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机会，西亚的势力自然要狠下其手。
好在事情最后的解决是比较低调的，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让中国足球界惊慌了一场。从那之后，中国的足球界甚少再来东南亚参加邀请赛性质的赛事。于是，赌球业者改变了策略，把主要的目标放在建立中国民间的赌球网络上。
人的好赌性与生俱来，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据我的了解，中国球迷对欧洲联赛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初，随着电视转播意甲、英超、德甲等足球比赛越发增多，球迷对一些外国俱乐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除了九师傅亲自秘密操纵外，来自印尼的赌球集团是通过他们在香港和澳门的代理人首先在广东地区建立据点的。1994年世界杯赛期间，印尼几个大赌球庄家开设的“亚洲盘”已经成为广东地区赌球的参照盘口。只不过当时在广东的赌球行业一般都是由香港的外围赌马组织建立。
如果说那时亚洲盘只是少数人的游戏，到了1998年，互联网、手机的普及以及法国世界杯则助长了这股“地下赌球”之风的蔓延。在这个庞大的“地下赌球”团体中，一级一级的庄家和散户如同传销的上线与下线，这群人一般都是朋友或者朋友介绍认识，并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由于之间属于口口相传的直接关系，对于资金的信用度成为人们衡量的首要标准。良好的信用度保证了地下赌球的顺利进行。庄家开出亚洲盘后，赌民通过电话等联络方式到庄家那里投注，比赛结束后根据赛果进行上门交收。在中国赌球比较盛行的省份，譬如广东省，直至今日都在沿用这种原始而高效的方式。这种情形类似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赌球业的经营模式。
1998年世界杯挽救了赌球行业，中国的球迷也从那时候开始对赌球开始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接触。世界杯过后，地下赌球疯狂地扩张开来，中国的甲A、甲B联赛成为地下庄家手上最新的开盘工具。香港的赌球集团再次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们在中国大陆鼓动了十年赛马之后，已经绝望地发现：赌马先天不足在于内地的赌民对于赌马的信息和兴趣都少得可怜，这种赌博根本无法打进除广东省之外的其他地区。足球则完全不一样，内地省份拥有大批对于足球比赛有很深的了解，并且颇富自信心的球迷。这正是足球赌博所需要的最好土壤。
1998年，印尼的Q罗那娱乐公司率先开设了中国甲A、甲B联赛的盘口，他们采取了与澳门盘口同出一辙的“让球制”，每个周末对三场甲A联赛和一场甲B联赛开盘。这个盘口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中国联赛的标准盘口，至今仍具有坐标意义。每周对全部甲A、甲B联赛都开设盘口的赌球公司不下十家，其中主要都集中在印尼、澳门和香港。马来西亚目前只有亚龙赌球公司开设了盘口，他们是直接转用印尼Q罗那的盘口，并非自己开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赌球业也势必水涨船高，日益泛滥。
第八章 凯觎中国（三）
有意思的是，98世界杯我赢了几十万令吉之后，我的哥哥竟是劝我到中国去猛捞一笔。他急不可耐地对我说：
“你知道吗？中国的地下赌球疯狂极了，那里的赌客也没有什么理智，他们的钱实在太好赚了。如果我们去中国，以你的才智，一定会大发特发，那才是我们最好的去处啊！”
接着，他又把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有关中国赌球的消息全部介绍给了我：
沈阳太原街附近有一家豪华娱乐城，该处洗浴休闲大厅在世界杯赛期间到了人满为患的程度。即使世界杯赛之后，这家娱乐城的前台还高挂着一张甲A战局分析表，从射手榜到助攻次数，应有尽有，一些俱乐部都没有这张表总结得详细。娱乐城里挂出一张驴唇不对马嘴的甲A积分表，一看就知道里面有节目，也吸引着有赌癖的人往里走。在重庆足球赌博已经从地下发展到地上，有人走街串巷，把一些足球统计图表发到百姓手中，劝说百姓试一试手气，并且筹码也不限，一般从100元到万元均有。
在广州，1998年世界杯赛前就出现了赌球专用的传呼机，赌球公司专门使用这种方法来发布最新的盘口信息。开始时，赌球公司发布的信息是使用事先约定的暗语，到1998年世界杯开始时，就干脆连暗语都懒得用了，直接“明码发报”，盘口信息一目了然。庄家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几乎已经是明目张胆了。一时间，在广州的茶楼食肆，出现了不少在桌面上摆着一排传呼机的赌球人士，三三两两“啖”着夜茶，在深夜里迎候着每一场比赛的开始。
