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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兰在地委大院度假，李青霞总不忘在规定的作业之外，给她借来许多课外书籍，并限期读完，有时还要检查读书笔记，但她自己并没有时间去读这些书，仅是以前粗略地翻过，或者听人谈到过，但说起书上的事来，她却自以为是，而且那样子咄咄逼人，这就不免要闹出笑话来。比如她把《古丽霞的道路》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的情节混淆起来，甚至把《战争与和平》说成是高尔基的作品，她本不是十分浅陋的人，或者说，她不是学者与教师，出这点差错也说不得是出了大“洋相”，但问题在于她处事的霸道。有一次，她看一本杂志，上面有篇文章引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筑路时遇着冬尼娅时的一段对话，她便想当然地生发开去以教育李超兰：“你得注意，绝对不能走冬尼娅的道路，讲吃，讲穿，讲资产阶级的一套就会使自己变得酸臭*。现在尤其不能谈恋爱，像冬尼娅一样，她从小就只知道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不是被时代抛弃了么！”
李超兰听着出不得声，觉得书上写的似乎不是那么回事。这时，姑父在一旁说：“你弄明白了么？冬尼娅小时候究竟是跟谁谈恋爱，那是不是她的错呢。。。 ”
李青霞马上抢过话来，还振振有词：“不是她的错是谁的错？这里明白地写着，冬民娅是保尔小时候的女友，你说，这能不是冬尼娅腐蚀保尔？打什么岔！”
姑父本想争论几句，见李超兰在场，只得作罢，说：“没错，没错，你这宣传部长当得久了，信口开河惯了！”
“我姑妈还常对我姑父说，不懂政治就别去碰政治！”这时，李超兰突然打住，望着彭石贤皱紧眉头的脸，为自己开脱了一句：“我姑父可最讲道理！”
彭石贤站起身来，到该回教室去的时间了。自由化思潮使他对僵化的思想灌输产生了抵触情绪：这不能真正叫做政治，仅仅是官僚作风！但他没有出声，他希望李超兰今天这些话该不是在回答《问你》那首诗中提出的问题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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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李超兰的外表沉着稳重而内心压抑冷淡是一种类型，而陈灿英的看似热情奔放而实际上浅陋势利则属另外一种类型。陈灿英算得是按照正统观念培养教育出来的成功典型，从儿童团到共青团，从查路条抓坏人到喊口号斗地主，从宣传抗美援朝到迎接合作化，她一直受到领导与积极分子们的称赞和鼓励，在同龄人中间十分荣耀。她说她的奖品奖状足有一小房子，这话不算太夸张。她的政治热情正是这种虚荣的产物，看起来她对政治风云的变幻似乎要比其他同学更为敏感，但这不过是对领导意图的追随与捉摸。现在，她正急切地盼望能有一个显露头角的机会，既然政府号召“双百”，她就理所当然把诞生在这个方针下的“诗社”当作了英雄用武之地，她认定这是个风云际会的时刻，要借它“引吭高歌那时代的新声”。
从陈灿英这种政治心理，也可以解释她与李超兰在恋爱过程中完全不同的表现。李超兰不希望彭石贤去招致政治风险，即使在她承诺与彭石贤“同志同心”的时候；她对彭石贤有着迁就，有着附和，可心中也有着疑虑，这些仅是让初恋的激情掩盖了下来而已。陈灿英则相反，总是鼓动曾明武，希望自己心爱的人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当然是她想象中的那种政治。
前些天，陈灿英就邀曾明武上她家来了。她这样向家里人介绍：“现在，全国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学校派人下农村来调查。他姓曾，是党员，去朝鲜打过仗，今晚就住在我们家里了。”
陈灿英的父亲提着把小竹椅，拿着本小人书推开侧门进来，他只听到女儿说的后两句话，以为是学校为他女儿入党的事派人来调查有关情况，因为他上次到学校时与校长谈过这事。他赶忙招呼：“请坐，请坐，快给曾同志做饭，乡下人家没什么好招待，反正是同志，不会见怪。我常跟灿英说，什么时候都要靠拢党，靠拢领导。”陈灿英听着不作解释，朝曾明武一笑便上楼去了。曾明武只得说：“老伯，我是灿英的同班同学，学校放假没事，灿英邀我来了解些农村情况。”
陈灿英的父亲点了点头，应了两声“好”，便又提起他的小竹椅，坐到侧门外面的小天井里看小人书去了。陈灿英的母亲大概是没听到丈夫交代待客的规格，只得踮着脚步到小天井去问丈夫：“你说呢，该办什么菜？”丈夫只顾着看他的小人书：“别打岔吧，你就听灿妹子的好了。”
