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艰难。后来他们又聊到社交派对。这些都不如从前了，基姆说。肯定不像从前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你说得对。过去一切都挺好，基姆说。我们都老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基姆的话让人挺吃惊：我不知道，他说，你是怎么过活的。我要是你的话，早就死了。
出现了一阵持续很久的沉默，最后从远处传来芬特夫人和女儿们的声音时才被打断，她们正在后院准备皮纳塔游戏［1］Piata，是墨西哥传统派对庆典中的应景游戏。以铁丝或细布条做骨架，用纸糊成的不同动物或人物造型里面装满糖果，在派对上将其吊在半空中，让小朋友蒙着眼睛拿棍棒轮流敲打直到最后应声破裂糖果撒满地，大家再哄抢地上的糖果。［1］，这时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忽然痛哭失声。我很好奇，从厨房走出来，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其实这样的谨慎毫无必要，因为这两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基姆看着好像刚起床，头发也没梳，浑浊的眼睛下带着黑眼圈，睡衣皱皱巴巴，拖鞋随意穿着。他的双脚小巧玲珑，以我看，跟我叔叔的非常不同——而达米安先生满脸泪水淋漓，最后分成两道从脸颊上流下来，两道深深的泪痕仿佛要把他的整张脸都吞没。他双手绞在一起，坐在扶手椅里面对着基姆。我想见见安格丽卡，他说。先擦掉你的鼻涕，基姆说。达米安从夹克兜里取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睛和面颊，然后擦掉鼻涕。生活是很艰辛的，基姆，他说，然后忽然站起，梦游一般向卫生间走去。他走过来时甚至都没有瞥我一眼。
我记得后来我去后院帮芬特夫人准备晚上的聚餐，干了会儿活儿，她打算主持晚上的聚餐，1975年最后一个晚上的聚餐。每次新年前夜我都要设宴招待朋友们，她说，现在已经成惯例了，但今年我只想快点过去，一点聚会的兴致都没有，你也知道情况，但我们还得强打精神。我告诉她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来了，阿尔瓦里多每年都来，芬特夫人说，他说我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厨师。今晚我们吃什么呢？我问。
“我还不知道呢，宝贝。我想做点巧克力辣沙司鸡肉，然后早早上床睡觉算了。今年不适合庆祝，是吧？”
芬特夫人望着我笑起来，我觉得这女人脑子有点毛病。这时门铃固执地响个不停，芬特夫人站着等了片刻，让我去看看是谁。我经过起居室时看到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在里面，手里各握一只杯子，一起坐在沙发上看另外一个节目。门口站着的客人是个农民诗人。我想他大概喝醉了。他问我芬特夫人在哪里，然后就要直接去后院，她就站在后院的花环和纸制的墨西哥小国旗中，回避着不想看到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制造的凄凉景象。我走到胡吉托的房间，在那儿看到农民诗人用手掌击打着脑袋。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69）
不过，电话还是特别多。先是一个叫洛伦娜的女人，前本能现实主义者，打电话邀请玛丽亚和安格丽卡参加新年前夜派对。后来帕斯阵营的一个诗人又打来电话。接着一个名叫鲁道夫的舞蹈演员打电话要跟玛丽亚说话。但玛丽亚不肯接，还要求我告诉这人她不在家，我机械地照办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装作自己完全不嫉妒（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因为嫉妒对人没有丝毫好处）。再后来基姆工作室的主任打来电话。奇怪的是，他跟基姆说完后又要跟安格丽卡讲话。基姆让我叫安格丽卡来接电话，眼中噙着泪水。安格丽卡讲话或者听话时，基姆告诉我写诗是任何一个人在这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上能做到的最美好的事情。这完全是他的说法。我不想逆着他，表示了赞同。（我想我是这样说的：“太对了，基姆。”这种回答很傻，你怎么看都行。）后来我在姑娘们的小房子里玩了会儿，跟玛丽亚和鲁佩说了会儿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听她们说了会儿话，一边想着那皮条客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结束包围。
昨晚跟鲁佩*，整个事件还笼罩在谜团中，但我得老实承认，那已经成为永恒记忆了，因为太让我开心了。下午一点钟的午餐随便对付了下：先是胡吉托、玛丽亚、鲁佩和我一起吃饭，然后一点半的时候芬特夫人、基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那个农民诗人和安格丽卡过来用餐。我洗碗碟的时候听到那个农民诗人威胁要出去跟阿尔韦托干一仗，最后被芬特夫人劝住了，她说：胡里奥，别干傻事。后来我们又齐聚起居室吃小点心。
下午我冲了个澡。
我身上伤痕累累，但不知道是谁弄出来的，不是罗萨里奥就是鲁佩。无论如何不会是玛丽亚，离奇的是这疼痛就像我第一次遇到她时那样，但还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在我的胸脯上，就在左乳下面，有一块李子大小的伤痕。肩骨上有几道细细的彗星尾巴般的搔痕。我在肩膀上也发现了一些印迹。
