，历来都藐视一切的毛泽东对黄河却充满了敬重之情。据载，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东渡黄河进行作战转移时，面对滚滚东去的黄河，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说：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啊！”此后，在多次对黄河的考察时，他都重提了这样的话题。
对敬畏有加的黄河，毛泽东一直想进行详细、深入的考察。他曾说，他很想骑马跑跑两条大江（长江、黄河）。后来，他还真的要去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准备组建一个智囊团，吸收天文、地理、地质、历史等方面的科学家参加，骑马沿黄河而上，直到黄河源头，对黄河两岸做一次系统的社会调查和自然考察。
不过，毛主席的黄河之行终究不是骑马去的，也不是在他预定的那个时间去的——五星红旗升起之后，他第一次离京巡视的就是黄河——当时，他急需去的地方很多：毗邻朝鲜战场的东北，与台湾蒋军对峙的福建，经济斗争复杂的上海……
但他却选择了黄河。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应该到黄河看看了——早在1949年8月，后来成为新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一把手的王化云起草了一份建议《治理黄河初步意见》。该文件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防洪为开发目的”。但当时的水利部在复勘之后，认为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技术条件来考虑，不适宜在黄河干流上大动干戈。
当时兼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对于中国的农民、农业特别是并不富余的耕地有着深刻的认知和关怀。1953年5月31日，邓写信给毛泽东：“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度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与更多的移民问题。”
此后，修三门峡水库的事搁置了下来。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治理黄河之事。1952年10月最后的几天，毛泽东主席利用党中央给他的休假时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等人陪同，乘专列南下徐州，然后溯河而上，分别在徐州、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对黄河进行考察。他想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为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提供一些直观的依据。
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这次黄河之行，后来出现了大量不同版本的回忆录等史料，这些丰富的史料都同时记录了这样一些情节：
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山东省负责人的陪同下，从济南市乘轿车来到黄河之畔的洛口镇，下车后，登上黄河大堤。毛泽东边走边问陪同的地方干部：“早就听说黄河水灾很频繁，危害很大，你们能不能说说具体情况？”
地方干部告诉毛泽东：自古以来，黄河下游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据有记载的2000多年里，黄河下游河道以郑州为扇轴，在黄淮海大平原上，北起津沽，南至江淮，南滚北移，共迁徒26次，平均每隔百年改道一次。最近一次改道是在咸丰5年，黄河在兰考县改道后，夺大清河入渤海。改道后的河道，就是现在的河道。如今，这一河段已淤成地上悬河，河床高出济南市区5米，高出开封10米，高出新乡市竟达25米。
“高出这么多？”毛泽东惊讶地说，“真是悬河，悬在人民头上的河，不可掉以轻心哪！”
地方干部说：“黄河自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蒋介石下令扒开花园口的2540年中，总计决溢1590次。若分段来看，西汉时期，平均14年发一次大洪灾；唐代前期平均10年一次，后期7年一次；唐末至五代，平均三年多一次；北宋和元代是一、二年一次；明代二年一次；清朝平均二、三年一次；民国前十几年水灾相对较少，后十余年天灾人祸、水灾不断。”
毛泽东沉思片刻，指着黄河：“按你刚才所说，黄河水灾的次数是越来越频繁啰？”
“过去是这样，不过，自黄河1947年回归故道后，经过解放区人民的努力，加上解放后开展了大量的治黄工作，黄河虽然发过几次大水，但都没酿成灾害。”
“那就是说，黄河五年没有侵害老百姓了，”毛泽东扳着指头算了算，笑了起来，“五年太少了，要保证黄河年年安澜，岁岁太平。我们是共产党，和封建官僚，和国民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一心为人民服务，他们不仅不顾人民死活，甚至还把人民推到水深火热之中。”
介绍黄河涨大水的情况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向毛泽东提到了陕县流传着的一首描述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特大洪水的民谣：“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后来，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时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
在开封柳园口，看着大堤内外的悬差和坐落在低洼处的村落，毛泽东沉思良久，说道：“这就是‘悬河’啊！”望着远处开封城中隐隐绰绰的铁塔和龙亭，稔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没有再发表看法，他审慎地面对黄河，仿佛身心回到了历史长河的时空之中。
10月31日，毛泽东前往郑州邙山、新乡地区视察。他对送行的王化云及河南省委书记张玺等嘱托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此后，1953年2月、1954年冬、1955年6月，毛泽东又三次视察黄河，了解、掌握治理黄河的情况。
一次，望着巨浪翻滚的黄河，毛泽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治理开发黄河之心跃然之上。
从毛泽东视察时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位叱咤风云、驾驭并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对神圣而又神秘的母亲河黄河，既充满了崇敬、理解和厚爱，又有一种想征服利用黄河，造福于民的豪情壮志——尽管他知道实现这种“壮志”的难度，尽管他无法像面对其它江河那样挥笔写下一定要根治黄河的豪言，但他又无法放弃治理黄河的雄心大略——在黄河边，他曾一诺千金：“全国解放后，我们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
这一诺言使他梦牵魂绕，也引得后人评说纷纷。
多年以后，三门峡规划的失误成为人们反思探讨的一个课题。苏联专家在当时的影响力，以及当时缺乏经验与认知成为一个共同的理由。
不过；也有人能看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不是自己有强烈的主观愿望，苏联专家的方案是不会如此迅速地被接受。事实确实如此，有人认为，毛泽东主席治黄的迫切心情里，参杂着太多政治的因素。自古以来，治黄成败，往往成为史家评判诸朝政绩的重要指标，这种“潜规则”更给三门峡工程赋予了浓烈的政治色彩。毛泽东当然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圣人出，黄河清”这样辉煌的一笔——几年后，他的 “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