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很多地方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天堂。该地区大体上都是低税收的乌托邦，政府征收的税金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相比之下，美国超过30％，部分欧洲国家占50％。如此低的税收，与其说释放工商创业的热情，倒不如说导致政府资金异常短缺，无法提供健康、教育、填补道路坑洼之类的基本公共服务。现代经济所依据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法庭、警察，在这里不见踪影。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索马里就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普通人不但可拥有突击步枪，还可拥有火箭推进榴弹、防空导弹、坦克。民众有保卫自己家庭的自由，但他们是别无选择。尼日利亚生产的电影，数量可与印度闻名的宝莱坞媲美。但必须尽快赚回报酬，因为政府无力保障知识产权，无法避免其产品的非法复制。
发达国家的民众视政治制度为理所当然。这习惯可见证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善后计划，或善后计划的缺乏。美国政府似乎认为，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一倒台，伊拉克就会自动回复到预设的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等到伊拉克的国家机构在疯狂的洗劫和内乱中轰然崩塌时，美国政府似乎感到由衷的惊讶。在阿富汗，美国的目标遇上同样的挫折。十年努力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迄今没能培植出一个稳定合法的国家。＇24＇
政治制度是必要的，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你“叫政府让开”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它们得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不能替代强大且等级分明的政府。近几年来，经济学家有了广泛认同，“制度确实重要”。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们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因此，我们需要好好了解那些制度的来源。
第一章 政治的必需（7）
达到丹麦
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问题，常被形容为如何“达到丹麦”。这其实是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是世界银行社会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Pritchett）和迈克尔·伍考克（MichaelWoolcock）。＇25＇对发达国家居民而言，“丹麦”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度。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大家都想弄清，如何将索马里、海地、尼日利亚、伊拉克、阿富汗转化成“丹麦”。国际发展团体列出一份假设是丹麦属性的长清单，尝试帮助落后国家来“达到丹麦”的水平。
这个想法，问题多多。那些异常贫穷和混乱的国家，可以指望在短期内建立起复杂制度吗？这显得有点不靠谱，要知道，那些制度的进化花费了多长时间。此外，制度反映它们所处社会的文化价值。丹麦的民主政治秩序，能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扎根吗？谁也不清楚。富裕稳定的发达国家，其多数居民不知道丹麦本身是如何“达到丹麦”的—甚至对于很多丹麦人自己来说也是这样。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斗争，既漫长又痛苦，以致工业国家的居民对自己社会的来龙去脉罹患了历史健忘症。。tenluo
丹麦人的祖先是维京人，一个很凶悍的部落，曾战胜和掳掠从地中海到乌克兰基辅的大部分欧洲。率先定居不列颠的凯尔特人、征服他们的罗马人、取代罗马人的日耳曼蛮族，起初都组成部落，像阿富汗、伊拉克中部、巴布亚新几内亚现存的那些部落一样。中国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几乎地球上所有人类，都有过同样经历。他们尽的主要义务，不是对国家，而是对宗族；他们解决争端，不通过法庭，而通过以牙还牙的正义；他们把死者葬在宗族集体拥有的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部落社会逐渐发展出政治制度。首先是中央集权，在固定领土范围内实施有效的军事力量垄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和平得到维持，不再靠宗族团体之间的大致均势，而靠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它们成为常备力量，对抗邻近的部落和国家，保护自己的社区。财产不再归属于宗族，而为个人所拥有，其主人渐渐赢得任意买卖财产的权力。产权的保障不再靠宗族，而靠法庭来解决争端、补偿损失。
日积月累，社会规则越来越正规化，变成书面法律，不再是习惯或非正式的传统。这些正式规则，不必顾及在特定时间行使该权力的某人，可自主决定制度中的权力分配。换言之，制度替代了领袖。这些法律，最终成为社会中的最高权威，高于暂时指挥军队和官僚的统治者，这就是法治。
