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井哀歌
煤井哀歌
刘庆华
水气从陡峭的煤井里冒出，就像一口蒸着热气的井。对！就是一口井，双峰人从来不用别的词来替代这种说法，在煤井下干活的人叫做煤炭工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还小，常步行三十多里羊肠小路去本县的朝阳国营煤矿帮父亲拉煤。父亲推着只有一个轮子的木制土车，车上放着一只装有三百多斤煤的大箩筐，从矿山推往家里。我用一根粗壮的麻绳绑着土车前沿的翘角，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一样，使劲地拉着运煤车往前走。沉重的土车有了较大的牵引力，车轮转速加快，木制的轴心与轴孔开始磨擦出“咕噜、咕噜，咿呀呀”的声音。父亲感觉轻松多了，还不时地在后面催促：“车子不叫了，绳子都拉弯了，快使劲！” 我拉得满头大汗，怦怦直跳的心跳到了嗓子上。回到家里，一身汗水往下流，衣衫都湿透了，更糟糕的是饿得眼睛发黑眼晕，因为家里穷，经常只能用红薯代替大米。我每次去帮父亲拉煤时，母亲让我带几个熟红薯在路上与父亲一起充饥。而我最不愿吃、也最难咽的就是熟红薯，我宁愿挨饿也不吃。
父亲每个月都要去煤矿推一车煤回家。有一次，推煤车还未装好，我便跑到冒着热气的煤井边往下看，只见里面有一盏昏暗的电灯照着深不见底的煤井。没多久，井里有一个人挑着一担沉重的煤炭，一步步地踩着用松树架成的陡峭木梯，艰难地往上爬。他爬出煤井时，我发现他光着膀子，浑身都是黑的，黑黑的皮肤，黑黑的*，还有黑黑的汗水像墨水洗澡一样地流淌。我望着他微微一笑，他回馈了一个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笑容：椭圆形的脸像一只黑葫芦，两排牙齿将黑葫芦划开一道白色的裂缝；转动的眼球闪闪发亮，像一对黑熊的眼珠。简直就像一个非洲人。他这一担煤过磅后，足有二百斤重。我眼睛都看傻了。他把过磅后的煤倒进父亲的车箩。父亲要我称他叔叔，我有点惶恐，但还是喊了他。他马不停蹄地返回井下，我跟在他后面。他发现后，连忙阻止我：“伢子，别掉进井里，好深的，快上去！”我回答：“我想下去看看。”他微笑地说：“长大后再看吧，小孩子不能下去的，里面有泥巴。”我只好站在井口，看着他黑黑的背影渐渐消失在灯光氤氲的煤井深处。
父亲叫我走开，不要站在煤井旁边，他说里面的水气夹着硫磺，有毒。那时我不知道硫磺是什么，但父亲的话我很相信，因为他是一个下放农村的大学生，他学的是物理专业。我立刻离开了煤井边。
父亲说，这个挑煤的叔叔以前家里很穷，三十岁还娶不到堂客（老婆），后来悄悄离开生产队跑到这里来当了煤炭工人。他当上工人后，给他说媒的人一个接一个，而且介绍的姑娘个个有文化，人也长得漂亮。那时，有文化的农村姑娘都要求找工人，不管是煤矿工人，还是养路工人，抑或建筑工人，只要与“工人”二字沾边，就算找对了。姑娘嫁过去后，成了“半边户”。男人在外上班，女人在家包揽一切事务，受苦受累也心甘情愿。多年后的今天，我还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过去的农村姑娘都想嫁给工人，也许是曾经的工人荣誉高，姑娘们爱虚荣。而如今的工人却变成了打工仔，地位一落千丈，工人的荣誉在女人心中已没多大价值，女人看重的是男人的能力，其实就是钱。甚至有些女人哪怕是给有钱男人做二奶也问心不愧，更有甚者为了金钱甘愿做“小姐”。我为这样好吃懒做的女人感到悲哀，感到耻辱。反之，我为过去那种爱虚荣，但勤劳肯干无怨无艾的女人感到骄傲，感到光荣。
有人给父亲这位朋友介绍了同村一个曾打出口号，非“三员”（优秀社员、共产党员、每月一百元）不嫁的姑娘。姑娘叫嫦娥，高中毕业，个子高挑而丰满，是村里独一无二的金花。听说嫦娥以前对父亲这位朋友不屑一顾，小伙子当了煤炭工人后，媒人便来给她说媒。她答应试试看。相亲那天，小伙子来到嫦娥家。媒人要他主动去嫦娥房间谈话。他轻轻地敲响了门，嫦娥在房里温柔地喊了一声：“请进。”他斯文地推开房门，蹑手蹑脚地走到嫦娥身边，胆怯怯地说：“嫦娥，我怕配你不上啊。”嫦娥听了，立即回答：“别这么说，是你看得起我。”就这么一句话，嫦娥感动得以身相许。
婚后，父亲这位朋友上班更加积极，一个人经常干两个人的活，而且毫无怨言。矿山领导非常赏识他这种性格，在一次职工大会上点名表扬他，并分给了他一个转正的指标。从此，他成了一名正式的煤矿工人。
对父亲这位当上煤矿工人的朋友的经历，我并不羡慕，但很敬佩。父亲说，能当上工人是很了不起的，以后要是我能当上煤矿工人，就能讨个好堂客。我摇摇头，我宁愿不娶“嫦娥”。
父亲用土车推着煤炭走过乡间小道，走过四季，年年如此，周而复始。我也跟着他推煤的命运一年年长高。
