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是仓皇出逃，但二人选择驾车出逃还是颇费心机的：不仅兼备机动性和隐秘性，还避开了乘飞机可能出现的风险。
“二胡”将逃往哪里？
“砸车事件”中莫非蕴含着特殊的信息？它与胡星失踪有没有逻辑联系？
2005年，一个名为“倾城名筑”的高层楼盘兀然出现在昆明黄金地段的金碧路上，一时间物议纷起。早些时候，云南省高层曾经作过一个决定，昆明市二环路以内不得再兴建高楼，以保证营造一个良好的城市建筑生态。这个决定已成为一道地产开发商难以逾越的政策壁垒。“倾城名筑”的拔地而起打破了禁令，顿时引起相关人士的密切关注。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2）
指点着这座傲然耸立的楼盘，开发商们忿忿不平：不让我们建高楼，这个项目是怎么冒出来的？省市的官员们也纳闷，不知就里。很快就有传言说，“倾城名筑”是省里主要领导亲自打招呼才网开一面的，该项目开发商与这位领导关系密切，云云。类似的负面信息广为流传，甚至反映到中央。中央巡视组和昆明市纪委接到举报后展开了调查。表面上看，土地的取得、规划的审批似乎都符合程序。然而事情一步一步朝着政治化的方向演变，导致公众对党政官员的严重不满。而事后证明，省里主要领导与这个项目的违规审批毫无关系，也毫不知情。
“倾城名筑”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是什么样的一只手在暗中操纵？疑惑在蔓延，不满在滋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难以平息传闻和众怒。
破解迷局的契机终于出现了。昆明市检察院在侦办曾华案件时得知，“倾城名筑”的开发商是金城阳光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公司”），该公司的真正老板名叫李彬。检察官们通过侦查发现，李彬有一个女儿姓胡，继而确认李彬原名胡彬，是时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的三弟！此时，在检察官眼中，胡星开始隐约浮出水面。而金城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却是另外一个名字：刘伊萍（化名）。办案人员试图联系刘伊萍，打通电话后接听的是一名男性，自称人在香港，有事可到香港找他，但侦查发现这个电话在昆明。办案人员一时无法判别刘伊萍是确有其人还是子虚乌有。
1月15日，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采取行动，传讯了胡彬和金城公司的几名管理人员，同时被传讯的还有昆明市土地储备中心的汤姓负责人。在短暂的抵抗后汤终于承认，金碧路的项目是胡星专门交待他运作的。综合分析了纷繁复杂的侦查情况，检察官基本勾画出了这样一幅权力寻租图：2003年4月3日，昆明市政府着手对金碧路的一幅地块进行拆迁，建成开放式公园，但时任昆明市副市长的胡星提出，拆迁和建设经费的缺口很大，建议把其中的亩拍卖开发，收益可弥补经费的不足。促成此议后，胡星又以时间紧迫为由，提出采取邀标方式拍卖土地，嘱咐汤选定12家开发商，其中4家是胡星指定的。
汤即授意经办人员对电脑程序进行了设定，保证最终拍卖只有这4家开发商获准参与。4家开发商中有两家由胡彬控制，另外两家对胡星言听计从，并遵嘱每亩报价没敢超过400万元，确保了金城公司以每亩403万元的价格把土地拿到手。
在整个“操盘”过程中，胡氏兄弟为防止玄机泄露，筑起了堪称坚固而无形的“防火墙”：金城公司名义上的老板刘伊萍一直藏而不露，实际控制公司的胡彬则隐身幕后，出面打理公司事务的是另一名经理人；购买土地的近2700万元资金全部使用现金，以防止银行转账暴露痕迹。
检察官们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寻，他们查阅了上万份银行票据，终于找到了一家关联公司，该公司属于胡彬的家人。
种种迹象表明，胡星与金城公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位前副市长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友牟取私利的嫌疑。据办案人员初步估算，“倾城名筑”项目由于有权力的介入，获利惊人。
掩盖着真相的帷幕已被撩开一角，“剑锋”直指胡星。因涉及厅级干部，云南省纪委介入此案。云南省高层决心铁腕严查，追根溯源，揭露真相。 。。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3）
1月19日，星期五。云南省纪委准备找胡星谈话，而胡不在省交通厅，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连续几天都杳无音信。交通厅的同事说，平时周末胡的手机也经常关闭。因此一时无法确定胡的去向。次日，*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孟苏铁等4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省纪委常委会讨论对胡星立案，省公安厅立即实行边控，防止胡星外逃，并成立以省纪委副书记郭永东为组长的专案组。
