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两栋大楼，背靠背盖起来。一栋的人口在第5街，另一栋的人口在第6街，看见了吗？就在大街中央，可以瞧见屋顶。”
我点点头。他又说：“在其中一栋的第14层住着一个男人和他的太太。他们家的起居室的墙壁是另一栋大楼的后墙，在另一栋大楼的第14层，住着他们的朋友。那家人的起居室的墙壁正好是这家人的大楼的后墙，也就是说，这两对夫妻彼此相距不到两英尺，因为两幢大楼的墙壁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个头高大的男人笑了起来。“可是如果罗宾逊夫妇要去拜访布莱登夫妇的话，他们就要从起居室走到前门，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电梯，乘电梯落下14层楼，然后来到大街上，走过一个街区。大城市的街区可长啦，碰上下雨天恐怕还得叫辆出租车。他们走进另一栋大楼，又穿过大厅，坐电梯爬上第14层，再穿过走廊，摁响门铃，最后才来到朋友家的起居室——而这地方离他们自己家的房间不过咫尺之遥。”
高个男人回到柜台前，我绕过柜台又站回另一侧。“我想告诉你的是，”他接下去继续说，“罗宾逊夫妇出游的方式就像是空间旅行，跨越遥远的距离。”他耸耸肩，又说，“如果他们能在不损害自己或墙壁的情况下穿越这两英尺距离——嗯，那就是我们旅行的方式了。我们不用跨越空间，免了。”他又笑笑，“在这儿吸口气——呼出去时就到了凡纳。”
我轻声问：“那他们就是这样去成的吗？图片里的那些人？你让他们去那儿。”
他点头。
“为什么呢？”我再问。
他耸耸双肩。“假如你看见一家邻居着火了，能救的话，你救不救呢？尽自己的能力，至少？”
“是的。”
“那就对了——我们也一样。”
“你认为我们有这么糟糕？”
“那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想到了早晨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标题，每天早晨都是如此，千篇一律。
“是不怎么样。”我说。
他颔首同意。“我们不可能让你们全去，甚至也不可能让很多人去，因此一直在挑选。”
“有多久了？”
“很久啦，”他笑笑，“我们有个人是林肯（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被蓄奴派分子刺杀身亡。）内阁的阁员。不过直到你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才有了一点眉目。在那之前我们还一直只是旁观。1913年我们在墨西哥城开了第一家公司，现在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分公司。”
“1913年，”我喃喃自语，记忆中仿佛忽然闪过什么。“墨西哥。对！是不是……”
“正是。”他笑了，接过了我的问题，“安布罗斯·比尔斯（安布罗斯·比尔斯（1842—1914），美国讽刺作家，著有《魔鬼辞典》等。1914年因愤世嫉俗远走战乱频仍的墨西哥，从此下落不明。据信被比乔亚的军队所害。）那年或是第二年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活到1931年，一个老头儿，又写了四本书，我们都有。”他翻了一页小册子，指着第一幅大照片上的一间小屋说：“这就是他的家。”
“是不是克雷特法官？”
“克雷特？”
“另外一桩轰动一时的失踪案；他是一位纽约大法官，几年前忽然不见了。”
“这我不清楚。记得我们倒是有过一位法官，从纽约来的，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
我隔着柜台朝他探过身子，凑近他的脸，点点头说：“我喜欢你的玩笑。非常喜欢。无法用言语表达。”随后又轻声补上一句：“什么时候不再是玩笑？”
他审视我的脸。“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得当机立断，列克星顿大街酒吧的那个中年汉子对我说过，因为不会再有第二个机会。我清楚；我试过。我伫立沉思。一群不愿再看第二眼的人，一位只见过一面的妞，这就是我生活的世界。我又想到离开那间小屋去上班，下班后又得摸黑赶回去。最后我想到了图片上浓绿的峡谷和清晨阳光下奶黄色的沙滩。
“我去，”我低声说，“如果你允许的话。”
他依旧审视我的脸。“想清楚，”他严肃地说，“想明白。我们可不希望有谁在那儿不快活，哪怕你还有一丁点疑虑，我们都宁可——”
“我想清楚了。”我说。
过了一会儿，这个灰发的男人打开柜台下面的一个抽屉，拿出一块黄色的长方形小卡片。其中一面印了字。中间是一杠浅绿色，看上去像是一张去白色平原或其他什么地方的火车票。上面写着：“你好，去凡纳有效。不得转让。单程。”
“呃……多少钱？”说着我把手伸向荷包，心想不知他要不要我付钱。
他看着我的手在臀部的裤袋里摸索。
“你兜里的全部，包括零钱。”他笑笑，“你不必带钱了，我们可以用你的钱支付活动费用、电费、房租等等。”
“我没有多少。”
