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公司规定，只要股东不反对就是支持。这些股票就因而被管理层控制。千千万万的小股东加在一起，有时候分量很大。美国企业的股权软约束问题，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更加严重。由于这种软约束，美国企业往往出现违背股东利益、过度追求风险的现象。美国在2000年出现了高科技泡沫，不到10年又出现了金融危机。股份制不是解决“产权虚化”和“产权软约束”的成功之道。在这场金融危机和上一次的高科技泡沫中，股东损失数以万亿记。管理层欺骗股东、炮制假账虚账、追求过度风险的案例时有发生，例如世界通信公司、安然、贝尔斯登等。上市公司的管理、股东利益的保护在美国是一个公认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监督和控制管理层，是美国企业体制的一个严重问题。股市和股票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万能钥匙。
盟友之间、权力财富和竞争（3）
日本的财团制度，也许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日本的财团还是一个多样化的企业联合体。以购买洛克菲勒中心的三菱银行为例，它是日本三菱集团（财团）的成员。三菱财团是日本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由许多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分享三菱品牌和商标。三菱集团的企业间，有广泛的交叉持股、人员交换和战略合作。集团里最大的25家企业还成立了一个“星期五俱乐部”，每月聚会一次。三菱集团还分享共同的网页，以方便集团内部之间的交流。三菱集团的中心是三菱银行。三菱集团横跨许多产业，集团的企业群就是围绕不同产业而形成的一个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以三菱汽车为例，三菱集团包括一个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条，从零配件到整车。三菱财团同时是一个产供销结合的财团，它还包括三菱贸易公司。
日本的这种企业体制的优点是：一个龙头企业的发展，能够带动集团内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和形成完整的经济体系。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产业纵深，没有出现产业“扁平化”，没有成为别人的加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拜这种企业体制所赐。这种企业制度在国际竞争面前尤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集团内部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具有强大的排外性。外部企业尤其是外国企业，很难打入集团内部。企业集团的这种内在的、基于利益关系的保护主义，加上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为日本经济筑起了一道严密的保护主义围墙。在这道围墙面前，许多欧美企业深感无奈。为了打开日本市场，最后不得不运用破解日本企业体制的政治手段。
为了培育国内竞争，日本政府在同一产业内支持和培育几个相互竞争的财团，从而在一个产业内部形成几个相互竞争的产业链。如汽车产业的三菱、日立、马自达、日产等；电子产业里的松下、东芝等。由于这些财团的中心是大银行，日本政府往往可以通过控制一家这样的银行，达到控制整个企业群体、控制一个或几个产业链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日本政府往往就产业政策与这些银行进行密切的协商，并通过对这些银行下达指导性意见的方式，推动产业政策。这样的企业体系为日本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体制性基础。
3。日本的金融服务
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的银行体系是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中心的。整个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银行和产业间有密切的联系。金融资本和金融体系还没有异化为完全独立于实体经济、占支配地位的主宰，金融资本还没有统治实体经济。日本银行归属于财政部，在财政部的指导下为经济发展服务。日本的银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利润中心，它的目的不是创造利润，而是服务经济，利润只是日本银行许多目的之一。实现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财团内部的技术进步、支持财团的发展等，都是日本银行的目标。在日本金融改革以前，银行和财政都是政府调动资源、实现产业政策和发展目标的经济手段。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通过100多年的发展，到了1964年才实行日元的自由兑换。与此相对应的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走完日本100多年的路，在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相继开放货币兑换，并最终滑入货币危机的陷阱。日本所谓现代中央银行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则来得更晚，日本现代中央银行是“改革”的产物。1997年6月，日本迫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通过了《日本银行法》。该法第一次规定日本银行独立于内阁财政部。该法于1998年4月生效后，才有了所谓的中央银行。在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市场保护和政府介入是保护主义政策的两个侧面。日本政府的介入并不止于宏观干预，还充分运用微观管理介入资源配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不仅日本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是政府和企业互动的结果，而且政府还通过资源的微观配置来实现其战略目的。这种微观介入主要是通过政策偏好和财政金融手段来实现的。
