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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被对方的观点所迷惑，这些观点认为：科学只能产生少数几种信息，它那冰冷清晰的阿波罗式的方法，与饱满而骚动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精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一心献身科学只能是人性的丧失。为了表达这种反交流文化精神，西奥多·罗斯扎克描绘了这样一幅精神图象：“一张包括了各种可能性的光谱，它们理想地融合在一起……在这光谱的一端，是科学的强烈而明亮的光线，是信息，在光谱的中部我们看到艺术的动人色彩，看到世界的美学投影。在另一端，我们发现了宗教经验阴暗的、朦胧的调子，在逐渐暗淡下去，波长逐渐超越于所有知觉之外。从这里我们发现了意义”。
不，从这里我们发现了蒙昧主义！从这里我们发现了对人类精神能力的严重低估。动人的色彩和阴暗的调子产生于我们的神经和感觉网络的遗传进化，把它们看作生物学以外的研究对象，显然是把目标定得太低。
科学方法的核心，是把所知觉的现象还原为基本的、可检验的原理，任何特定的科学概括的优雅——或者说优美——是通过其所能解释的现象多寡和其表述的简洁性来衡量的。作为物理学家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马赫用下述定义表达了这一思想：“科学可以认为是一个最小化的问题，它包含对事实的最全面的表述和最经济的思维。”
马赫的观点有着不可否认的魅力，但单纯的还原仅是科学过程的一半，另一半是在分析所揭示的最新规律控制下，通过广泛综合而进行的复杂重组，揭示出新奇的、涌现的现象。当观察者把注意从一个组织层次转移到另一个组织层次（例如从物理学转向化学或从化学转向生物学），他希望所有低层次的规律仍然适用。但是较高组织层次的重组需要较低单位排列的规定，这反过来产生丰富而基本的、意外的新原理。规定中包括了各种单位的特殊结合，以及这些元素（单位）的特殊的空间排列和组合历史。让我们看一看化学中的一个简单例子。氢分子的组成，是一个带负电的氮原子以及三个呈三角形连接的正电氢原子。如果这些原子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整个分子就会在两端表现出不同的电性（偶极矩），与核物理中的对称规律明显冲突，但事实上，氢分子的运动并不反常：氮原子以每秒三百亿次的频率来回穿过氢原子的三角形，把它的偶极矩中性化了，然而，这种对你却不存在于糖和其他有机大分子中，它们的结构太大太复杂而难以转化，它们违背了但并没有否定物理学的法则，这种规定性对于原子物理学家没有很大意义，但有机化学和生物学中却普遍存在着这种规定性造成的结果。
从昆虫社会生活的进化中，还可举出一个与我们的题目更为接近的例子。在大约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中生代，原始马蜂演化出决定性别的单倍二倍体。这一特性决定了受精卵产生雌性而未受精卵产生雄性，这一简单的控制方法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适应，使得雌性马蜂能根据昆虫猎物的性质来选择后代的性别。特别是，较小的猎物可以给予雄性后代，因为雄性后代在发育中需要的蛋白质较少。但是，不管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单格二倍体表明了一次进化事件，它相当偶然地预先决定了这些昆虫的一种趋向：去发展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单倍二倍体导致了比母女关系更为密切的姐妹关系，因此，雌性可能通过转化为不育蜂群而产生遗传利益，它们的明确职责就是哺育姐妹。哺育姐妹的不育雌蜂是这种昆虫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由于单倍二倍体的这种决定作用，只有在马蜂及其近亲蜜蜂和蚂蚁这些昆虫中才产生了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母权制，即蜂后管理雌性后代；或是姐妹制，即不育的雌蜂管理产卵的雌蜂。马蜂、蜜蜂和蚂蚁看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在地球上大多数地方都能安营扎寨，并对当地的生态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巴西森林中，它们的群落总重量占包括蠕虫类、巨嘴鸟以及美洲虎在内的全部陆生动物总重量的百分之二十。很难想象有谁凭着关于单倍二倍体的知识就能猜到这一切。
