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企业在招聘时，学位、学校是第二位的考虑，最重要的是看你的能力。这是因为美国的企业基本都是私人的，选人时会不拘一格。官僚化的国有企业才会样样要求文凭、证书。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应试为主、强调文凭的教育制度会慢慢得到改变，学生也不必把北大、清华看成独木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官僚体制不利于科技进步（5）
问：现在，不光是学生，高校老师们的压力也很大，他们被要求每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否则就可能饭碗不保。在耶鲁大学，学校是如何评价和考核教师的？
陈志武：在美国的大学，做到了终身教授，学术论文的数量要求就很松了。在耶鲁大学，大多数人从事学术研究是因为喜爱它，陶醉于其中，是一种天然倾向。这些人到企业去，收入会增加很多，但他们宁愿留在大学里。而在终身教授的评选过程中，论文数量不是硬指标，主要看质量，你有两三篇有影响的论文就可以了。对论文的评价也是在学术圈子里作的，要看其他大学的同行对它的评价。教授们都很在乎自己的名声，如果你在评选过程中行贿或拉关系，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问：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文，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现象，两院院士也基本上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陈志武：过去，人们认为，自然科学发展了，科技水平就上去了，社会就会跟着进步了，所以没有人重视社会科学。这些年的事实表明，简单的科学方面的知识并不一定能带来社会的进步。有科学知识、有掌握了科技的人，这只是社会进步的前提。如果没有社会科学对激励和产权保障机制的研究，科技的发展是很困难的，或者是科技被用在对社会不利的事情上。科技即使再发达，政治制度上的不可靠，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毁掉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科技成果。
问：近几年，国内的媒体经常提到印度在科技方面的进步，印度的科技体制和中国有何不同？
陈志武：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前是管制经济，和中国的不同主要在于民营经济的成分比较高。大家提到印度的科技进步，主要指的是它的IT外包能力很强。这一方面是因为印度人英语比较好，业务发展的空间比较大。另一方面，印度也利用了美国股票市场这个提前兑现财富的机器，以此来激发它的IT产业的发展。另外，印度在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比中国可靠得多，其司法也独立，这对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很重要。除此之外，两国的科技体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问：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如官本位、大一统等阻碍了科技进步，您如何看待文化因素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
陈志武：为什么会有官本位、大一统？是因为国家垄断了所有社会资源。一方面这个那个都要受到行政审批，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国有经商来与民争利。于是，逼着大家都去当官，让不懂科技的人去管理经费的分配。我觉得，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的垄断地位一旦改变，文化也会改变，向往做官的倾向性会随之改变。一种文化只要能容忍思想自由和创新自由，就能将科技进步的潜力带动出来。
问：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您当初不出国，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
陈志武：很难，起码在学术研究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出息。我在国内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工程，但我当时就觉察到，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没有什么用。所以我研究生毕业留校时，就要求到政治教研室去做老师，想研究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问题。可是，到了那里，我的主要工作是打杂：单位里来了一车苹果，我问每个老师你要几斤，然后挨家挨户地敲门收钱，苹果来了后再送到每一家去。所以，我干了一年就出国了，到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现在想起来，即使当时不做杂事，留在国内，由于没有自由的学术研究空间，今天的成绩恐怕会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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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经济增长纵横谈（1）
本篇来源：2007年6月6日《南风窗》，记者赵灵敏。
21世纪以来，*已成为普世的价值理念。但在很多人看来，它并不意味着经济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稳定和清廉，很多国家的实践指向了相反的结果，至今世界上成功的*国家仍只是少数。如何看待这一状况？*是否与百姓有什么关系？实现*的有效途径是什么？
一
问：您如何看待*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陈志武：关于经济增长跟*的关系，的确有许多误解，也有不少逻辑上的错误。当你说“*是国家长久持续增长、长治久安的保障”时，他们就说：“印度不是有*，但其经济增长不是远落后于中国吗？”或进一步说：“拉美国家早就搞*了，但其经济不是照样落后吗？”这么说的背后总存在一个假设，那就是“*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或者“*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把经济看成是*的单变量函数。否则，怎么会出现只要能举出一个经济失败的*国家，就能否定*对长久增长的重要性呢？
我首先要强调没有人会相信“*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和法治制度搬到毫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中，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和法治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们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收入，或者是使同样多的收入只需付出更少的苦力，让社会事半功倍。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得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需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同样多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经济产出的至少有以下四个要素：制度架构（或称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法治等；自然资源禀赋，如离海岸河流的远近、石油、各种矿产的储藏情况；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土地。这四大要素中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收入就能越多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他要素差一些，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照样可以高。*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例如中东国家、俄罗斯等都没有太多制度资本，劳动力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它们也很富；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韩国则正好相反，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能源、矿产都靠进口，甚至连土地都极少，他们致富靠的是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资本；美国几乎在所有四个要素中都突出，所以它的经济最厉害。
中国的情况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为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3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公共产品提供，行政开支却占了38％。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各级政府的奢侈办公楼、形象工程，这些浪费无法用在老百姓福利上，制度成本不低。
民主与经济增长纵横谈（2）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各色人等耗费青春，延误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是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 200小时。其他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 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 841小时，日本人1 758小时，美国人1 610小时，英国人1 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 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或许拉美人的确不如中国人勤劳，但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成本较中国低，虽然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中国短，他们的人均收入照样比中国高。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获得增长了。但是，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须降低制度成本。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二
问：一种观点认为，*法治或许不错，但那是西方的东西，未必适合中国。
陈志武：*制度的核心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每个人的利益问题，这一点无东西差别。所以，*制度虽然首先在西方出现，但它是适合全人类的东西，当然也适合中国。
当然，关于*和*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但在较大范围内将权力制约机制制度化，通过公民全体投票来解决“谁来监管监管者”这一终极难题的发展，还是现代的事情。学者通常将公元1100年英国国王颁布的《自由宪章》看成是开端性的文献，或者把后来1215年颁布的《自由大宪章》称为*的开端，但那些文献更多的是国王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