我洗完澡出来时大家都在厨房里喝咖啡，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玛丽亚让鲁佩讲那杂种阿尔韦托的故事。不时有人打断鲁佩的讲述喊着天哪或者畜生，一个女性的声音（芬特夫人或者安格丽卡）甚至问说这是真的吗，这时基姆正对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你看到我们必须对付的那种人了吧。
四点钟时，那个农民诗人走了，很快芬特夫人的妹妹又来了。晚饭的准备工作进入高速运作阶段。
五点到六点之间，有一堆电话打来，说他们不能来赴晚宴了，六点半时芬特夫人说她实在受够了，然后开始哭起来，回到楼上自己的卧室关上门。
七点钟，玛丽亚和鲁佩帮着芬特夫人的妹妹摆好桌子并进行晚饭的最后准备工作。但是有几样调料缺了，芬特夫人的妹妹决定亲自去买。她要出去时被基姆叫进书房逗留了片刻。她出来时手里拿了个信封，我猜里面放着钱。我听到芬特先生在书房里告诉她把信封放在包里，否则会有被雪佛兰车里的人偷走的危险，起初芬特夫人的妹妹似乎不把这个建议放在心上，可是当她打开正门要走时，她又听从了忠告。为了强化安全措施，我和胡吉托送她到大门口。雪佛兰车还停在那里，可是，当芬特夫人的妹妹经过那辆车向库尔纳瓦卡大街走去时，里面的人却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九点钟时，我们坐下来共进晚餐。大多数客人都借故没有来，来的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想可能是基姆的一个堂姐吧，还有一个瘦高男人，介绍说是个建筑师，或者如本人迫不及待指出的是原建筑师，还有两个不知道从哪来的画家。芬特夫人在妹妹陪同下穿着正装从房间出来，妹妹回家后又利用最后的工夫帮姐姐打扮了一番，好像负责晚饭还不够似的。随着新年逐渐来临，鲁佩变得越来越焦虑，说她没有资格跟我们共进晚餐，想去厨房吃，玛丽亚坚决不同意。最终（经一番说实话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劝说后）她还是跟大家同坐一桌了。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70）
晚餐的开始有些非同寻常。
基姆站起来说他想祝一杯酒。我猜那应该是感谢和祝福妻子吧，在这种情况下她表现出不可思议的镇定，但这杯酒却是祝福我的！他提到了我的年轻，我的诗歌，回顾了我与他女儿们的友情（他说这话时盯着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后者不停地点头）以及与他的友谊，说到我们的谈话，我们在墨西哥城大街上的不期而遇，演讲即将结束时——其实很短但对我来说好像会永远讲下去——他请我，现在是直接对我演讲了，长大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熟公民后，对他的评价不要太苛刻。演讲结束时，我难堪得满脸通红。玛丽亚、安格丽卡和鲁佩都鼓了掌。那两个茫然的画家也跟着鼓起掌。胡吉托趴在桌子底下，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迅速瞥了一眼芬特夫人，她的表情跟我一样难看得要死。
开场白虽然生动有趣，年夜饭仍然有些伤感而沉默。芬特夫人和妹妹忙着上菜，玛丽亚几乎没有动一口。安格丽卡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到了无精打采的程度。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总体上也不怎么说话。他们有时留心一下建筑师，他整个晚上都在温和地指责基姆。两个画家互相聊着，偶尔跟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好像他也收藏艺术品）说说话。晚餐开始时玛丽亚和鲁佩似乎很想显得开心些，不时地起来帮着上菜，最后却消失在厨房了。基姆在桌子另一头对我说，世间富贵，瞬息即逝。
这时有人按门铃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玛丽亚和鲁佩从厨房望过来。
“有人叫门。”基姆说，可是没有人挪动一下。
最后还是我站起来了。
花园里一片漆黑，我透过大门只看到两个人影。我想一定是阿尔韦托和他的警察朋友。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毫无理性的想打一架的冲动，于是坚定地向他们走去。但是，当我稍微靠近些时，发现来人是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他们也不解释为什么来这里。看见我时也不吃惊。我只记得自己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有救了！
饭菜不够，乌里塞斯和阿图罗被安排在桌边坐下，芬特夫人给他们上了菜，这时我们别的人不是吃点心就是聊天。吃完饭后，基姆把他们带进书房。劳拉？达米安的父亲立刻跟了进去。
过了会儿，基姆从半开的门口向外望，叫鲁佩进去。我们这些待在起居室的人表情好像在出席一场葬礼。玛丽亚让我跟她去后院。她跟我聊了貌似很长时间，但其实不过五分钟。这是一场陷阱，她说。后来我们两个又走进她父亲的书房。
让人意外的是，主事的已经是阿尔瓦里多？达米安了。他坐在基姆的椅子里（基姆在一角站着）签支票。贝拉诺和利马微笑着。鲁佩似乎很忧虑但也无可奈何。玛丽亚问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是怎么回事。劳拉的父亲从支票上抬起头说鲁佩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我要去北方了，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