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应该去试试。”
罗格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把，“我的朋友，”他说，“吃了它。”
但维克不饿。
他们俩都收到邀请信，请他们去克利夫兰参加一个“紧急会议”，日期定在国庆节之后的第四个星期。之所以这样定时间，是因为许多夏普的地区销售经理都要在国庆期间去度假，至少需要三个星期他们才能都回来。议程中的一项内容和伍尔克斯广告直接有关：“对直到现在的合作进行评价。”信里这样说。其中的意思，维克觉得，是“小孩”要借红浆果活力谷把他们最终踢出去了。
就在红浆果活力谷被夏普谷制品教授热情地——也许是庄重地——捧出来，最后走红全国的三个星期之后，第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孩子进了医院，已经歇斯里底了，她肯定孩子在内出血。
那个小女孩的病顶多只不过是一种低等病毒感染，感染后喷出了她母亲一开始所认定的大量的“血”。
不，这儿没有什么不对。
那件事发生在艾奥瓦州的艾奥瓦城。
第二天又有了七则病例，第三天二十四个。
在所有的病例中，被呕吐或腹泻折磨的孩子们的父母，抱着孩子冲进医院，相信他们一定是在内出血。这以后，病例直线上升——开始到上百，然后是上干。
虽然没有一个病例中呕吐或腹泻是由谷制品直接造成的，但在不断增长的激愤中，这一点被人们忽略了。
不，这儿不只一样不对。
发病区从西部向东部蔓延着。
问题在于，是食物染料把红浆果活力谷变成了它现在这种令人激动的颜色。染料本身是无害的，但这也被公众忽略了。有些东西出错了，人体没有吸收这些红色的染料，而只是简单地把它们排泻出去。惹出问题的红染料只被加进一批谷制品——但那是庞然大物般的一大批。
一个医生告诉维克，如果一个喝了一大碗红浆果活力谷之后不久死去的小男孩接受尸检，尸检就会揭示出食物在消化道中的轨迹，那轨迹会红得像个停车信号灯，这就会清楚地揭示出它的效应绝对只是暂时的，但这一点也被忽略了。
罗格希望，如果他们要进行下去的话，就开足大力进行下去。
他准备和负责现场拍摄的波士顿眼镜工作室的人进行马拉松式的长谈。他想和夏普谷制品教授本人谈谈，这个人对自己的角色如此投入，以至于在这场灾难中，他已经快身心俱裂了。然后他还要去纽约，和做市场分析的人谈谈。
最重要的是，这是在波士顿的里兹卡尔顿和纽约的联合国广场的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里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耗掉身上的肉，花掉兜里的钱，绞尽脑汁，就像他们过去那样。罗格希望他们的结果会是一次反弹行动，把老夏普和他的孩子都打得丢盔卸甲。他们不能伸出脖子到克利夫兰的铡刀下去受死，而是要带着一份战斗计划出现在那里，去扭转红浆果活力谷大混乱带来的不利局面。从理论上和实际上，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胜机就像一个投手指望能打出一场无安打赛一样地微乎其微。
维克还有其它问题。在过去大约八个月里，他隐约觉得自己和妻子缓缓地漂开了。
他仍然爱着她，还有那该死的小太阳似的儿子泰德，但现在事情已经从有一点不对劲变得相当糟糕了，而且似乎还有更糟糕的事，更糟糕的时间，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等着他。这次从波士顿到纽约，再到克利夫兰的大旅行，正处在他们原来的在家季节——他们一起在家一起做事的季节。真不是时候。最近他看着她的面孔时，在那些平面，那些角，那些线的下面，他似乎隐隐地看见一个陌生人闯进了他们的生活。
一个问题整夜整夜地一遍遍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难以入眠，近来这样的夜晚越来越多了，她是不是有了个情人？他们肯定不经常在一起。她干了那事吗？他希望没有，但他真这么想吗？说真话吧，特伦顿先生，否则你就要被迫自食恶果了。
他不能肯定，他不愿意肯定，他害怕真会那样……那时他的婚姻就完了。
他仍然倾心迷恋着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会不会有什么婚外事件。他可以原谅她许多，但不能容忍自己头上长出那些角来。不！你不愿意那样，不愿意那些角顺着耳根长出来，孩子们就会在街上嘲笑你这个可笑的男人。她——
“什么？”维克说着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我没听清，罗格。”
“我说，‘那该死的红色谷制品’。不带引号，确切的话。”
“喔，”维克说，“我要为它干一杯、”
