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 第6部分

　　

双面牟其中
2000年8月22日，湖北高院对牟其中案做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的决定，牟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经牟其中前秘书兼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的奔波，2003年9月，牟其中被改判有期徒刑18年，不过这一新闻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牟其中似乎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从某种意义上讲，牟其中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从1994年开始关注牟其中，没想到1999年要将他列入富豪榜时，正是他落马之时。我们为牟其中的落马感到惋惜。他是一个悲剧性富豪，一个善于利用体制漏洞却终被体制所呑噬的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曾在牟其中入狱前与其有过近距离接触，刘东华后来称：“这个人与一般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是思维超前，实际上他是在生产思想而非生产别的东西。”换句话说，牟其中是位失败的企业家、成功的思想家。
　　政商关系从来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牟其中在政府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面是与当地政府关系搞的不好，一面却是自己无限膨胀的政治情怀──南德公司里的部门命名完全按照政府部门的模式来设定，比如“办公室”叫“办公厅”，法律服务部叫“监察部”。
　　牟其中前两次入狱，在狱中的语言、写作和书信饱含政治情怀。1999年入狱后，他的这一秉性仍未丝毫改变。2000年春节，他在写给南德职工和朋友的公开信中说：“每天陪伴我缓步徐行的，是对昨天的光荣的反省和对明天的梦想的憧憬，豪情万丈之余，往往也夹杂着丝丝苦涩。”
　　后来，他开始思考名为“智慧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牟式课题”，并撰写《毛遂自荐，狱中请缨》一文，建议中央派人到南德进行“后续的实验”，由南德自费创办“南德世界大学”，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吸引管理智慧，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在回忆其采访牟其中的感受时称，“牟其中不停地说他的理想，说自己坎坷的经历，坐牢、流浪、孤独、不被理解，他说自己听到国歌就会流泪。”
　　然而，后来夏宗伟受牟其中之托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牟其中觉得很委屈，他说自己其实很厌恶政治。”
　　冯仑经常提到“江湖方式进入，市场方式退出”。牟其中最大的失足，或许就是始终以江湖方式做人行事，结果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冯仑如此评价牟其中：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多少年之后，不少第一代企业家的政治情怀依然浓烈，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2007年与法国达能烧起战火，浓浓政治味，大打民族牌。事实上宗庆后等企业家与牟其中的挣扎一样，打出政治牌只是不得已情形下的一种突围之道。
　　2008年6月我们接触到杭州的一位地产商，他的企业刚在A股上市，一向立足杭州本地市场的他，在与我们喝酒时突然冒出一句话：“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要到北京去盖个样板房，让那些之前对我不太感冒的官员们知道我造的房子其实是一流的。”
　　这种激昂背后，同样折射的是民营企业家寻求认同过程中浸淫的政治情怀。
　　

