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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开发商举报市委书记的前前后后（7）
判决书称：“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将于谨的房产一套及轿车二台，依法查封冻结”，“被告人于谨于2003年3月将其辽AR3086轿车转卖给他人，并于同年12月将其辽AR2785轿车转卖给他人，拒不执行法院裁定。”
于瑾不服，她给出证据说，其中一车虽被查封过，但卖的时候已经解封了，且由沈阳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依法办理了车辆过户手续，完全是正常合法的交易行为；而另外一辆车，从来就没有被查封过。
于瑾认为，该案件最不合理之处在于，2004年5月15日，她曾就此问题向顺城区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诉，法院也接受了申诉，但并没有给出答复，“没给答复就通缉、抓捕和审判我，这明显不合法”。
此案最终由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2006年6月21日，经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两辆轿车无任何权利限制。且顺城区法院查封了于瑾个人的房产，尚未造成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严重后果。故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于瑾作为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证据不足”。
最终，望花区法院判决于瑾无罪。
但从2005年10月6日正式被拘留起，到2007年2月16日于瑾被释放，她已经在监狱里服刑了509天。
彻底的拍卖：枕头、被子一件不留
于瑾从监狱里出来时，已经一无所有。
在被顺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有罪之后，2006年6月17日，她被冻结多年的房产和房产内的物品，大部分都被法院拍卖，其余则不知所踪。
在一份由法院出具的清查评估明细表上，显示出这是一场彻底的拍卖：枕头、被子、碟子、饭盒、水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都被一一作价拍卖。其中还有于瑾儿子的一双轮滑鞋。于瑾的一个发带，评估总值2元，打六折，卖元。而孩子的课本也没能留下来。
于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执行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并且规定，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衣服、家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以及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物品也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她哭诉道：“为什么要这样执行，孩子的东西犯着你什么了？”
即使到现在，于瑾合法卖出的一辆车，仍然被扣押在抚顺市顺城区公安局，她多次前去索要，但至今未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有法官也对这种执行表示“很明显完全不妥”。
省纪委一位熟知于瑾案情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于瑾的案情说明，于瑾的遭遇确实与举报了市委书记有关，“有关司法部门遭到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但于瑾说，现在知道错了，那当初怎么整得那么厉害，“连孩子上学都上不成了，这样的处理谁受得了，究竟有没有人要对我的错误判决负责？”
刊发日期：2008…07…28
记者手记：
如果举报者没有好下场，全社会更没好下场“在中国，做一个举报者从来没有好下场”，当于瑾悲情地叙说完她的故事，脱口而出的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让人深受触动，虽然有些悲观，但举报安徽阜阳“白宫主人”的李国福，举报四川省武胜县原县委书记的县工商局党组书记、县人大代表龚远明，乃至10年前举报国贸案的于新华、曾举报慕马案的周伟，他们哪个又有好下场？
众多的实例已经可以总结出一个这样的“举报发展模式”：举报者进行举报（举报对象往往身居高于举报者的位置之上）——举报人遭暴露，举报材料落入被举报对象手中——公然的打击出现，举报者轻则丢官去职，被迫出走，重则性命不虞甚至家破人亡。
而这种举报发展模式，也让“民不与官斗”、“胳膊拧不过大腿”、“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中国老百姓传统处世哲学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从而让不少人考虑到天价举报成本，对违法乱纪行为采取“忍”字为上的策略，以求“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只要没有达到“逼上梁山”的程度，很多人是愿意唾面自干的。
但是，现代政府的良治和公平正义的维护，又怎能脱离来自整个公民社会的监督和批评呢？如果举报者从来没有好下场，除了让社会公义遭践踏，*法治蒙羞，社会矛盾激发外，还能有什么呢？只能说，如果举报者没有好下场，全社会都没好下场。
一家小公司是怎样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1）
文／刘万永
十年砍柴评点
垄断市场容易暴富，但垄断市场的不二法门是借助权力。反垄断首先就应反权力垄断。
2007年10月9日，山西省亨通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致函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建议山西省人大按照国务院《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认真查处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被北京华卫公司‘托管’问题，尽快督促省卫生厅撤销《山西省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强化免疫、查漏补种工作实施方案》”，使山西省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起来。
根据山西省卫生厅和山西疾控中心的规定，山西各地统一使用省疾控中心订购和逐级配送的疫苗，同时必须贴有“山西疾控专用”标签，如有违反，承担免疫接种是否安全、有效的责任。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从非规定渠道购苗接种，一旦发现严肃查处。
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负责山西省疾控工作所需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同时负责“山西疾控专用”标签的印制、发放和粘贴。
然而，这个以“山西省疾控中心”面目出现的“生物制品配送中心”有一个真正的主人——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卫”），公司还有一个耀眼的光环——卫生部部属企业。
每年380万元“托管”全省疫苗配送北京华卫接手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始于2006年1月1日。
山西省疾控中心会议纪要（2005年第14期）记载：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要求，经中心办公会研究决定，对原生物制品供应站进行调整……经过慎重考虑，认真研究，仔细筛选，最后确定了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单位设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由该公司进行二类疫苗的市场经营，每年交中心380万元（每季度交一次），另交5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
2005年12月28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向各市疾控中心发出《关于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通知》，明确提出：配送中心具体工作委托北京华卫负责，该配送中心主要工作是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第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该中心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运行。
与此同时，北京华卫以山西省疾控中心的名义，与长治、临汾、晋城、吕梁、朔州等市级疾控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市疾控中心成立生物制品配送分中心，省中心保证不向分中心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配送二类疫苗，市中心保证从省中心采购疫苗，同时“在所辖区域内执行综合市场治理计划，沟通和协调区县CDC和接种单位的疫苗采购渠道，确保市场控制力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在山西省疾控中心与长治市疾控中心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北京华卫法定代表人田建国竟然成了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的委托代理人。
从2006年6月开始，北京华卫推出“山西疾控专用”标签，粘贴在所有配送的疫苗盒上。随后，这一要求出现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和山西省卫生厅下发的文件中。
由此，北京华卫控制山西全省二类疫苗市场的网络已经形成。
然而，以“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为名成立的省配送中心和市配送中心明显地违背了《条例》的精神。
一家小公司是怎样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2）
根据相关规定，我国将疫苗分为两类：第一类疫苗是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规定受种的疫苗；第二类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
2005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条例》规定，“疫苗生产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批发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疫苗。疫苗批发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其他疫苗批发企业销售第二类疫苗。”
这一规定改变了过去国内疫苗统购统销的模式，打破了省级疾控机构垄断疫苗供应特别是二类疫苗供应的体制，其根本目的是降低二类疫苗的价格，从而让百姓受益。
山西省疾控中心成立的省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以及此后成立的市级分中心，重新垄断了全省二类疫苗市场。
卫生部文件被扭曲执行疾控领域有一句话：财神跟着瘟神走。在很大程度上，疫情是疫苗生产企业、销售企业等单位和部门获得巨大效益的机会。
北京华卫在接管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不久就遇到了这样的机会。
2006年1月28日，卫生部发出《关于加强麻疹控制工作的通知》（卫发电〔2006〕13号）。为有效预防和控制麻疹疫情的发生，卫生部要求“提高常规免疫接种率，加强对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工作的管理，消除免疫空白人群……各地要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开展流动儿童的免疫接种工作，将流动儿童的免疫接种纳入到当地卫生部门的工作计划中。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会同*门督促托幼机构、学校落实儿童入托、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制度，并做好麻疹疫苗查漏补种工作。
”
2006年4月5日，山西省卫生厅、山西省教育厅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学校麻风或麻腮风联合疫苗预防接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