1998年世界杯开锣前夕，广州一下子冒出大大小小百多家酒吧，专门安放大屏幕电视深夜现场直播世界杯赛事。这些酒吧不但有球看，还有DJ现场搞气氛，个别的也能请到现役和退役的球员、教练来助兴。当然，难免也会有人怂恿赌球、赌比分。这时的赌球已比较规模化了。下注、输钱、赢钱，不再是现金交易，要下注的人必须有熟人介绍，先在银行开立固定赌球用的帐号。存入至少五百元作原始赌注，将存折号码告诉庄家，就会得到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在澳门、深圳等地另专门设有一个，供当地赌球人士买卖时用。打这个电话号码即可进行“电话委托买卖”。
关于中国的甲A、甲B联赛，哥哥又强调说：
“自世界杯的赌球漩涡以后，广州一些甲A、甲B球队的内部人士纷纷参加赌球集团的活动而乐此不疲，这其中以广州某甲A球队最猖獗。某甲A球队多人涉嫌赌球，有来自俱乐部内部的原因：首先，该球队投资方某集团五年来投资职业足球，每年投入都在数千万元之巨，而集团本身效益却每况愈下，但为了空前的广告效益，他们又不甘心轻易退出，在此情况下，俱乐部不仅在聘请教练员、引进内外援等问题上显得迟缓无力，1997、1998赛季，更传出了队员、教练资金工资被拖欠几个月的新闻。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铤而走险也就不难想象了。其次，赌球多半是以单线形式联系的，极为隐蔽，想找所谓的“证据”简直“没有可能。队员该进的球可以打偏，该防守的球可以漏掉，一切都能以状态不佳等原因解释，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于是，教练、球员们趋之若鹜，无所不为。
“广州松日队、广东宏远队、深圳平安队可能也有人参与其中，只不过人数和程度远不如广州那般严重。由广州开始，一股空前的赌球风气逐渐蔓延全国，在上海、成都等地，也出现了类似广州的赌博团伙，这些赌球集团会不会控制、影响当地的甲A、甲B比赛，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据说，赌球发展到最严重时，人们可以清楚地预测每轮7场甲A中的两场或三场是2比1、4比0之类的精确无比的比分。”
听了哥哥的描述，我怦然心动了。在马来西亚，我只能为九师傅打工，也许只有到了中国，我才能真正的出人头地。
这个念头一闪，我马上又觉得对不起九师傅了，我若是这么干，岂不枉费了他对我的一番苦心和栽培？我岂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了？
我没有给哥哥一个明确的回答，只推说我还要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可中国的诱惑还是让我找来许多中国的报章，从中了解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1999年底在中国足球界的“打假”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国的一名资深教练透露：长期以来，俱乐部和裁判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国足坛的“假球”和“黑哨”的“制造者”；最近种种迹象表明：一部分中国球员已经“不甘示弱”，他们不仅充任“假球”的执行者，而且成为“假球”的主要发起者了。
1998年11月广州太阳神队4名队员：前锋谭恩德、中场温俊武、后卫彭锦波、守门员董国智和前队伍的主教练麦超因涉嫌参与赌博集团控制的赌球而被广州市公安局多次传讯，引起了大家对赌博集团介入足球的关注。据当时有一位了解内幕的人士说，已经不是球员有没有参加赌球的问题，公安局方面怀疑有人控制了太阳神队在甲A联赛期间的多场比赛从而导致己队输球以牟取暴利。
1998年甲A联赛将近尾声时，某南方球队客场作战，上半场仍是0比0，中场休息时，广州市最高的商业大厦中天广场内，一群消息灵通人士中已有人断言：下半场将是0比4输球，令人惊奇的是，下半场这支南方球队不多不少刚好输了4个球！这是预测是巧合还是“操纵”比赛？1998年联赛中已有球员被赌博集团收买故意输球已是广为人知的传闻。广东足坛两支老牌甲级队中，都有球员涉嫌“故意输球”，虽然俱乐部方面未有“证据”，但两队均有主力后卫自联赛某一轮后就没再出现在上场阵容中，这两个俱乐部实际都对个别球员作出了类似“内部终身禁赛”的严厉处罚。
面对这些报道，我禁不住打个冷战：中国官方的严厉打假态度和手段，岂是我这个小人物所能承受的！哥哥只看到了中国地下赌球火爆的表面。却是忽略了其中潜在的危机，那只有像九师傅的大庄家才能化解的危机啊。
第八章 凯觎中国（四）
我因此断然拒绝了哥哥的恳求，同时，我也为自己没有背叛九师傅而消除了多日的不安。哥哥对我的决定极为生气，可中国以后发生的事，却验证了我的判断无误。
2001年九月九日，师傅曾邀请一批在中国赌球业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来大马旅游，他们中竟然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前中国“国脚”，还有一位是中国知名的教练员。在马来西亚期间，他们言谈之间丝毫也不避讳中国球员参赌的问题，那位知名的教练员在一次酒桌上甚至直言对九师傅说：“做庄就是要与客人对赌，我的客人中最主要的就是球员，我做庄就是与球员对赌。他们都赌自己输，而我却不得不赌他们赢，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最近情况有所好转，我们把双方的球员都拉进来，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