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板写过一篇文章说，我没派过唐师曾做什么事，所有事都是他自己找的。时至今日，我已经不习惯别人指派我去干什么，我习惯自己去找我想干的事。杨建明看罢抬头看看前面大步向前的程维，心想这小子还真能瞎联系，同时，一种伤感又水一样无法阻挡地漫延开来，都是记者，人家干什么，咱们干什么，继而又忿忿不平地想，如果我有新华社那样一个平台，我也会成为名记的！
车辆分局领导正好在家，见是记者，就说：“咱们先到局办公室吧，看看主管领导在不在家。”在工商局办公室，主任了解了一下情况，让程维和杨建明等一下，径自出去了。过了一会，主任回来说：“我和局长汇报了，局长说咱们工商系统内部有规定，要经过上级领导批准，才能接受采访，所以请你们先到市工商局，市局领导同意了，我们才能接受采访。”程维说：“也不算是正式采访，就是想了解一下，按照文件规定，你们车辆分局还应不应该向农用车收工商费，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你们应该知道。”主任一脸公事公办：“没有上级领导同意，我不会接受你们采访，也不会回答你们任何问题，请原谅！”程维做最后努力：“据我所知，你们工商系统已经下发了文件，不允许对农用车收费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即使你不说，我们也会通过别的渠道搞清楚，现在的事实是，你们现在还在对农用车收费。”主任刀枪不入：“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我只想告诉你，我们局和省委宣传部关系很好，你们最好慎重一些。”
程维和杨建明灰溜溜地走出工商局大楼，程维说：“这回我们算是白来了。”杨建明说：“咱们回去弄清楚，如果真不允许收了，咱们就发稿子，到时看他们还牛不牛！”程维说：“老弟，消消气吧，发什么稿子啊，领导不会同意的。”见杨建明不解，程维接着说：“发了稿子，咱们什么也得不到，还和这个工商局闹僵了，以后想来都来不了了。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个主任说他们和省委宣传部熟，咱们就更不能发了，得罪了省委宣传部，咱们的记者站就完了。”“也许他是吓唬咱们呢！”杨建明有些不服气。程维长叹一声：“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你不知道，以前省报农村部有一个记者，到下面一个乡采访，乡党委书记没有理他，那个记者的确抓到了问题，就说回去就把稿子发出来，那个书记则说，你发完稿子，第二天我就让你回家！那个记者不信邪，回去就把稿子发了出来，结果第二天他就以所发稿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给报社和被采访单位造成极严重的负面影响为由被解聘了，事后他一打听，你猜怎么着？原来那个乡党委书记和省报的一位主要领导是直系亲属！你说说，这是什么世道？你要记住，咱们做记者的，并不总是牛皮哄哄的，也有憋气窝火的时候，这时一定要忍，不要意气用事，这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两人正聊着，站长郑长征突然打来电话，要他们马上回单位，不要再到别的地方去了。回到单位，郑长征把一张报纸递给他们，杨建明一看，是一篇关于假记者站和假记者涉嫌敲诈勒索的文章，大致意思是现在有一些假报刊，包括已经被取缔的或是在香港等境外注册的，在国内一些省市建立了假记者站，假记者站聘用的假记者冒充真记者对一些有问题的政府职能部门或企业进行敲诈勒索。看完后，郑长征对程维和杨建明说：“你们以后下去采访，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过你们大可放心，咱们报纸是国家正式出版发行的报纸，是真报纸，咱们的记者站是经过省新闻出版局批准成立的，是真记者站，你们是聘用的记者，虽然没有新闻出版总署的正式记者证，但总社那边已经备案，是真记者。再有一点，你们下去采访，主要是写稿子，因为我们每月要向总社传四篇稿子，得完成任务，所以不下去采访，怎么能完成任务？另外，对于钱的事，你们不要有思想负担，我们没有张口管人家要，就没有敲诈勒索，他们给钱是他们自愿，再者数额也不大，一二千块钱，没什么问题，就当润笔费了，这是记者行业内的潜规则，一些大报的记者也这么干，数额大的，超过五千，一律走广告，给他们发个东西，也不会出说道。总之你们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尤其是建明。”杨建明想了想，觉得站长的话未尝没有道理，也就放下心来。
回到家里，杨建明像往常一样上网浏览关于记者方面的新闻，赫然发现一篇文章，部分内容如下：
繁峙县矿难11名记者采访过程中受贿内幕
2002年6月22日下午3时30分左右，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发生特大爆炸，38名金矿矿工不幸罹难。
时隔一年多，2003年9月15日，中国最大的官方新闻通讯社———新华社在报道繁峙矿难的进展时却出人意外地宣称：“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事故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存在严重的经济违纪行为。”
