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利用内参上刊登的批评报道稿子弄钱，用刘继业自己的话说，叫“炒回锅肉”，用郑长征的话说，叫做“沿着新华社记者的足迹”。搞媒体的人都知道新华社在媒体中的地位，尤其内参，因为是给领导看的，所以下面一些官员很是惧怕，对新华社记者的惧怕程度甚至超过了党报党刊。那次刘继业在内参上看到桃源镇违规占用农民耕地盖办公大楼的事后，第二天就和郑长征去了。因为内参上写得很清楚，刘继业和郑长征没费吹灰之力就采访到了告状的农民，然后来到镇政府。当时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是，镇里听说来了两个采访占地的记者，镇委书记马上吩咐镇里在家的领导，一人带几个人，全力寻找这两个记者，一定要把他们留住，因为内参批露这件事后，镇委书记挨了领导好顿批，差点没受处分，因此十分害怕。正当各位领导在百姓家中，田间地头，公路车站展开地毯式的搜寻时，镇委办公室打来电话，说他们要找的记者正在办公室，自己找上门来了。镇委书记马上赶回镇里见刘继业和郑长征，三人谈得十分投机，饭是在县城吃的，镇委书记还特意请了一位县委副书记陪同。席间，镇委书记说，上次新华社记者来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但是没有找到那个记者，那个记者也没有到镇里采访，只是采访完农民就回省城了。刘继业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虽然是央级媒体，但是比不上人家新华社的内参，因为内参是给领导看的，而且内容不作为法律依据，就是记者写错了，你也不能告人家，我们就不行了，内容如果不属实，登出来可能会吃官司的，所以我们到镇里来，一是看农民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再者也给你们一个说话的机会。自然，刘继业和郑长征没报道这件事，只是收了数目不菲的“封口费”，尤其是刘继业，事后还通过关系，在省报上给这个镇发了一个正面稿子，镇委书记感激万分，给他拿了不少钱，以后刘继业再到这个镇来，书记也必盛情款待，处得像哥们一样。
想到这，刘继业不再心疼，抬头看了一眼冯凯说：“没问题！什么时候去，提前两天给我打电话，我找个局安排一下。”冯凯一阵千恩万谢后，故作神秘地说：“刘哥，不知道你们以前弄没弄过学校，我听说现在的中小学没有不超标收费的，一抓一个准儿！”说完，俯身点开网页，找到一篇文章让刘继业看。
有偿不新闻？
“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湖北黄冈市的黄梅县并不富裕，县里的大河镇中学更显得寒酸：没有气派的校门，嘟嘟轰鸣的“麻木”（出租摩托车）可以直接开到教学楼下。用了近20年的教师宿舍楼墙皮一块块地卷起，碰一下就成了粉末。狭窄的楼道上摆满了杂物，晾晒的衣物像万国旗随风飘扬。
大河中学校长胡仁南的办公室就挤在宿舍楼二楼。2003年3月一天的上午，《鄂东晚报》三名记者从麻城市“转战”来到了这里。
“当时正有几个人在办公室打麻将，”《鄂东晚报》记者陶志东说，“我们随便问了一下学校收费的情况，胡校长给我们看了收费的条子。”
几名记者注意到，条子是学校的内部收据。临走的时候，他们还和胡校长开了个玩笑，“你这儿天高皇帝远，日子过得不错呀。”
记者们显然是有备而来。面见校长之前，他们随机找了几名学生询问学校收费的情况，下午，一篇名为《白条收糊涂账上班摸二五八黄梅大河中学胡校长的幸福生活》隆重推出，但记者并没有急着向报社发稿，而是主动请胡校长前来“看稿”。
“他以为是表扬稿，一开始还说要请我们吃饭。”陶志东说，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先是发呆，后是发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我们报社现在很困难，相互支持一下吧。”记者们开了个价：1．8万元，做三个整版的宣传。我们拿着报社的正规发票，随时可以开。
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学校四处托关系，最后找到《鄂东晚报》一位老总。老总回复：“写稿子是记者的权利。我还向你透个底，这个人写稿很厉害的。”
找关系，请客说情，一番讨价还价，大河中学最后咬牙出了1．2万元。
“我们管这种采访叫‘搞项目’或者‘办案’。”陶志东说，“刚开始时大家心里还没底，后来多了就知道怎么办了，有了好项目还相互瞒着。”
《鄂东晚报》记者“搞项目”、“办案”始于一次严厉的治理教育乱收费行动。
2003年2月，针对社会反响强烈的中小学乱收费问题，*开始了一次大整顿，部长周济首次明确提出“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湖北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省内各地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明确规定哪些属于乱收费。2月中旬，黄梅县有6名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3月24日，*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再次提出“谁主管，谁负责”。
