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看，有其深厚的组织原因，是组织行为对个人能动性的束缚。 从政党组织的一般规律而言，断层问题出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从空间上看，表现为组织内部的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接轨的问题；从时间上看，是组织的最高接班人的权力传承问题。 （一）从空间上看，是组织内部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接轨 我们先从空间上看，党内任何一个层面的领导者都会碰到升任或调任另一个党组织的工作。比如一个优秀的基层乡党委书记，如果要想做出一些成就，至少要具备如下三个特征：一个好班长（领导本人），一个好班子（好的搭档），一套好办法。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开展何种工作，取得何种成绩，都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这位乡党委书记由于工作出色，而担任上一级组织领导——县委书记，那么，同样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这就面临一个非常具体的组织问题：要么，这个县委有一个好班子（好的搭档），一套好办法，只等他这个好班长去——这种情况并不总能遇到。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得把他的好班子和好做法一起带到县委去——这种情况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所碰到的大部分情况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好班子和创造一套好办法。如果那个县组织建设比较好，工作情况不是十分困难，人际关系不是十分复杂，那么这种工作还是可能通过一定的努力来完成的。但如果那个县组织建设不太好，工作情况又比较困难，人际关系又十分复杂，那就几乎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工作。如果是这样，这位同志就可能迅速变成“光杆司令”。在这种情况下，他权力再大，也不过是个人，而他面对的却是一个组织——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组织的对手。如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担任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央领导，那么他就有可能一直处于在组织中进行个人奋斗的尴尬境地。有人就会说了，那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组织能力。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对于政党形成初期，组织对中心人物的依赖是非常强的，那时往往一个人能够决定组织的兴衰。很多帮会更是如此。但政党经过一系列的发展而达于执政党阶段，如果还是按照政党建设之初的方式来工作，只能使整个组织陷入混乱。因为靠一个人去改造一个组织，恰恰违背了组织的基本原则，那只能形成帮派和小圈子，而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组织建设。 因此，现代政党权力交接的第一个组织规律就是：每一级组织都能够形成接纳每一位领导或普通党员的制度化平台，使其能够迅速投入并适应这一级组织的工作。这是现代政党组织建设中必须注意的。 （二）从时间上看，是组织内部最高接班人的权力传承 我们再从时间上看，“接班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但又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建国之前，由于###环境复杂，很难对接班人问题进行制度化的运作。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有刘少奇、林彪等都曾明确为党的接班人，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甚至还写进了中共九大通过的###章，在党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先例。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我党历史上会有公论，在此不做过多的探讨。本书只试图通过接班人这一环节的透视和剖析，找出现代治政条件下权力交接的一般规律。 对于以上这些接班人来讲，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他们都是在老一代领导时期就担任重要职务的。二、他们的接班人地位在老一代领导权力未曾交接时就已经明确。三、他们都是在老一代领导权力未交接时期退出组织高层的。 ＇返回目录＇
二、危机之二：断层（2）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他们的命运完全来自于老一代领导，即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现象，我们想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却都发生了。如果只发生在一两个人身上，我们说，这是领导决策出了问题，但大部分如此，那么问题的原因就不是个人原因，只能从组织原则上去找。从组织建设上讲，确定接班人本是合理的，但必须与一些组织原则配合起来。如果将其他组织原则抛在一边，而只是夸大接班人的作用，那么，就会重新陷入政党建设之初的通病——依靠个人而不是依靠组织。中国古代很早就建立起了完整的统治构架，被西方学术界称为“文明早启，政治早熟”。但为什么同时又被称为“五千年不变”之政治，其原因就在于缺少制度化的组织建设，尤其在权力交接这样关键性的问题。因此中国历史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治国之时，谋深划远；传承之日，几如赌博。