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儿在政治上倒是个新东西。有些农民和我认识的其他人想必认为罗斯福只属于他们——没准他们是对的。” 至于好处和选票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处的情形跟失业者那里并无不同。你能把关注农民与关注选票区别开来么？农业经济学家约瑟夫？S。 戴维斯提出了这种怀疑观点，他写道： 尽管政府的动机是纯洁的，但还是涉及到一种微妙形式的腐败；因为，当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政治措施、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社会给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所设定的经济价值的时候，他们手里的选票便有效地受到了影响。
1938年2月，总统和他的幕僚们终于从立法机关的帽子里拽出了那只期待已久的兔子。新的农业调整法回到了调控产量的老问题上，同时继续保持给信徒的补偿。国家对小麦、玉米、棉花、烟草和稻谷等农作物的播种面积的分配，设定在足够供国内使用、出口和储备的水平上。对这种分配的遵守是自愿的，但得到了很巧妙的鼓励，因为那些超出个人配额种植庄稼的人没有资格领取“平价补偿”，也不能按照合作社成员所享受的优惠利率得到商品贷款（以政府储藏的剩余产品为基础）。为了抑制市场上这五种农产品的过剩，在价格上升至（或高于）“平价”——换言之，就是这几种农产品在1909～1914年常规时期的购买力——之前，销售配额在所涉及生产者以三分之二的投票予以批准之后，被强加给所有农户，违者将受到处罚。同样重要的是，好年成所导致的剩余将不会被鲁莽地堆到市场上，也不会被销毁或过于浪费地用于救济，而是储藏起来，以应对短缺的日子。就这样实现了华莱士部长梦寐以求的“常平仓”，它是一个稳定供需平衡、把丰岁歉年等同起来的蓄水池。到1940年，大约有600万农民与这一计划合作。打那以后，为了满足一个被战争蹂躏的世界的需求，这些储备显得越来越重要。
AAA对普通农户的经济和习惯的最终影响很难评估。作为一项紧急措施，最初的计划是要提升价格、减少卡脖子竞争。棉花种植者的收入显示了惊人的改进，在这一计划实施的头三年，棉农的总收入是7。8亿美元（包括4。52亿美元的利润补偿），而烟草种植者的收入在两个种植季里翻了一倍多。美国农民1933年的现金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将近四分之一，接下来的两年分别出现了15％和16％的连续增长。当然，在该项收入中，AAA的补偿始终占到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补偿款来自于价格更高时向消费者征收的税——在某种程度上，更高的物价抵消了城市工人从工资增长中所得到的好处。包括政府的补偿在内，1939年的全国农业收入据报告是85亿美元，将近1932年的两倍，尽管只有1919年的一半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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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变革中的城乡（9）
这次繁荣，其分布未必均匀。魔圈之外的生产者，尤其是家禽饲养者和商品蔬菜种植者，都抱怨山姆大叔把自己给忘了。更为严重的是，特别是在棉花王国，AAA的慷慨馈赠往往落入了地主和独立农户的腰包，而佃农（他们要么是太无知，要么是太胆小，不敢抱怨）则发现自己比从前更穷了。新政为土地所有者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生产风险，却没有设置有效的保护措施，以防止他把减少种植面积和季节性波动的冲击转嫁到佃农身上。例如，1937年，普通的种植园经营者总的现金收入是8；328美元，其中有833美元来自AAA的补贴，而一个佃农家庭的收入是385美元，其中只有27美元来自政府补贴。至少，AAA的原则——或者说实际做法——似乎是：让有者愈有。实际上，对佃户来说，唯一的风险担保就是救济。“政府不让我们种，于是我们不得不去领救济。”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幸故事。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位地主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另一角，他在1938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而他的经历并不少见：“1934年，我有4个佃户，我啥事也不干。我用政府给我的钱买来拖拉机，并摆脱掉我的佃户。” “被拖拉机挤出土地”的家庭困境跟AAA之间只有间接的关系，而且肯定是它最初的鼓吹者们不曾预料到的。然而逻辑很简单。在从农业的长期衰退中开始恢复之后，土地所有者发现自己手头有钱了，头脑里也有了关于处事方法的新的心理，有了限制作物种植以增加利润的观念，以及华盛顿所鼓励的经济计划和深谋远虑的观念。盲打误撞的时代结束了，革新广为流行。在大萧条的冷休克之后，紧接着是被农民的算计所加速的对新政的热关注。
