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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贵吃饭时，黄大香提出件事与大家商量：超兰明天要上路，今晚就别去连贵家了吧，大热天，夜里也不凉，随处摊个铺都能睡，连贵也留在这里，大家多说说话不好么？
黄大香本想再尽些主人的殷勤，也许还记着王神仙那句宜急不宜缓的话吧，但龙连贵坚持不同意：要说话还是都上他家去好，禾场上，小池边，说什么话也没人打岔，再说，明天一早，他可以与石贤一道去送兰妹子，抄小路走要近得多！
李超兰正在洗衣，只拿耳朵听着，彭石贤一心想寻问龙连贵去大后山的事，懵懵懂懂地说：“哪里好说话便去哪里好了。”黄大香回头问李超兰时，李超兰已只能够说，那就听随他们这两个人的意见好了。
“那好吧，”既然孩子们决定去龙家，黄大香也觉得还是这样妥当，“可也别心急，月亮升起来去也不迟。”
晚上，在龙连贵家，三个年轻人坐在清凉的井台上，海阔天空地穷扯漫聊。而谈得最具体，最实际，也最激昂的是龙连贵。他完全习惯了农村生活，自我感觉很好，对目前的处境十分满意，他说，他走的是群众路线，现在许多社员对社长不满，龙连贵确信，如果真让群众选举，这社长位子肯定是他的。另外，他承认了对那个女孩子的情意，说她心肠很好，能不听社长的话，要不，怎么会把社长与镇长暗中算计人的事告诉他？彭石贤提醒龙连贵，今后可不能欺侮她，说他在女孩子面前一贯横行霸道。龙连贵说，那是小时候女孩子们嫌他不爱干净，常流鼻涕，他才不理睬人的。李超兰坦率地说，连贵做出凶狠样子来时让人害怕，不信他对女孩子真会有那么好，龙连贵则说，这可以让那个女孩子出来作证。就这样，他们一直扯到天上飘落下了露水，龙嫂催促过好几次，他们才去睡觉，可他们没听到龙嫂的一句唠叨：
“唉，年轻时候的快活也难得，可往后的日子还能老是这样逍遥自在，不知愁，不知忧地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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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集中在县城开会的干部们回来了，一个迅速传开的消息是：这次抓了不少右派，青石镇就有好几个，有的挨了批斗，下放劳动改造，有的还留在县城接受审查，等候最后处置。县里的教师会慢了一步，至今没散，会场四处又加了岗哨，人们不得自由进出，正进入紧张的批斗阶段。据说，教师中的右派更多，小学校的老校长已经是一个了，别人的情形还不太清楚。
小镇人爱扯闲话是个传统。沉重的生活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沉积了太多的郁闷需要发泄，从前，在那个散漫而迟滞的社会里，人们从随心所欲的嬉笑怒骂中获取短暂的快慰之后，又去寻找他们的艰难生计，因为是闲扯，随意说来，也就随即忘却了，谁也不牵心挂意。至今，这种习惯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尽管政府强化了思想教育，通过多种渠道向他们灌输了不少政治观念，但人们并没有真正领会这些东西，当他们把宣传与现状联系起来时，起初感觉到的那些朦胧希望，现在渐渐地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于是，有不少可以充作右派言论的“怪话”出来了，而政府光凭政治说教又不能达到让人恐怖的程度。
什么叫“右派”，听风声，人们只觉得这罪名很大。傍晚时分，人们端着饭碗，或蹲或站，聚在檐前屋后的空坪墙角边吃边聊：
“我说，政府的会议也太多了，正是大忙时节，谁知耽误了多少工夫！"；
“开会是通思想，不通思想，政府就办不成事。”
“没错，不听使唤的人不通不行，孙悟空也得给个紧箍咒嘛，右派右派，想又搞一派，与政府作对那还了得！”
“右派全是政府里的人，怎么以前就一点也不听说呢？”
“嘿，右派可不像你与我，肠子要多几道弯，脑子要多几个窍，不然，怎么叫做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呢！”
“你倒说说，小学校里的老校长平日里满脸带笑，说话客客气气，走路弯着腰，见人忙不迭地打躬作揖，菩萨似的一个人，他算得是哪种大鱼？”
“你们想，那老校长‘猖狂进攻’时会是个什么模样？那也定会是可怜可笑的吧，听说他还挨了那“假北方人”的拳脚，人心真怪！”
“看来，这回是截网、围网一齐下，虾子、鱼仔全进筐了！”
“活该，全是找死！”姜圣初去屋里添了碗稀饭又回到人群里，刚才他一直没有说话，因为媳妇小莲跟他说了，龚镇长特别关照过，让他千万别在外面扯出什么落后话来。可他忍不住，憋闷着听人说了这许多，他不说觉得委屈了，他想当然地认为，不让说落后话，还能不让说积极话：“政府打倒地主，把田地分给老百姓，是好端端的一件事，可偏又有人生出歪主意来，搞什么合作化，供养了不少闲人，谁能高兴？我以前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会才知道是政府里出了右派奸臣！”
