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的崩溃还没有真正冲击伦敦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周日的报纸上充斥着乐观的情绪，甚至鼓励读者抢购英国石油的股票。星期一澳大利亚股市首先开盘，立刻下降了20％，东京股市下降1500点。我认为这是吃进索恩百代股份的最佳机会，打电话让经纪人购买500万英镑的索恩百代股份，20秒内经纪人填好了定单，问我是否想多买些，还有很多卖盘。最后我觉察到危机，停了下来，就在我斟酌时，伦敦股市下跌了100点，接着100点，又是50点——一整天共下跌了250点。那天下午道琼斯指数则又下降了500点，3天之内，世界股市蒸发了大约1/4的市值。 维珍股票的价格几乎下跌了一半，从英镑跌到英镑。有人算出我已经在维珍的股票上损失了4100万英镑。比这更糟的是，索恩百代的股票价格从英镑跌到英镑，下跌了20％，我们手上的股份猛跌到1800万英镑。 新斯科舍银行也不开心，股价下降的这么厉害，他们要求立刻归还500万的现金。但我仍然要收购索恩百代集团，我决不会卖出我的股票，所以维珍股价的大幅下跌对我没有影响，我认为股价被大大低估了。而且，我更多地注意百代的利润和现金流，把股市崩盘看作是收购它的黄金机会。但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蒙特雷公司在这次下跌中损失惨重，他们的股价跌去了60％，无法借到更多的钱收购索恩百代的股票。 那个星期我和两个独立董事大吵了一架，在维珍上市时我们引进他们来代表外部投资者的利益。菲尔？哈里斯爵士和科勃？斯坦哈姆坚决反对继续进攻索恩百代集团并在10月底公布年报时宣布收购。 “但是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购买机会，”我说，“索恩百代现在仅值上周五时的2/3，我们能从它的歌目中取得巨大收入，所以它是便宜货。”“未来可能更加严峻，”他们警告我，“这次股市大崩盘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但是购买唱片的人还会继续，”我说，“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人没有股票。他们会继续购买甲壳虫和菲尔？科林斯的专辑。” 但是每个人都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都想观望股市下一步动态，索恩百代的股价一直下降到英镑。我争辩说这次崩盘是意外，股价不久将回升，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然而他们都不同意，我无法说服他们，只好把这件事情放下，我期望当我们发布年报时，维珍股价将高开高走。当我们宣布维珍到七月份为止的年度利润从1400万英镑增加到3200万英镑时，我们的股价并没有上升，一点也没有，很难理解前一年维珍的每股股价能有英镑，然而在利润翻倍的情况下股价却跌了一半。这次股市崩盘宣告了维珍作为公开上市公司的结束，唐恩反对改向，但是特雷弗和我悄悄讨论了重新私有化的部署，特雷弗开始计算如此大的回购需要多少资金。 1988年7月，我们宣布维珍管理层将回购维珍集团上市公司，我们的收购价比每股英镑的上市开盘价要低，但是我们决定我们将用发行价收购，这比我们宣布时的股票交易价格——每股英镑——要高得多。那些维珍一上市就进行投资的人，那些在银行外排队曾经给我良好祝愿的人，他们不会受到损失，我们的名声还是完整无缺。 。 想看书来
17 “我差一点儿就要死了。”（1987…1988）（4）
特雷弗再次审查了维珍集团的整个财务结构，在1988年11月底设计好了私有化的步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的顾问塞缪尔？蒙塔古公司试图劝说他们的母银行内地银行加入到贷款银行辛迪加中时，遭到了拒绝。特雷弗决定除了名头外不要塞缪尔？蒙塔古公司的任何服务，他没有建立一个银行辛迪加，而是开始组织一个银行联合体，同每一家银行直接联系，这意味着由于他要同所有的人单独谈判，必须做大量外出搜集情况的工作，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每一家对付其他银行。最后他获得的20家不同银行的授权，我们得到了三亿英镑的贷款额。我们收购了外部股东的股份，然后再次募集资金偿还为保护维珍集团上市公司和维珍航空而形成的债务。 债务额超过了三亿英镑，我们负债累累，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快速转变。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收购索恩百代的想法，卖掉了手中的股份，集中精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唐恩、菲尔？哈里斯爵士和科勃？斯坦哈姆离开了维珍，唐恩已经完成一项很棒的工作，他重铸了公司，让公司的管理架构清晰明了，特雷弗接替他成为公司的总经理。特雷弗和我希望采用合资的方式投资维珍任何子公司，想用在不同维珍子公司的一两个主要合作者来代替金融界的股东，维珍集团的结构也将会变得非常复杂。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8。“每件东西都等着被出售。”（1988…1989）（1）