果然，陈灿英爬到了火炕楼上，“砰”地扔下一块腊肉来：“妈，这腊肉快长霉了，你们怎么老是舍不得吃呀！”
一会，陈灿英从楼上下来，手上还拿着块腊鱼，让她妈一并下锅，自己又随即出门，口上还交待：“爸，我给你买酒去了，你得好好陪着客人啊！”
陈灿英的父亲只得又提着小竹椅进屋来。看来，在这个家庭里，独生女陈灿英是一把手了。女儿事前没有跟父亲交底，老社长感到有些突然，还有些纳闷。母亲则已经表现出了女婿登门的欣喜与紧张，客人临了场也不由得感到某种不自在，这几个人都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一时拉不开话题，幸而有本《三国演义》的小人书可供讨论。
很快，陈灿英回来了。由于她的热情大方，大家才轻松起来，曾明武不喝酒，陈灿英倒能陪父亲喝两杯。陈家的家长兼社长是条酒汉子，酒一落肚，话就上来了，而且很爽快。曾明武当过兵，社长说他也当过兵，“那是卖命的事，能活着回来的都是好汉！”他忘记了两人当兵的年代不同。他又问起曾明武的身世，当曾明武说出他舅父的名字时，社长一拍大腿说：“认识，认识，一个教书先生！”这话是真的，因为他叫出了“三不烂夫子”这个诨名。曾明武的舅父的确被当地人看成个不开窍，认死理的人，因而得了个“煮不烂、咬不烂、吃了下去化不烂”的名声。
“说不定你就给我倒过洗脚水，我那时候玩牛疆绳，这方圆几百里地跑遍了，我在你舅父教书的那个破庙里借过宿，为省下几个住宿费不说，还能听他唠叨个半晚。当时，他身边有个几岁的孩子帮着生火做饭，是不是你？”这位社长念起了旧情，“后来我从那里过便再也打听不到‘三不烂’先生了，你是他外甥子吧，我今晚也陪你唠叨个半夜好了！”
曾明武记不得小时候那许多的事情，但他相信遇上了这位能喝能谈的长辈就有可能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了。开始，陈灿英陪着他们说话，他父亲东扯西拉，谈不到正题上来，女儿知道父亲一喝酒总会要翻出那些陈年旧月的故事来，而她早听厌烦了，她的脚在桌子底下踩了曾明武好几脚，说累了，该休息，明天再谈，曾明武却知道，喝酒的人一过了酒兴，就再难掏出他的话来，他只说不要紧，难得听老伯说话。
南方入夏很早，不起风的晚上使人感到十分的闷热。主人点上一盏小镜灯，放在桌上，他把着酒杯不松手，曾明武也就不便放碗筷，认真地陪着。陈灿英伏在桌子上打起瞌睡来，身子却老是向曾明武一边倒，她母亲几次想拉她进房去睡，可就是拉她不起来，不过，上半夜暑气尚未散去，真进房也难睡下，于是，母亲就摇着葵扇在一旁守护着女儿。
社长在灯影下眯细眼睛打量着女儿领回家的同学，觉得这是个老成持重的好后生，他相信女儿肯定有那个意思，他说话时已经把来客当女婿一般看待了。
“小曾，灿英说你这文章要登报，这是校长还是别的领导让你写？我的事情早上过报了，你想让我说些什么？”
“那是灿英的想法，我没打算写文章，真要把农村里的事登到报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还难说没有麻烦。”
“我也是这话，看来你是经了些事，没白比灿英多吃几年干饭，她就这毛病，总想着称小子，我拿她没办法。”
“是。。。 可现在是男女平等呢。”
“我家没儿子，灿英在我们家便男女平等了，她想读书，想当干部，想入团入党，我全都依了她，还替她去跑腿，可我不赞成平等，比如说，我这社长也是女人能当的么？”
“中央还有女部长呢，”陈灿英并没有睡着，她的脚老是在桌子底下赶着曾明武的脚移动，这时，她打了个呵欠，装作醒了过来，“你们光说人闲话！”
“原来你没睡！”屋里蚊子很多，社长提起小椅子去了小天井，熏起了一堆烟火，“好，好好，你爸不说你，就等着当女部长家的老太爷好了，那你们就都去睡吧，我还得乘一会凉，现在正好起点儿风了。”
曾明武说他也不困，还想陪老伯说说话，他劝陈灿英母女早点儿去休息。陈灿英答应了：“可你们得谈正事，爸，我说你看几本小人书能有多少见识？现在报纸上的大文章都是在帮助党整风，你就贡献些意见，让他给你写出来，登上报，那你的名声会大多了呢！”
在小天井里，社长少了一些酒气，却吐了不少真言，曾明武听着，很少打断他的话。
“我家灿英就是有点泼，其实呢，她很知道心痛人！
“我说她干不了这社长的事，不是说她没能耐，而是说女人的心劲不济，当我这社长可比当个中央的部长还要难，从早到晚多是些拼死拼活的事。
“你不信？你是了解不到实情。你来问我，我当社长，吃比社员好，穿比社员好，自然要说合作社好了。你去问社员，社员的口粮由社里发，花钱向社里支，他能不说合作社好？再者，别人知道你是谁？真话在别人心里，你问不出来的。
“报上有人在为农民说话？那是废话！现在不是到处有农民闹退社？可谁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