1月22日，星期一，胡星仍没有进办公室。看来反贪局的行动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突然潜逃更加证明了胡星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追缉胡星迫在眉睫。
1月23日下午3时，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蒋平奉命赶到省纪委，孟书记和郭副书记表情严峻地讲述了案情，并下达指令：迅速找回胡星！同时成立以蒋平为组长的追捕工作组，由省纪委专案组直接领导。追捕组面临的难题是，没有任何关于胡星踪迹的情报，不知从何着手。
一筹莫展之际，昆明市检察院传来的一条信息引起了追捕组的高度关注：1月20日，也就是办案人员搜查金城公司所在的东来大厦后的第二天，胡星停放在大厦地下停车场的一辆“宝马”轿车车窗玻璃突然被砸破，砸窗者是与胡星有密切联系的陆立民（化名）。陆砸完车窗后并未隐藏车辆、转移财产，而是修理后又将车停放回来，这个举动令人费解。
“砸车事件”中莫非蕴含着特殊的信息？它与胡星失踪有没有逻辑联系？
全广州的住宿记录中都没有“二胡”，但白云宾馆的监控录像中突然出现了他们的身影专案组选择蒋平领衔追捕工作组可谓慧眼独具。蒋曾任云南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当年是知名的公诉人。在同事眼中，他意志坚定、作风果断、思维缜密、雄辩滔滔，具有丰富的侦查经验。此次任务非同小可，他深感前所未有的压力。
听说了“砸车事件”后，蒋平凭直觉意识到其中必有玄机。他迅速组织抓捕陆立民，并突击审讯。1月24日凌晨，面对咄咄逼人和推理严密的追问，陆渐渐招架不住，回答时漏洞百出，最终放弃狡辩，道出真相：昆明市检察院搜查东来大厦的消息惊动了胡星，他不敢贸然前去查看。在东来大厦胡星拥有三套阔大的居室，其中藏匿着他为出逃准备的重要物品。惊惶的胡星通知陆立民即刻把大厦的监控录像送到市区一个宾馆，仔细查看以评估形势。看完后胡波说，现在要么逃跑，要么等着被抓。一番商议，“二胡”下决心出逃。
1月19日凌晨，“二胡”星夜驾车离开静谧的昆明城，无人知晓。仓促上路，他们没来得及到东来大厦取走为出逃预备的东西。20日上午，陆立民接到“二胡”的电话，指示他按所说步骤进东来大厦取东西——天黑后进入地下停车场，砸开车窗（陆没有车钥匙），从遮阳板上拿出23层D座的钥匙，进入胡的居室；不许开灯，用手电筒照明；从一个花盆附近找到另一把钥匙，打开一个柜子，取出一个信封，再拿上胡星的笔记本电脑，下楼交给早已等候在此的王某；然后再上楼，拎走一个装着100万元现金的密码箱。整个过程由“二胡”在飞驰的汽车上遥控指挥。此前“二胡”还嘱咐陆立民新买两部手机和两个新号码，号码用电子邮件发出，要保密。稍后，陆、王接到电话，让他们赶到昆明机场前往北京，并提醒二人分别行动，以防不测。甫到机场，“二胡”又通知他们改飞广州。分头行动，突然改变目的地，反侦查的意图显而易见。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4）
午夜时分，陆、王抵达广州，在胡波的电话指示下，他俩玩起了捉迷藏式的躲避跟踪“游戏”：先进入中国大饭店，登上电梯，按下2、12、22等若干楼层，待电梯在二楼停顿时快速闪出，走楼梯回到大堂；接着直奔花园酒店，如法炮制，确信无人跟踪后，再到白云宾馆。两人分别在总台登记，一人登记一天、另一人登记三天。1月21日凌晨2时40分，疲惫不堪的陆、王分别入住1412、1429房间。
陆立民回忆说，两个多小时后，“二胡”来到他们的房间，胡星急切地问东西拿来没有，见到信封和密码箱他如释重负，并安慰说：你们辛苦了，别怕，我做的事情都是正当的。询问了昆明的情况后，“二胡”随即离去。早晨8时许，胡波只身来到陆、王的房间，约请二人喝早茶，未及动筷便接到一个电话，随后匆匆离去；10点多又返回白云宾馆，分别给二人各1万元以示感谢，嘱咐他俩当天返回昆明。
信封里是什么？为什么胡星特别嘱咐陆、王二人将它贴身携带？陆支吾以对，直到最后一刻才向审讯人员交待，里面装着一本墨绿色护照，但他一口咬定没有打开看过。
1月24日凌晨，追捕组确信胡星已潜逃。情况迅速上报，专案组立即查询所有边防离境记录，以确定胡星的去向，然而一无所获。胡星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按规定都存放在云南省外办，他这一级官员出境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所以，陆、王送去的护照一定暗藏玄机。
既然胡星在广州出现过，就必须锁定这个目标。
1月25日，蒋平带领追捕组一行5人抵达广州，他们要在这个人海茫茫的大城市里捞“针”。在广东省公安厅的协助下，追捕组查验了广州市所有的宾馆饭店住宿登记，只找到陆、王的记录，而全然不见“二胡”的名字。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边检处处长钟蓓和助手在广州边检总站查阅了1月21日~22日的出境记录，也不见“二胡”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