适度宽容
牟其中在政治情怀上一败涂地，与他张扬的性格不无关系。他早早地大肆宣扬自己是“中国首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无异于提前宣告自己落入政商博弈陷阱的宿命。曾有人提醒牟其中收敛一下、以免受查，他反问道：“谁来查我？怎么查我？”
　　同于1999年登上富豪榜的健力宝前掌门人李经纬，后来由于产权问题与当地政府产生纠葛，性格的强硬使得他最后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相比牟其中和李经纬，2001年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前华晨集团董事长仰融（第3名，70亿元）要低调的多。仰融是一个令业内外人士都琢磨不透的企业家。2001年我们为了核实他的财富数据，给他发了20多份传真，结果总是石沉大海；我们专程跑到华晨设在上海总部造访，他的秘书总是告诉我们“仰总出差去了。”
　　仰融同样没有逃出落马的宿命。2002年10月，辽宁省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仰融，虽然此时他已身在美国，但恐怕很难以从容的姿态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了，这位以资本运作闻名于世的传奇企业家最终也以悲剧性结局收场。
　　仰融其实是介乎于李经纬与牟其中两种类型之间的一个样本企业家。他有李经纬式的天才头脑，但比李经纬懂得在与权力相争时适时保护自己；他有牟其中的政治与商业敏锐性，但比牟其中更懂得自我节制。尽管如此，他依然走出属于那个时代的迷宫。
　　十年百富史，从第一届榜单上的牟其中开始，“原罪”和政商博弈成为一个永恒的命题。而我们探究中国企业家特别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创业史，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当初创业的条件和境况都相当糟糕；时过境迁，中国的财富社会，虽然仍难改掉以成败论英雄的心态，但却有必要对一些失败者保持适度的宽容和敬畏。
　　2008年5月底，一直以来高调为民营经济发展大声疾呼的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最近10年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时说，民营经济的成绩巨大，但是问题也相当艰巨；现在改革的动力缺乏，我们要寻找动力，我们要人人争当动力，不要当阻力。
　　身在大狱的牟其中如果听到保育钧此言，或许会感慨万千。2008年6月19日，他在狱中度过了自己的67岁生日。“时间是无法补偿的，钱再多也没用。”牟其中刚入狱时的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仍是那么令人心酸。
　　

2000　改制花脸谱（1）
当你有机会扩张时，千万不要畏缩不前。如果一开始你就获得丰厚利润，你应该继续扩大。
　　——乔治·索罗斯
　　2000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向所有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致敬》的报道，这也是第一家对我们的榜单进行介绍的中文媒体。文章写道——
　　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向一个市场经济体转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前途的事业；富豪的诞生，正是这项事业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富豪的诞生，是全社会选择的结果。作为消费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作为劳动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工作机会；作为投资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股票。
　　我们想说的是，富豪不是我们——普通人甚至穷人——的对立面。在一个拥有公平、有效的“富豪形成机制”的社会里，也就是说在一个谁资源配置能力更强谁就拥有更多资源的社会里，普通人和穷人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机会，更多更好的工作和投资机会。与此同时，只有穷人不断致富，不断获取更大消费和投资能力，富豪也才能成为最大的富豪。
　　正如许多有识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面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型中，起点不公平和规则不公平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存在。所以我们尊重人们对富豪的普遍的保留情绪。但是我们还想说，需要消除的是这两种不公平，而不是富豪。
　　1999年我们的第一届榜单在《福布斯》发布，由于是英文形式，加上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并不发达，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2000年开始，我们主动与国内媒体接触，以便听到对完善我们榜单有益的建议和意见。《南方周末》不但率先对这一年的榜单作了介绍，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对“如何看待富豪”的话题提出了理性见解，也为“原罪”话题提前做了注脚。
　　“2000中国大陆50富豪榜”在人数上与1999年保持了一致，不过门槛大幅提升，由5000万元提高到了亿元。50人的财富总和超过800亿元。首富还是荣毅仁家族，财富为157亿元，是第50名的45倍。
　　从地域分布来看，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是最盛产富豪的地方。50人当中，有14人的公司在北京或出生地是北京。他们是首富荣毅仁、第10位的宋朝弟、第11位的李晓华、第12位的陈金飞、第14位的田溯宁、第16位的丁健、第19位的吴鹰、第20位的丁磊、第23位的阎俊杰与张璨、第37位的张朝阳、第38位的杨澜、第41位的王文京、第42位的王志东、第46位的祝维沙。
　　50名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最年长者是84岁高龄的荣毅仁，最年轻的是29岁的丁磊。
　　超过60岁的上榜富豪，荣毅仁之外，还有徐文荣（65岁）、吴炳新（62岁）、尹明善（62岁），可谓老当益壮。排在第8位的徐文荣是浙江横店集团的掌门人，横店集团的所有制形式很特别，即社团经济体，同时成立了“四共（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委员会”。中国的企业改制彼时进入高潮，徐文荣可谓独树一帜；最值得一提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