最后，有些社会不仅迫使统治者遵守限制国家权力的书面法律，还责成他们向国会、议会和其他代表较多人口的机构负责。传统的君主制，含有某种程度的负责，但通常只向少量精英顾问征求非正式的咨询。一旦统治者接受正式规则，限制自己的权力，并让自己的统治权臣服于通过选举表现出来的大众意志，现代民主制便呱呱坠地。
第一章 政治的必需（8）
本卷的目的，是想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起源，从而填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将要讨论的三种制度，即是刚才所提及的：
1。国家（thestate）
2。法治（theruleoflaw）
3。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government）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
这些制度的首次出现是因为民众发现，可借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自利，如何与人合作，都取决于使政治结社取得合法性的思想。因此自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三种制度中已存在一种，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也会出现。例如阿富汗，自2004年以来一直举行民主选举，但只拥有非常孱弱的国家，在其领土大部无法执法。相比之下，俄罗斯拥有强劲的国家，也举行民主选举，但其统治者觉得自己不受法治束缚。新加坡拥有强劲国家和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法治，但只提供缩了水的负责制政府。
这三种制度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如能弄清这些基本制度的出现，我们便可明白，阿富汗或索马里离当代丹麦究竟还有多远。
如不理解政治衰败的补充过程，就讲不清政治制度的发展。人类的制度很“黏糊”；这是指，它们长期延续，只有经受了重大的艰辛，方能得到变革。为满足某种条件而建立的制度，在该条件改变或消失时，常常得以苟延；未能妥善因应，便会引发政治衰败。这适用于旧式政治制度，也适用于集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于一身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保证，一个民主政体会继续向公民提供所允诺的；也不能保证，它在公民的眼中继续是合法的。
此外，人类袒护亲友的自然倾向—我称之为家族主义（patrimonialism）—如未遭遇强大抑制，会一再重现。组织起来的团体—经常是有钱有势的—久而久之，得以盘根错节，并开始向国家要求特权。尤其是在持久和平遇上财务或军事危机时，这些盘踞已久的家族团体更会扩展其优势，或阻挠国家采取妥善的因应。
第一章 政治的必需（9）
政治发展和衰败的故事，曾被讲述多次。多数高中开设“文明之兴起”的课程，提供社会制度如何进化的概论。一个世纪前，讲述给大多数美国学生的历史，以欧洲甚至英国为中心。它可能从希腊和罗马开始，然后转向欧洲中世纪、大宪章、英国内战、光荣革命，再到1776年和美国宪法的起草。今天，类似的课程更加多元，囊括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非西方社会，更会讲述历史上遭排斥的群体，像土著、妇女、穷人，等等。
现存的关于政治制度发展的文献，我们有理由表示不满。首先，大部分没在足够广泛的规模上作出比较对照。只有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的经验，方可梳理复杂的因果关系，弄清为什么某些制度出现于某地，而不在其他地域。很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从卡尔·马克思到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等当代经济历史学家的大量研究，都侧重英国作为首个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英国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特殊的，对处在不同境地的国家来说，未必是好的指南。
最近几十年，取而代之的多元叙述，很大程度上也没作严肃的比较对照。它们选择的，要么是非西方文明贡献于人类进步的正面故事，要么是其遭受迫害的负面故事。为什么某制度发展于某社会而不在另外社会，我们很难找到严肃的比较分析。
优秀的社会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Lipset）常说，仅了解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是不懂国家的人。没有比较对照就无法知道，某一特殊的实践或行为，是某社会中所独具的还是众多社会所共有的。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清因果关系，才能把地理、气候、技术、宗教、冲突与今日世界上呈现的各式结果挂上钩。这样做，我们也许能解答下列问题：
·为什么阿富汗、印度丛林地区、美拉尼西亚岛国、中东部分地区，至今仍是部落组织？
·为什么中国的预设统治是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印度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除短暂时期，从没见过如此高度的中央集权？
·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功的现代威权政体—像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