农民最初的想法之一是要克服机械化的落后。1930～1940年之间，尽管农民拥有小汽车的数量几乎没有什么增加，但卡车却增长了16％，拖拉机增长了70％，直至差不多有200万台拖拉机，在承担着农业的重活，改变着生产方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潜在的威胁比实际的威胁更大，机械摘花机的震动，沿着一行行棉花发出的短促的嗡嗡声，已经开始动摇南方农村经济的整个基础——这一经济领域原本就已经在担心巴西廉价棉花的威胁，这些棉花正涌向世界市场，以填补AAA法案的限产所创造的真空。与此同时，出租棉地的地区——像中部的“黑草原地带”和阿拉巴马州南部——被转变为牧场，为牛肉和乳品加工业让路，利用电气时代的所有资源从事生产和加工。这也意味着——实际上就像老英格兰的圈地运动一样——很多佃户被剥夺了因为那些幸存下来的棉地而获得额外繁荣的可能。
在中西部，据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结束之前，摘玉米的机器——尤其是在1928～1933年间开始使用的那种两排型的——已经取代了爱荷华州从前在收获季节雇佣的流动劳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在俄亥俄州的一个玉米种植大县，60％的玉米就是用机器摘下来的。在小麦地带，联合收割机同样被广泛使用，1935年的“婴儿”型和1939年的“侏儒”型都是为迎合小农户而量身定做的。由于这些机器几乎被普遍采用，在麦地里干活的季节性劳工到1939年几乎成了人们记忆中的往事。每提供100个农场劳工的岗位，就有236个失业的农业劳力可以雇佣。
很多土地耕作者开始领悟到这样一个事实（1937年被国家资源委员会所宣布）：收入往往随着机械化的程度而改变。因此，在阿拉巴马州，农场经营者的人均可使用机器是1。5马力，在机器上的投资是142美元，其毛收入在全国是最低的：每年492美元；而在蒙大拿州，人均可使用机器是22。5马力，在机器上的投资是953美元，其毛收入是1；798美元。很自然，这种示范对普通农民来说，比其背后的技术失业的幽灵更有说服力。
农业现代化主要是通过1935年5月成立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EA）来加速。分销商拒绝架设通到农村的网线，这使得大约90％的农场经营者没法用上中央电站的电力。REA提供了低息贷款给各州、市及合作社，连同WPA提供的劳动力，为的是把电力电缆扩展到乡村家庭——用于照明、冷藏、挤奶和脱脂、加热孵卵器、搅拌饲料和抽水。到1938年秋天，共启动了300多项这样融资的项目，其中六分之五的项目是通过合作社来运作的。这样一些活动，尽管被大多数私营公用事业公司所憎恨，但还是迫使它们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更广泛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REA的加速，接通中心发电厂的农村家庭，从1925年的225；000户——不到总数的4％——增长到了1940年的1；700；000户，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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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变革中的城乡（10）
这些发展凸显了三十年代农村生活的一个大悖论——即，在效率得到稳步促进的同时，它也伴随着失业和生产过剩，后者反映了努力刺激对外贸易、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上存在的不足。作为一个次要的悖论，在匮乏、贫穷、落后地区的社群中，AAA所资助的往往是效率低的耕作，但在拥有更大资产和进步本能的地区，它鼓励市场只利用最好的土地。在深南地区，很多小规模的、不景气的棉花种植者，承蒙AAA的关照，才勉强孤零零地跟在后面继续前行，而各玉米州的生产者们却常常发现自己处在完全不同的境况中。因此，AAA在1937～1938年所作出的减少种植面积的决定，把玉米的种植面积削减了8％，然而产量却增加了大约17％。
除了选择优质土地和该机构所推广的先进耕种方法之外，杂交玉米——这十年最重要的农业革新成果——的广泛采用也帮助促进了这种增长。这些地区的农业更多地成了一种高压商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时刻惦记着利润，经常由他人代理缺席业主进行的经营管理。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手提箱农民”，通常是来自城里的小商人，购买一两家农场，每年通过机器种植和收割他的作物，但从未想到要靠土地为生。科学耕作和机器的另一个产物也促进了非人力效率，这就是大规模种植单一作物，正像从德克萨斯北部地区到南北达科他的人们所做的那样，用拖拉机编队和套犁来耕作。
由此可以推导出另一个悖论。由迁居管理局、农业保障局、农村电气化委员会和农业局的家庭经济专家所代表的一批力量，努力实现温饱农业和多种方法的理想，求助于农村合作社和家居计划。另一批力量（体现在AAA的某些运作和农业信贷局广泛的贷款活动中）则与技术和农场经营的新科学合谋，以便把农业打造成大企业。
不管时代有怎样的抵触和逆流，紧跟着经济复苏之后，社群生活也开始感觉到民心士气正在恢复。合作、复兴、现代化，都是富有魔力的新词儿。这一发展得到了正在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