与此同时，《鄂东晚报》不断接到读者关于教育乱收费的举报，一场特殊的“新闻战”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那天报社召集所有人员开会，一位老总开始讲报社的困难，分析了当前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形势，然后提出了以打促谈搞创收的方案。”陶志东回忆说，虽然没有明说要采取敲诈的手段，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会上，报社老总把黄冈市的11个县区划成几个片，每片安排2至4名记者。会后，记者编辑们自己又进行了微调。
为了更好地制造舆论氛围，行动前一天，《鄂东晚报》刊发了*、湖北省关于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通知，校长因乱收费撤职的新闻。一名记者采写的《明明白白交学费》也放在了显著的位置，并详细标明《鄂东晚报》所在的黄冈地区各类学校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标准。
临上“战场”前，记者们配备了足够的“武器”：数份本期的报纸，还有从报社财务部门领取的一沓沓空白发票。
记者们都很兴奋，“有报社撑腰，创收不成问题。”
几名曾经参与这一活动的《鄂东晚报》记者向本报介绍了他们“办案”的手法：先选定学校，找几个学生问学校收了多少钱，一共有多少学生，算出学校大概多收了多少钱，找校长见面随便聊聊。当天写完稿件后，请校长到宾馆“看稿”，当校长哀求不要发稿时，提出“报社困难，相互支持”，谈妥价钱后以“宣传费”或“订报费”名义开具发票。
“我们要钱有一个标准，比如这个学校多收了10万元，我们最低要1万元，因为还有其他单位向学校要钱，我们要多了学校也拿不出来。”
几名原《鄂东晚报》的记者向本报记者说，2003年2月到3月，《鄂东晚报》记者借着“治理教育乱收费”四处出击，以曝光要挟学校，除了闻名全国的黄冈中学外，几乎所有中小学无一幸免。“黄冈中学校长名气太大，我们搞不动。”
英山县也是一个例外，在11个区县中，英山经济最不发达，学校实在拿不出钱。
《鄂东晚报》记者说，受灾最严重的是黄梅县，记者去了好几拨。
“行动中，我们不断接到老总的电话，询问我们的进展，通报其他组的战果，让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陶志东说，即使过了很长时间，报社一位老总还在大会上说，“我在家睡不着觉的时候还在想，黄梅县还有哪个地方没有搞？”
经济效益是可观的。一般一路记者走两三所学校，会带回1万多元现金，一时拿不出钱的学校也要谈好宣传方案。十几天的时间，报社创收近20万元。
“*部长周济被我们利用了。”一位《鄂东晚报》记者说：“我估计，报社一年从学校搞来的钱就有100万元。”
“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
“最近又有什么项目？”这句话几乎成了2003年《鄂东晚报》记者见面时说得最多的问候语。
“你真狠！”这是对创收多的记者的由衷赞叹。一些创收成果丰硕的编辑记者还被推举为“金牌杀手”。
但随着“项目”的深入开展，记者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鄂东晚报》的所作所为已经和新闻职业道德格格不入。
为了让校长甘心掏钱，报社总编在发稿单上虚张声势地写上“此事很严重，以内参形式报*总理、周济部长”等批语，然后交给记者恐吓当事人。
为了更多地创收，相当多的批评稿、问题稿被“换糖吃了”。而为了给出钱的学校一个交代，一个个冠名第一的学校宣传不断推出，导致很多读者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鄂东晚报》的报道。
2003年3月的集体行动后，创收活动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今年7月，一名记者获得一名公务员涉嫌嫖娼的新闻线索，《鄂东晚报》老总立即指示先写稿子，然后在发稿单审处意见上写明：“此问题性质十分严重，中央对队伍建设抓得很紧，一再强调从严治理，此件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以本报内参形式报中央政法委等单位。”
这名公务员看到这样的批示后，不敢怠慢，连忙给报社交了3000元了事。
“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直到现在，原《鄂东晚报》蕲春记者站记者熊军武还记得晚报老总在记者会上的讲话。
熊军武说，“我们过去也搞批评报道，那时候最有名的一篇是《某县法官卖证据》，全国轰动，记者也追求写好稿。”
因为热爱写作，2002年5月，熊军武进入《黄州晚报》，当年8月《黄州晚报》更名为《鄂东晚报》。今年5月，他却选择了主动离开。“我觉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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