消息甫出，社会上一片哗然：到底是哪个记者收受贿赂？收受多少贿赂？
面对质疑声浪，9月26日，新华社再次详细公布了11名涉案新闻记者名单。分别是：新华社驻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山西经济日报》的苏勇，《山西法制报》的刘玉柱、白建芳、阎珍寿，《山西生活晨报》的魏停、樊武杰、郭龙。11名涉案记者受贿金额合计万元人民币。
令同行震惊的受贿内幕
2002年6月27日，陕西《华商报》和《中国青年报》记者接到举报，并先后赶到矿难现场。28日、29日，两家媒体先后披露了非法矿主转移、掩埋、焚烧死难矿工尸体和地方官员隐瞒真相的内幕。
其实早在6月24日，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4名记者，已在接到繁峙死难矿工家属举报后赶到繁峙。但他们并未去矿难现场，而是先找上了繁峙县委、县政府，并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盛情款待。县委书记王建华还专门把忻州市委宣传部胡某请到繁峙商量对策。胡某出主意说：“这事需要打点打点。”于是，县长王彦平从县财政上提出部分钱来安排。
事后新华社披露说，“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记者王东平、谭旭各收受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
2003年9月26日，新华社对外公布：根据调查结果，决定给予鄯宝红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给予安小虎开除留用察看处分，分别给予王东平、谭旭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新闻掮客撮合金钱交易
据《山西法制报》社有关负责人介绍，2002年6月2日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爆炸事故发生后，《山西经济日报》社聘用记者苏勇，召集《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的站长刘玉柱（聘用）、白建芳（聘用）、阎珍寿（特约）3名记者前往采访。刘、白、阎三人结束采访离开繁峙后，在山西代县被苏勇随后追到。苏勇称：“繁峙方面托关系，表示一定送些钱来，务必请求不要公开报道该事故。”苏同时将万元现金，按刘8000元、白7000元、阎7000元的标准强给3人留下。
除此4人外，在繁峙矿难中，《山西生活晨报》的3名记者魏停、樊武杰、郭龙也收受了非法金矿矿主和地方官员共万元的“闭口费”，每人分得5000元。山西一资深记者告诉记者，据可靠消息，当时繁峙有关负责人和非法矿主只给3名男记者10000元“摆平费”，但3名记者发现每人分3000元后剩下的1000元分不开，就又打电话给矿主，要求能否给12000元或15000元，3人好平分，最后繁峙方面又补拿5000元，3人每人平分5000元才了结。
受贿记者不止11名？
有知情者透露，繁峙矿难发生后，非法矿主在繁峙、忻州甚至太原的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四处布下眼线，只要是外地记者，一
经搭上、议定价码后，就用金钱和金元宝“打点”。有的外地记者，在太原、繁峙一下火车就被“打点”回去了。
2003年9月29日，早报记者在山西省纪检监察部门采访时获悉，因为涉金案的11名记者收受贿金都超过5000元人民币，已经违法，该案已经转交山西省检察机关。11名记者可能受到法律制裁。
看完文章，杨建*里又有些不安起来。这11名记者，是真记者，他们也没开口要钱，是对方主动给的，但也出了问题。随后他又查了查，发现五千元是一个杠，低于这个标准是违纪，高于这个标准才是违法，他又放下心来，不禁佩服站长真是高人哪！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章：捷径
第五章：捷径
骗子没冒充别的职业，冒充的是记者，因为记者拥有特殊的话语权，一篇批评报道有可能让一个官员下台，让一个产品滞销，甚至让一家企业倒闭。不过，媒体监督在使人们敬畏的同时，也让行骗远比其他行业容易得多。记者拿着尚未发表的批评稿换取好处的事早不是什么秘密，而搞定记者也成了不少单位、部门的“公关”工作之一。“防火防盗防记者”——虽说是玩笑话，却多少也反映了社会对个别记者滥用监督权的无奈和厌恶。
星期一上午，杨建明像往常一样来到单位，和站长郑天南及程维商量一周的工作，一见面，杨建明就问程维看没看到关于繁峙矿难中记者受贿的报道，程维说看到了，然后看看杨建明，意味深长地笑笑说：“怎么？担心了？”杨建明点点头。程维说：“放心吧，什么事也不会有！你可能知道，从法律方面来讲，五千是一个杠，高于五千的走广告，也就是有偿新闻，咱们给开正式票据，发篇吹捧的文章，这在圈子内很普遍，五千以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