罗格举起比尔森玻璃杯。“干了它。”他说。
维克干了。
就在维克和罗格在黄色潜水艇压抑的会面大约一周之后，在3号镇道旁的七橡树山下，加利·佩尔维尔坐在他家前草坪的杂草丛里，喝着一杯桔汁酒，这种酒是由百分之二十五的乌限冻桔汁和百分之七十五的波波夫伏特加调成的。
他坐在一棵大榆树的阴影里，那棵大榆树在疯狂的荷兰榆树病的折磨下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了。他的屁股坐在一把草坪椅磨得快烂了的木条上。这张椅子是一件西尔斯·罗帕克邮递品，也已经到了可用期的最后阶段了。他喝波波夫酒是因为它很便宜。
加利上一次买酒时，从新罕布什尔州买了大量的这种酒，那儿的烈性酒更便宜。波波夫酒在缅因州已经很便宜了，但在新罕布什尔州，它便宜得发贱。那个州在生活中的好东西方面是排得上号的，那儿有奖金丰厚的抽彩，便宜的烈性酒，便宜的香烟，还有圣诞老人树和六枪城这样的旅游名胜。
新罕布什尔是一个很棒的老地方。草坪倚已经陷入杂物丛生的草地，深深扎进草皮层中。草坪后面的那幢屋子也烂糟糟的，它是一个灰色、油漆剥落、屋顶下陷的烂摊子。百叶窗斜挂着，烟囱弯向天空，像一个跌倒后正爬起来的老酒鬼。一些屋顶板已经在去年冬季的狂风中被掀飞了，它们现在正在那棵垂死的老榆树的几根树枝上挂着。这儿不是印度的泰姬陵，加利有时说，但他连屁都不会放一个。
在这样一个热得让人发昏的晚秋的日子里，加利醉得像只黑鸭，这对他来说很平常。池一点都不他妈的认识罗格·布瑞克斯通，一点都不他妈的认识维克·特伦顿，一点都不他妈的认识多娜·待伦顿，即使认识她，要是来访的球队射出的边线球被她用接球员手套收住，他连屁都不会放一个。
他倒认识坎伯一家和他们的狗——库乔，那一家就在小山的上面，3号镇道的尽头。他经常和坎伯在一起喝酒，在迷迷糊糊中，加利觉察到乔·坎伯也已经顺着酒精中毒的路滑得很远了。这条路上加利自己总是远远地旅行着。
“只是毫无意义地喝醉，我连屁都不会放一个。”加利告诉垂死的榆树上的鸟和他的屋顶板。
他把酒杯喝了个底朝天，放了个屁，猛打着一只小虫。这时阳光和阴影落在他脸上，形成一些斑斑点点。住宅的后面，有几辆散了架的汽车，几乎被高高的杂草埋没了；屋西的长春藤疯长着，快要失去控制，它们几乎把整个小楼都覆盖住，只留下一扇窗露在外面，晴朗的日子里，这扇窗会眩目得像一颗肮脏的钻石。
两年前，在一阵阴郁的疯狂中，加利把楼上屋里的一个柜子连根拔起，从这扇窗中扔了出去，他现在已经记不清为什么了。他后来又为窗户重安了玻璃，因为冬天一腿从那扇开着的窗户里跨了进来。但柜子还和它落下去的时候一模一样地呆着，一个抽屉跳出来，像伸出的舌头。
1944年，加利·佩尔维尔二十岁时，曾单枪匹马地在法国炸掉了一个德军的碉堡。这次业绩后，他又带着班上剩下的士兵前进了十英里，直到他带着六处枪伤倒下，伤是他在担任机关枪手时受的。
他因此被满怀感激的祖国授予最高荣誉——杰出服务十字勋章。
1968年，他在福尔堡的商业区找到布迪·托格逊，把勋章变成了一个烟灰缸。当时布迪很震惊，加利要求把十字勋章做成一个马桶，这样他可以在里面拉屎，但它没有那么大，布迪延续了故事，也许这符合加利的原意，也许没有。
不管怎么样，这都让当地的嬉皮土崇敬得要命。1968年的夏天，大多数嬉皮士正和他们富有的父母一起在大湖区度假。这之后，他们就要在九月回到大学，显然，他们在那里终日研习的只是抗议、酗酒和姑娘。
布迪·托洛逊在福尔堡的埃索车站附近工作，空闲时间他也做些定制铸造的活。就在他把加利的勋章变成一个烟灰缸之后，这段故事上了罗克堡的《呼唤》报。
故事是一个当地的乡巴佬记者写的，他把这件事理解成一种反战姿态。故事登出来之后，喀皮士们就在3号镇道路边加利的住所前陆续出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想告诉他，他“很激进”，一些想要告诉他“重了一点”，有几个想要告诉他“真地妈太过分了”。
加利给他们看的却只是同一样东西，他的温切斯特30－06手枪。他告诉他们，从他的领地滚出去，对他来说，他们都只不过是一群长头发，四处乱窜，爱发牢骚的蠢猪或思想激进的性交机器。
他告诫他们，他会一枪把他们的肠子从罗克堡打到弗赖伊堡，而且连屁都不会放一个。过了一段时间，喀皮士们就不来了，这就是有关他的杰出服务十字勋章的事情。
有一颗德国人的子弹把加利·佩尔维尔的右睾丸打掉了。一个军医发现它被打烂，飞溅在军用内裤的裤底上，另外一只则基本保存了下来，所以他有时还可以很自尊地勃起。偶尔加利会告诉乔·坎伯，他还能通过其它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精神过。他满怀感激的国家授予他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巴黎一家医院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