这位姜家老大把是非完全弄颠倒了，许多右派的一个大罪名就是反对合作化，然而，对他的话居然也有附和者：
“难怪了！老校长就来我家动员过入社，可是。。。”
说话的人把可是后边的话咽回去了，他马上发现姜老大的话好糊涂，因为，哪个干部没宣传过合作化？龚镇长不就宣传过！
休想让中国的土老百姓弄明白这许许多多的大是大非，也休怪他们糊涂，即使再过几十年，恐怕那时的学者们对中国的一些历史现象也做不出结论。比如这合作化，先是轰轰烈烈地合了，后来又土崩瓦解地散了，究竟是谁糊涂谁不糊涂？
这时，坐在自家门边，远远地听着这些人闲扯的张仁茂走了过来，今天他似乎很厌烦这些不着边际的闲话：“都少说些吧，天这么高，地这么厚，世界上的事七弯八拐，谁弄得明白？别忘了那句‘祸从口出’的老话吧，对面山头上的云会不会向这边移，雨会不会向这方下，大家就不能先看看天色么！”
人们对张仁茂还是信服的，他说可能有祸说不定这祸真到了眼前，而且，除了姜圣初似乎有点扫兴，其余的人并不需要有个结论，于是，他们搭讪几句便陆陆续续地走开了。姜圣初用力擤了两把鼻涕抹在鞋帮上，拿起刚才演说时放在墙根下的空饭碗，也回自己屋里去了。
当然不是所有的小镇人都如此浑浑噩噩。
镇长龚淑瑶就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人们见她在街上行走时，虽然也瘦了些，却是容光焕发，言谈举止表现出了胜利者的轻快利索。姜家媳妇周小莲在大门口招呼住镇长，向她打听丈夫在县里开会的情况，姜信和是区办公室主任兼管文教工作，这次临时通知他去参加教师大会，小莲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有些放心不下。女镇长对她说：“姜主任是积极分子，调去加强运动的领导工作，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你别胡思乱想吧。。。 我说你呀，有些事情你就别去听别人搬弄好吧！”周小莲听得出女镇长后面这句话的话中话。有传闻说，她丈夫与女镇长的关系很不一般。姜信和待妻子并不如他曾经许诺过的那般好，可周小莲却不能不关心自己的丈夫，她觉得早有孩子了，即使丈夫真有外心，女人也不该过问得太多。现在，姜银花跟着她的北方丈夫走了，这抓右派的事没个人好问，她只能找龚淑瑶。她听了龚淑瑶的话，又看看她那坦然自在的样子，也不很相信有那种事，便说：“淑姐，你说哪里话，我只是怕信和脾气急躁，开会时说话出错，都说这次开会是祸从口出，我哪会有其他的想法。。。 ”龚淑瑶看着面前这个身骨柔弱，心地质朴的小个女人，便生出了些怜悯似的，她笑一笑，又亲切地说：“小莲妹，你放宽心好了，我是说信和同志不呆不傻，怎么也不会说出招祸的话来，就算是有人不高兴他，那也枉然，别人怎么说他，你别听就是，哪个空穴不来风──近来生活上有困难吗？你可以跟我说的，日子好好地过吧，我包管你那当家的很快就会回来，出不了事的。”周小莲邀龚淑瑶进屋坐一坐，龚淑瑶说，这些天实在忙，往后再来，她又问了姜家大人小孩的一些情况，便急匆匆地走了。她说忙，这话不假，在县里开了几十天会，整了别人，也警戒了自己。散会时领下一大堆任务，眼下正准备着如何依样画葫芦地把这场政治运动在小镇推向深入。
龚淑瑶现在已经是单身一人，离婚证终于办妥了。有意思的是，这离婚证是婆婆办好托人带给她的。婆婆几次到政府找人办这事，因为儿子不肯进衙门，说结婚没领证，离婚也不用领证；儿子不到场，儿媳也就不到，她说离与不离，领证不领证听便，现时工作正忙。老太婆却说这离婚要紧，再不离就经受不起了，究竟怎么个经受不起，她没说。在反复求告之后，办事人员终于发给了她两张离婚证明。按说，这样做并不合法，离婚应属无效，可小镇人没谁出来质疑，大家都接受了它，于是，一场惹人注目，拖沓日久的离婚纠葛告一段落。
龚淑瑶的婚姻悲剧，或者只算得是不够美满的婚姻吧，很值得社会学家们去研究一番。从作童养媳开始，龚淑瑶从来没有对丈夫产生过爱情，而且一直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摆脱这根婚姻链条。她尝试过那种寻死觅活的抗婚方式，终于觉得都不可取；她看过那些为追求爱情幸福，男女相约出走的剧目，一时内心激动万分，但实际上，她学不来，周围找不到可以相爱相托甘冒风险的意中人，即使可以找到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的去向；她有一本反复翻阅了多遍的新婚姻法，听人讲过许多反对包办婚姻的故事，自己还向人作过这类宣传，但真要提出离婚来，又不是轻易可得。首先是不得温饱的小镇人漠视了她的爱情要求，认为没人不让你穿衣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