终于有一天，父亲不再推煤了，我也不用再去煤矿帮他拉土车了。那年，公路修到了家门口，我家的煤烧完了，父亲就会叫一辆手扶拖拉机去煤矿拉一吨煤回来，足足可烧半年。
父亲那位在煤矿工作的朋友后来当了矿长，把嫦娥和孩子都接到了矿山。父亲说，他朋友运气不错，以后再也不要下井挑煤了。母亲却说，那是嫦娥八字好，有旺夫相。不管父亲和母亲怎么说，我觉得那是人家辛辛苦苦一步步地爬上去的，就如他挑着两百多斤重的煤，踩着陡峭的木梯从井下一步步往上爬，终于爬出了煤窑。父亲趁机教育我：一个人要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能吃苦才能成大事……对父亲的哲言，我从不否认，并一直铭记在心。
那年，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当了中学物理老师。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久，未到不惑之年的父亲抛下他应承载的人生使命和世间赋予他的一切，去了另一个世界。体弱多病的母亲苦挣苦力地抚养着膝下四个儿子，撑着风吹不散、雨打不动的家。母亲起早贪黑，田里土里、屋里屋外、喂猪种地，做不完的事，忙不完的活，比煤矿工人更累。
一天天长大、一天比一天懂事的我，觉得与其让母亲这样比煤矿工人还辛苦地撑着家，还不如我去当一个煤矿工人，也许干几年矿工，就能让家庭解脱窘迫状况。
通过再三考虑，我果断停学。母亲知道我的性格，决定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在她的左叮咛右嘱咐中，我把两只装尿素的纤维袋子洗干净，一只装棉被，一只装衣服，用扁担挑着，在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秋天，跟随家乡一个包工头去了粤北的一座煤矿。多年后，在南方的城市我看到有许多和我当年一样挑着两只装有棉被和衣服的纤维袋进城打工的人，城里人称他们农民工。过去，没有这种称谓，而是称临时工。临时工到哪里都是地位低贱的人，吃的是蔬菜淡饭，住的是油毛毡棚子，不像今天的农民工那样有房子住，有电视看，而且还有许多单位给农民工买了养老保险和其他险种。我为今天的农民工感到奢侈而自豪。
在粤北煤矿，工头安排我推斗车。煤井里分两班倒，每班十二个小时。我上的是夜班，整天忙碌在黑暗无光的世界里。进窑时，把身上脱得只剩一条*，头上戴着一个装有矿灯的安全帽，腰上用皮带扎着蓄电池，脚上穿一双橡胶靴子。秋天的夜晚，外面冷风吹刮，两排牙齿冻得打颤。唯一的办法是动作迅速，赶快推着一百多斤重的空斗车跑步前进。
煤井深处，空气稀薄，呼吸紧促，加上支撑煤巷的树木发出腐蚀的臭味，并夹着硫磺分子从各条煤井里飘出，那种味道犹如农村的牛栏里堆满牛粪沤出一股臭沼气，熏得让人快要窒息。把斗车推到几百米深的煤巷时，身上的汗水像洗澡一样地往下流，心率急剧加快，喘息不止。于是，平躺到煤井旁，将整个头放在风筒旁，大口地吸着鼓风机从外面吹进来的空气。休息几分钟后，斗车装满了煤，足有四百公斤重。站起来扶正矿帽，运足十二分的力气，推动沉重的斗车。斗车铁轮碾着仄狭的铁轨，像火车行驶一样压出“嘣嚓、嘣嚓”的声音。推至下坡处，双脚连忙蹬上斗车横轴，斗车载着煤和人飞速滑行。这叫放飞车。飞车滑到缓缓平坦的巷子才自动停下来，然后再跳下斗车继续推动。
斗车推出煤井时，在出口的记数处领取一块小牌子，再用线穿起来戴到脖子上。推出一车煤，领取一块牌子，周而复始，下班时再拿出所有的牌子由记数员统计，以后按推煤数量计算工资。
运煤工最怕的是推着空斗车在黑乎乎的窑洞深处遭遇放飞车，有经验的运煤工推着空斗车前进时，会昂起头，用安全帽上的矿灯射进煤井内深处，让放飞车的人知道前方有人进来。放飞车的人看到光线后，便用穿着橡胶靴子的脚当刹车，使劲地踩着铁轮，让斗车慢慢减速。也有一些放飞车的人，隔着老远便大声喊叫：“快躲开！煤车来了！”推空斗车的人只要听到这声音，便马上把斗车推到旁边的铁轨接驳处停放，让满载煤炭的斗车飞速驰过。若躲避不及，两辆斗车就会碰撞出“嘭”地一声巨响，空斗车四轮翻天，装煤斗车滑出轨道。弄不好，有些飞车撞得人头破血流，四肢伤残。
在煤井里，吸烟和放飞车是禁止的，如果被安全员抓住，定罚不饶。然而，不管怎样，“狡猾”的运煤工还是会偷偷地放飞车，一般是深夜时候，安全员睡觉去了，不再巡夜，运煤工便大胆地放起飞车来。有一天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我光着膀子推着空斗车进煤井，大约行至三百米深的巷子时，突然前面一股冷风袭来，我打了一个寒颤，顿感事情不妙，双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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