上一代皇帝向下一代皇帝传位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情感色彩，结果是昏君多，明君少。历史上几个有作为的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棣，皇位干脆是抢来的。因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解决了很多政治难题，但恰恰在权力交接这一问题上几无建树。 因此，在权力交接问题上，一方面要遵循权力原则，一方面还要遵循民主集中原则和影响力原则。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等级观念越来越淡化，权力原则在政党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小，而民主集中原则和影响力原则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民心向背不仅仅是针对老百姓，对于党组织内部同样如此。既然政党的权威是在动员和组织民众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政党领袖的权威也一定是在同样的过程中形成。皇冠可以继承，金钱可以继承，惟有民心向背不能继承——即人民的志本，这是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的东西。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完成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稳的一次权力交接。新一代领导集体不仅仅顺利走出了权力过渡期，而且在人民心目中具有了越来越高的威望。这在我党组织建设上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现代政党权力交接的第二个组织规律就是：权力必须由上一代领导集体向下一代领导集体过渡，而不是个人向个人的交接。 ＇返回目录＇
危机之三：他换（1）
危机之三：他换——组织结构对政党定位的束缚 他换危机是指执政党由于自身的原因导致其在社会组织生活中的权威地位被其他社会组织所替代。其实质是组织结构对政党定位的束缚。这里所讲的其他社会组织不仅仅是指政党，还包括指行政组织和志愿组织。政党竞争问题不是本章讨论的内容。政党的行政化和志愿组织的崛起，是他换危机的主要表现。 （一）政党行政化：组织离心力之产生 政党行政化是许多现代化条件下执政党的通病。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党在执掌国家大权之后，政治领导人和党员会把他们的忠诚由政党转向政府机关。他们本人在政治上从群众领袖变为政府大员。在以往的###的环境中，他们对党的献身精神使他们把大部分心思才力，用来建设起坚强的、反应灵敏的组织，能够按照党的指示采取有纪律的行动，能捕捉并领导群众的意愿来达到斗争目标。但执政后，繁忙的政府事务工作分散了组织工作精力，使政党本身受到削弱。组织精力的明显分散意味着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全面下降。“昔日得以从事于党的组织建设这个至关重要工作的英才，现在可能因忙于政府的一个部或一个局的公务抽不开身，除非能够马上源源不断地物色到忠于党的组织和行政管理的人才，否则党的组织，即政权与群众之间的主要纽带，就可能被削弱。”③这不仅发生在许多其他国家，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党的认同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其内心向往的乃是政府高官。据统计，我国一些基层起不到组织作用，有些甚至严重瘫痪，其原因即在于此。而很多担任高官的党员最终走向贪污堕落，甚至背叛自己的信仰，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其制度化的原因即在于此。未曾执政时期的党的职业革命家曾是人们的崇拜偶像，但到了今天，只做政党工作的人却被讥为“马列主义老太太”。这除了反映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外，更重要的是大量党员担任行政职务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行政工作上，忽视了政党本身的治政工作。就如同经济活动中拱手让出市场一样，原本由政党进行的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被行政工作所代替，行政原则代替了治政原则，政党远离了民众，影响力也随之下降。我们的政治体制中的党政不分、党的威信下降、年轻人不愿入党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其组织根源即在于此。 （二）志愿组织因市场而生，依市场运作 志愿组织的崛起是他换危机的另一个方面。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志愿组织基本上不会发展为政党，而且很多志愿意组织也不愿意发展为政党。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一个人一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一个组织中去。现代社会信仰宽松，人们大可不必为意识形态问题而提心吊胆。那么，何种组织能够为民众带来最为便捷的服务，谁就能赢得百姓的志愿忠诚。而这种组织一旦形成，其获取民众“志本”的能力就非常巨大，而且由于其植根于志愿之上，那就几乎成为牢不可破的坚强组织。这种组织的内容多种多样，模式也千差万别，但就成员对其忠诚度而言，则是与政党不相上下。 现代化条件下全球最著名的志愿组织当属计算机行业的“LINUX”组织，这完全是建立在自由平等联合的基础上的电脑程序开发者组织。一方面，它的成员并不要求为组织本身贡献什么；另一方面，只要愿意为开放软件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其成员。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软件人员加入其中，每天有成千上万人在利用这一开放计算机语言编写程序，其数量是微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