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又进来两个人，一个个儿小，另一个个儿大。他们一进来，就把门关上，那个大个子同样是用足脚上的劲儿，狠狠在我腰上踢了一脚，我“哎哟”地叫着，这一脚下来，让我全身都是一阵痛。
我绝望了，当时想：难道我成了他们的活肉沙包吗？怎么派出所里还会有跟土匪一样的人？我既没有违法、犯法，他们为什么如此对待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不敢再想下去。平时我对警察是相当敬佩的，今天的遭遇，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人进来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正规警员，穿着米黄色T恤的人，一进来就对着我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在我的头上打了几下，打完之后就叫我在一个文件上按手印。当时我也没能看清楚是什么文件，又被他们打怕了，他叫我按哪里我就按哪里。那个警员还拿我开心，叫我按在自己的鼻子上，我想不听，他又要打我，后来没办法，我还是照他们的意思做了，按完之后，又把我铐回原处。
我当时就想到了死，人活在世上，遭受这样的侮辱，还有什么尊严？既没有犯法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却招来如此打骂，难道外地打工的人就不是人吗？就应该被他们这样侮辱吗？法律何在？
时间缓缓地过去，又进来几个人，他们把我手上的手铐打开，叫我去卫生间洗手。当我洗完手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镜子里的我，脸上、鼻梁上、嘴角两边、嘴唇上全是血迹。记得当时在洗手间里，我还向他们提出自己小便很急，要求小便，谁知，他们却说要等一下。洗完手之后，就去另一个房间量身高、拍照、验指纹。完毕之后，又把我铐在那个窗户上。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有一个人过来问我要不要吃饭，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就说不想吃，结果真的没有饭吃。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还是说要小便，他们（那些像临时工的人）又说等一下，我说等不及了，他们理都不理，无奈，我只好忍着。 。 想看书来
一个农民工不堪回首的一天（3）
下午上班的时候，进来了几个人，他们把我的手铐打开，将我带到刑警室，审问我的是一个姓余的警官，那个在车上给我看证件的警员也在场。他们问了一些我听不懂的事情，问我同伙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话音未落，那个警察一个耳光就打了过来。我说：“如果我知道会告诉你，但我确实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就算打死我也没用！”
不知他们是听明白了我这句话，还是良心发现，讯问慢慢地也走上了正题。摁完手印后，我就跟姓余的警察说我要小便，姓余的就带我上了厕所。
回来后，他们就让我认一些照片，上面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完事之后，又给我带上手铐，让我蹲在走廊里。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一个像临时工一样的人问我：“吃饭吗？”但当我说吃的时候，他却说没有了，最后我还是没有吃上饭。到了晚上10：00左右，余警官再次讯问我：11号那天干了什么？和哪些人在一起？我如实地回答了他，然后，他让我核对笔录，我发现有两处不符：一是说我是在知道他们的身份之后他们才带走我的；二是说我涉嫌绑架什么的，有“刑事拘留三天”的字样。
之后，我又被带上手铐拴在了那个铝合金铁窗户上，就这样我度过了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夜晚。
到了第二天早上，也就是2007年11月13日上午9：00，一位警官看我还被铐在那里，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警官对那些像临时工一样的人员说：怎么还扣留他们，把手续办好了，放他们走。
一名警察还对我说，你每月拿的工资不少，咋穿得那么差？言下之意是，因为我穿得差，他们才抓了我。我不明白：难道穿得差也有罪吗？
最后，我拿回了自己的东西，虽然一天一夜没吃饭、没喝水，但还是没有饥饿的感觉。我要走时，他们要我把头上、脸上的血迹洗干净。
就这样，我洗掉了脸上的血迹，走出了花园派出所，告别了噩梦般的一天一夜。
刊发日期：2007…12…07
记者手记：
穿着差就可以随便被抓吗？
现在，金融海啸引发了广东一些中小企业倒闭，从而使农民工返乡潮提前。我不知道，《中国青年报》2007年年底曾经报道过的江西籍农民工钟有水，是否也挤在熙熙攘攘的返乡大军当中？
也许，他的老婆孩子正在家乡望眼欲穿地等待。可是，即使回到家乡，钟有水在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篁庄社区打工的遭遇，也会在他的心里打上一个深深的烙印。因为他是一个需要尊严的人，当命运对他不公时，他没有像一般的打工仔那样，选择忍气吞声。