“没关系，”他又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只挺重的印戳机器，就是在车站剪票口常见的那种。“我们卖过3700美元一张，也卖过6美分一张。”他将票放进机器里，一压把手，然后把票还给我。背面新印上去一行紫色的字：“当日有效。”下面是日期。我把两张伍元的钞票、一张一元的和17枚硬币放在柜台上。“拿上票去艾克米货栈。”灰发男人说，隔着柜台向我讲解去那儿该怎么走。
艾克米货栈一点也不起眼，你可能见过它——就是百老汇西边一条小巷里的一家小店。橱窗上很随意地漆着“艾克米”三个字。里面堆着在破旧房间里常见的坛坛罐罐，有一只破损的木质柜台和几只破椅子。像艾克米货栈这样的小店在那一带比比皆是——小里小气的剧院售票处、贼头贼脑的巴士售票处，还有就业办事处等等。你可以从它旁边经过一千次而没注意到它；而假如你住在纽约，说不定你也会开上一家。
我来到的时候，柜台后一个穿着衬衫的男人嘴上叼着烟，正站得笔直在写什么东西；四五个人一声不吭坐在椅子里等待。我走进去时，那男人瞅了我一眼，注意到了我手里握着的那张票，等我将票出示给他看时，他朝最后一只空着的椅子点点头，于是我便坐了下来。
身边是一位姑娘，两手护住她的钱包。她的长相还算不错，甚至可以说挺好看；我想她可能当过速记员。小办公室对面坐着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年轻黑人，他太太膝上抱着一个小姑娘，坐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年约半百的男人，扭头看着屋外落在过往行人身上的雨点。他衣冠楚楚，头戴一顶灰色洪堡帽，很可能是一家大银行的副总裁之类，我暗忖，同时心想不知他那张票价值多少。
大约20分钟过去了，柜台后的那个人仍在写着什么。这时一辆破旧的小巴士驶到门外的马路边，我听见刹车的声音。巴士破破烂烂的，大概已被转了三四次手，旧漆上又新涂了红、白油漆，挡泥板上布满凹痕，车胎的胎面几乎已经光滑，不见一丝胎纹。车身上印着三个红字“艾克米”，司机穿一件皮夹克，戴一顶出租车司机头上常见的破布帽。这种车你常常可以在周围见到，满载衣衫褴褛、疲困无言的乘客，谁也不知道驶向什么鬼地方。
这辆车花了将近两小时才好不容易穿过交通拥挤区，朝前驶向曼哈顿的尖角。我们都一言不发，默默地坐着，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透过雨点淅沥的车窗眺望外界。小姑娘睡着了。我透过车窗玻璃，看着淋得透湿的人们在巴士站旁挤成一团，看着人们气呼呼地砸着紧闭的车门，看着司机们的烦躁扭曲的脸。在14街我看见一辆汽车驰过一摊肮脏的积水，脏水溅了路旁一个男人一身；我看见那男人吐出脏话时嘴巴在动。前方红灯亮起，我们的车顿时动弹不得，这时人群纷纷从路边拥上马路，在我们的车和其他的车之间寻找出路。我看见成千上万张脸孔，其中没有一张是笑的。
我打了一会儿盹。接着在驶上长岛什么地方的一条灯光闪烁的高速公路时，我又沉入梦乡。醒来时车子正颠簸着离开高速公路，拐进一条泥泞的小路。我瞥见一座农舍，窗户漆黑。这时车子减速，颠了一下后停住了。随着一声刹车，马达声消失，我们停在了一座仓库模样的建筑旁边。
这是一座仓库——司机走过去将巨大的滑动木门推开，滑轮轧着生锈的铁槽发出咯咯响声。待我们拥进去后，司机松开木门，木门又隆隆作响地在我们身后关闭。仓库破旧潮湿，墙壁歪斜，一股牲口的味儿。脏兮兮的地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未油漆过的木凳。司机用手电筒照着木凳，不慌不忙地说：“请坐在这儿。把票拿出来。”接着他依次在我们的票卡上扎了洞。就着移动的手电光，我瞅见地上撒着无数票卡，像是黄色的碎纸。他又走到了木门旁边，打开一条刚好可以挤身出去的缝，然后在夜空的映衬下挤出门外。
“祝你们好运，”他说，“在原地等着。”他松开木门，木门滑动着关上了，切断了他的手电筒的光。又过了一阵，马达轰隆作响，车子不紧不慢地开向远方。
漆黑的仓库悄无声息，只听见我们自己的轻微呼吸。时间在流逝，我感觉到一种冲动，非常想与身边的不管哪个人说说话。但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感到自己很不自在，很傻，意识到自己只是坐在一个荒废破旧的仓库里。时间一分一秒地消失，我烦躁不安地动了动脚，开始感到有点儿冷。忽然我似乎若有所悟——脸孔顿时因为气愤和羞辱变得通红。我们被耍了！骗了我们的钱不算，还把我们扔在这儿。我简直就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愚蠢到这种地步。我站起来在黑暗中磕磕绊绊地走过凹凸不平的地面，想摸到电话或者叫警察。仓库的大门比我想象的要沉重得多，但我推开一道缝挤了出去，然后掉头大声呼叫其他人出来。
你也许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手电筒一刹那的照耀下，每一个局部的映像都印入了你的脑海，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