在金融改革以前，日本资本市场很不发达，金融体系相当封闭，企业筹资主要依靠银行而不是资本市场。在这种体制下，金融资本的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国际国内的游资不能在日本大规模自由流动，华尔街对日本金融体系的影响处于最低限度。国际金融资本，尤其是美国金融资本，很难伸进日本金融体系。这种不符合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曾受到华尔街利益集团的不断指责。这种金融体制把金融风险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日本的保护主义体制和保护主义政策，保护了日本的产业发展，托起了日本的经济奇迹。日本开始了与美国的竞争。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面临漫长的“滞胀”，日本经济一枝独秀。美国感受到的日本威胁就是在那时达到高峰。
“日本在购买美国”。
“不一样的资本主义”。
“日本威胁”。
“日本奇迹”。
“日本经验”。
“日本体系（Japan Standard）”，等等。
这些是那段时间在媒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
70－80年代是日本雄心勃勃赶超美国的年代。日本不仅在经济上、技术上成为或正在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且在经济体系、企业制度、发展道路上也正在成为美国道路的竞争者。美国人开始谈论日本威胁，谈论日本体制的威胁。美国人开始以为，日本的经济模式优越于美国的经济模式。经济实力的变化开始让有些美国人感到，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将会发生变化。“日本奇迹”开始影响到日本和美国间的权力结构。美国经济学家、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于1989年12月写道，“今天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有这些增加了这种可能：感到日本对美国的威胁比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更大的大多数美国人是对的。”Richard Katz， Japan， The System That Soured： The Raise and Fall of 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1998， pp9在许多美国人眼中，美日的经济竞争成了制度之争（所谓日本体系和美国体系之争），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
日本轰轰烈烈的挑战对美国无疑构成了威胁。日本的挑战会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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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战略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1）
第一节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
美国在国家博弈中，国家利益至上。美国不是一个从“普世价值”出发的国家，任何价值都必须符合国家利益。为了强大，美国曾经从自由贸易走向保守主义；强大以后，为了寻求世界霸权，又由保护主义走向自由贸易；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维持和扩大霸权，又大力推行全球化。国家利益是美国战略选择的支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家博弈场上，美国创造了人类的奇迹。兵不血刃，收编欧洲，演变苏东；在全球化旗帜下席卷拉美，折服日本，冲击东南亚，左右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反恐战争中，推翻萨达姆，进入南亚；通过“橘色革命”进入俄罗斯战略腹地，通过巴尔干战争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美国不仅在实力博弈上攻城略地，而且在价值体系上也时髦非常。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化成了世界潮流，成了不分国情、不分历史条件的普遍真理。以推销美国体制为特点的全球化，在许多国家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精英”们的狂热。美国体制和美国价值，对许多人产生了迷信一般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有些人在反对一种形式的绝对真理时，却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当成绝对真理而顶礼膜拜，甚至到了不顾自己国情和国家利益的地步。对许多人而言，那些“普世价值”、那些绝对真理高于国家利益，高于大多数人的利益。
美国是如何取得这种战略成功的？美国的这种成功是来自于幸运还是战略？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美国有没有大战略？
美国能够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既源于历史提供的机会，也源于深谋远虑的战略。美国的大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正如有位美国总统指出的，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神圣的使命”。在美国崛起以前，美国的大战略是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专心地搞好自己的事情，霸气地拒绝欧洲列强对美国和美洲事务的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大战略是建立和维持其世界霸权。这种战略有两个方面：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不管是实用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国家利益是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了解了这一点，那些常让有些人疑惑的所谓“多重标准”现象就有了答案。有许多人指责美国在*、贸易和反恐等方面表现出多重价值观。其实，美国的战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