2007年11月12日的那一天，他无缘无故地被抓、被打、被扣。他依法要求对方出示证件，等来的却是拳脚相加；他想申辩，换来的还是一顿暴打；即使在派出所里，他也成了“活肉沙包”，谁见谁都踹一脚打两下……种种切身感受让钟有水想不明白：“怎么派出所里还会有跟土匪一样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尤其使他伤心至极的是“一点尊严也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尊严，就生不如死。血气方刚的钟有水说：“人活在世上，遭受这样的侮辱，还有什么尊严？”了解他的工友也愤愤地说：“也没犯法，凭什么这样对待他？就因为他是农民工吗？”
2007年11月28日，记者启程赶往江门市时，路上好几次接到钟有水的电话，急切地问记者“到哪里了”，从这一点上，就能感觉到他特别希望“有人来关注”，关注他的不公平的遭遇，关注这个群体的尊严。
像钟有水一样，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将老婆和孩子撇在老家，只身来到城市谋生。他们不是来行乞的，也不是来抢城里人的饭碗的，他们靠手艺赚钱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创造出巨大财富。他们希望像像城里人一样得到尊重，这个要求过分吗？其实，钟有水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有尊严地活着”，这难道有什么错吗？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小小的要求，也很难得到满足。虽然他们小心行事，不惹是生非，但是在现实当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现象时有发生。当知道钟有水被错抓时，一位警察还竟然说：“你每月拿的工资不少，咋穿得那么差？”穿着差就可以随便被抓吗？
钟有水的遭遇，也折射出社会缺少有效的利益诉求机制来保障最底层社会人群的权益。作为农民工的钟有水，有勇气向媒体投诉，却不敢当面向公安机关“讨个说法”，因为太弱势了，只能选择打电话或写信反映问题。甚至，只能小心翼翼地通过记者了解警方的态度和处理情况。
作为记者，我深深地理解钟有水甚至是钟有水们的无奈。而此时，我能做的，就是拿起手中的笔，反映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关注这个社会最底层人群的生存状态，引起全社会对他们的关注、理解和尊重。只有他们得到了尊重，这个社会才会真正和谐安宁。
目击无锡水危机（1）
文／周凯
十年砍柴评点
江南自古乃富庶之地，可当生活其间的人连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已不再洁净时，这样的富庶有何意义？若阿炳重生，他端坐在今日的天下第二泉畔，琴弦下还能流出美妙纯净的《二泉映月》吗？
就像下水道里的那种腥臭味儿
2007年5月28日上午，家住江苏省无锡市五星家园的出租车司机陈兰珍在给家人做饭时闻到一股味儿，“就像下水道里的那种腥臭味儿”，当时她根本没想到是自来水的问题。
几乎在同一时刻，无锡市的另一位出租车司机许东（化名）正在洗车，也闻到了腥臭的味儿，就问洗车的工人：“你们不会是用地下的脏水洗车吧？”工人回答：“当然不是，用的都是自来水。”许东有点奇怪，嘟囔着“那怎么这么臭啊”。
5月29日，当陈兰珍和许东再次在家里用水时，才意识到原来是自来水出了问题。
“从来没想过自来水也会变臭”，39岁的无锡人陈兰珍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许东则马上给居住在无锡市另一区的岳母家打电话，岳母家的自来水同样有臭味。
陈兰珍的丈夫李建伟也是开出租车的，两人还有一个15岁的儿子李涛。
李建伟很能喝水，平时一天要喝三暖瓶开水。自来水发臭的开始两天，他还能坚持用烧开的自来水泡茶喝，“能盖掉一点儿味道”，到了5月31日，终于受不了了，改喝矿泉水，550毫升的农夫山泉，一天就喝了十几瓶。“还是忍着的，不能像以前那样敞开喝了。”
从自来水产生臭味儿以来，陈兰珍的家里已经买了8箱矿泉水了，地上、桌上，都摆着各种矿泉水、纯净水的瓶子。
“还好没涨价，每瓶还是1元多钱。”李建伟说。
喝水还好办，做饭就麻烦了，用自来水做的饭、洗的菜都有味道。“昨天晚上一家人吃了4个汉堡包，今天晚上就准备吃方便面了。”李建伟最不喜欢吃面食，但现在也没办法，硬着头皮吃面条。“这两天菜市场里最贵的菜就是黄瓜、冬瓜、西红柿了，因为好洗啊，小青菜、空心菜之类的就没人买了，不好洗啊。”
陈兰珍就是心疼正在长身体的儿子，“一顿两顿还可以凑合，天天这样大人都被拖垮了，何况孩子。”正说着，陈兰珍的儿子李涛放学回家了，满头大汗，陈兰珍赶紧用毛巾给儿子擦擦后背上的汗。“这两天洗澡都很困难，昨天我们一家三口用一桶纯净水洗了个澡”，陈兰珍所谓的“洗澡”也就是擦擦身子，把一桶纯净水烧开了，倒在盆里，儿子洗了老公洗，然后她自己再洗。
在无锡市育才中学上初一的李涛中午在学校吃饭，“学校食堂做饭用的是纯净水，今天运水的车就来了4趟”。就是这样，学校里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