回购尼克的40％的股份时，因为维珍迅速发行了一系列以菲尔？科林斯为首的畅销歌曲，我能力偿还100万英镑的贷款。那时我就象在刀锋上行走，但一切远远超出了想象：我们负债3亿英镑，必须在一年内归还两亿。这个压力下，每件东西都等着被出售，只要报价合理。特雷弗、肯和我开始研究可以从哪里筹钱，第一个看中的就是维珍零售。 1971年初以后，维珍再没有从维珍唱片店取得很多利润，它们的作用是让我们的名字显示在热闹的街道上，公众对维珍的印象很大程度从它们那获得，它们也让我们知道人们喜欢购买什么样的乐队。但是，在我们付完员工工资、租金和管理费用后，这些商店通常亏损。维珍零售的问题是自从1980年尼克离开后，没人真正有效地把它们组织起来，对手们开始超过我们。1987年唐恩发起的一次对公司内部的检查中，清楚表明零售业没有为我们赚钱，而且显然再也不可能了。 “让我们把它们全部卖掉，”再次回顾了维珍零售的损失后，我在一次董事会上说。很快我改变了主意，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卖掉小型唱片店而保留大卖场，原因有两个：第一，HMV（全球最大型的连锁音像店）在牛津街新开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唱片店，获得了交口称赞，而且确实销量不错；第二，帕特里克已经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找到了一栋房子，他认为可以把那儿改造成维珍大卖场。 在英国我们有102家唱片店遍布全国，而当WH？史密斯公司问我们是否愿意卖掉一些小唱片店改名为Our Price时，我们欣然接受。1988年6月，我们以230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了67家小唱片店。特雷弗和我接着将维珍零售切割为互不相干的三个部分：第一类包括出售唱片店给WH？史密斯后的剩余部分，分布在各大主干街道和牛津街大卖场；第二类是位于香榭丽舍大道的巴黎大卖场，帕特里克将建立一个独立法国分公司负责这里；第三类是计划为伊恩？达菲尔准备的，他设立了牛津街上的HMV大卖场，我们成功游说他加入维珍。 我现在仍然不清楚伊恩为什么决心离开索恩百代而来到维珍，就短期而言，他离开了一家声誉良好的大公司、放弃可观收入，来为我们工作，而当时维珍在零售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提供给他在世界任何地方建造维珍大卖场的机会，许诺支持他的判断，让他有维珍大卖场的股份。伊恩是这一行的奇才，对唱片店有独到思路，他的兴趣在于到海外去开一系列维珍大卖场，我感到我们可以重振雄风。 我们也考虑过在美国开店，但是当时那里的房租太高，竞争又激烈。我们改为在悉尼开张营业第一家大卖场，那里还是一个没有竞争的平静市场，我们可以试验一些不同的方式，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伊恩去了悉尼，我们半开玩笑地说，索恩百代集团将再也逮不到他并劝他回头。伊恩雇用了他在HMV的老搭档迈克？尹门，他们一起开始筹建悉尼大卖场。 与此同时，巴黎大卖场也初具规模，找到了一座19世纪后期建造的老银行大楼，大理石地板，高高的天花板，引人入胜的楼梯，这也引发了我的想象。小唱片店赚不了很多钱，仅仅吸引路人进来，他们会挑剔品种不多。70年代已经结束，维珍唱片店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特性和顾客忠诚度。我们必须找到更大的地方，提供世界上最广泛最多的产品、最完善的服务。 维珍董事会其他成员不认同开巴黎大卖场，我却把它看作我们在零售业最后的赌注，如果不幸，那么我们将整个产业售出。当帕特里克第一次提出开巴黎大卖场的想法时，维珍董事会其他成员都不相信他的销售预测。“如果我们不能从牛津街赚到钱，”西蒙指出，“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在香榭丽舍大道赚到钱呢？”我明白他对维珍零售长期的失败非常愤怒，因为他拥有20％股份的唱片公司要为维珍零售的亏损提供补助。由于整个董事会反对这个想法，所以如果帕特里克要得到继续进行的许可，那么我就必须做些努力。第二个星期有人问我是否愿意拍一个关于在欧洲大陆开展生意的电视广告，我立刻同意了，并要求在巴黎拍摄。于是维珍董事会看到这则电视广告中的我站在香榭丽舍大道，宣布在欧洲大陆做生意非常好，而且实际上，下一个维珍大卖场就将在这里。虽然西蒙、肯和特雷弗对我的行为非常愤怒，但是我信任帕特里克，相信他会成功。我对每个人的话都认真倾听，一旦做出决定，我就会全力执行，不同意我的人越多，我就越固执。 帕特里克的巴黎大卖场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从开张那天起，它就所有的销售预测，成为巴黎最著名的商店。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商店的范畴，成为了一个路标和旅游景点，几个月后甚至吸引了同罗浮宫一样多的参观者，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量是其他任何一家唱片店的两倍多。每个日本和德国的青少年游客来此朝圣并批量购买CD，而且顶层的咖啡店也成为法国经理们聚会的时尚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