还原是传统的科学分析方法，但它也引起了担心和不满。如果可以用生物学规律对人的行为作出任何程度的还原和决定，就可能意味着人的独特地位和人性的丧失。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甘心这样去做，更没有人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另一方面，把还原方法与取消注义划等号也是完全错误的。一门学科的规律对于在其之上的学科册必要的，它们刺激和推动了智力上更有效的重组，只不过它们对于本层次学科的目的来说不是充分的。生物学是理解人的本质的钥匙，社会科学家不能无视它那些迅速成熟起来的原理。然而，社会科学的潜在内含要丰富得多。它们最终将从生物学汲取有关思想并超越它们，从那些今天已经超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理由来看，人类应该研究其自身。
（林和生译）
《论人的天性》
E。O。威尔逊著 林和生译
第二章 遗传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行星上，有机体的差异是巨大而惊人的。自从1758年卡罗勒斯·林奈进行正式分类以来，动物学家已分出约一百万种动物，并给了每种动物一个科学名称。这样，就使这些动物在技术杂志上有了那么几段描述，在世界上这个或那个博物馆的架子上占有了小小的空间．但是，尽管作了如此巨大的努力，发现的过程却才刚刚开始。1976年，在夏威夷附近捕获到一条尚不为人所知的巨鲨，长14英尺，重达1，600磅。当时，它正想吞食一艘美国军舰的铁锚。大约与此同时，昆虫学家在新西兰发现了一种新属种的寄生蝇，大小和大红蜘蛛差不多，完全生活在当地的蝙蝠窝里。每年，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总要从在世界各地的考查中采集到的昆虫、桡足类动物、线虫、棘皮动物、鳃曳虫、烛线纲的节肢动物，超鞭目的鞭毛虫等等生物中，分出数以千计的新种来。根据对选定区域的大量考查，估计动物属种的总数在300万到1000万种之间。正如博物学家霍华德·埃文斯的最新著作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生物学就是对“一个人们仍知之甚少的行星上的”生命所进行的研究。
这些动物有许多是高度社会性的。其中，最高级的就构成了我所说的动物的社会进化中的三个顶峰，即：（1）珊瑚虫、苔藓虫和其他群落性的无脊椎动物，（2）包括蚂蚁、黄蜂、蜜蜂、白蚁等在内的社会性昆虫；（3）社会性的鱼类、鸟类及哺乳动物。这三种群居性动物属于社会生物学新学科的主要对象。社会生物学的定义就是对包括人在内的各种有机体的各种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所进行的系统研究。这一学科可以追溯到很远，它的许多资料和某些最重要的观点都来自生态行为学，这是一门在自然条件下对全部有机体的行为模式进行研究的科学；其先驱是朱利安·赫胥黎、卡尔·冯·弗里希、康拉德·洛伦茨、尼古拉斯·廷伯根等人。现在，从事这一科学的已有一大批敢于创新的、富有成果的新一代研究者，生态行为学目前主要关心的是每种动物行为模式的特殊性，这些模式是动物得以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特殊要求的方式，以及动物本身在遗传进化中由一种模式引起另一种模式的过程．人们正逐渐把现代生态行为学和对神经系统的研究以及激素对行为的影响联系起来，研究人员已深入涉及到了发展过程，甚至过去几乎完全属于心理学领域的学习过程也涉及到了，而且，人类自身已开始被包括进需要进行最缜密研究的物种之中。生态行为学的重点仍在有机体个体和有机体的生理学方面。
与此相反，社会生物学更明显的是一门综合学科，它结合了生态行为学（全部行为类型的博物学研究）、生态学（有机体对于其环境关系的研究）和遗传学等学科，目的在于获得关于整个社会的生物特征的普遍原理。社会生物学的真正新颖之处是它的方法：从生态行为和心理学的传统模型中提取关于社会组织的重要的事实，然后在群体的水平上加以研究，并在生态学和遗传学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以说明社会群体是如何通过进化来适应环境的。生态学和遗传学还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才变得那样成熟有力，才能够为这一研究提供基础。
社会生物学是一门主要以各社会性物种的比较为基础的学科。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可以看成为一种进化实验，是基因和环境之间上百万年相互作用的产物，通过对许多这种实验的周密考查，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和检验了关于遗传性社会进化的一般原理。现在，把这一广阔的知识应用于对人的研究，已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了。
为了把人类与一系列别的社会实验同时加以观察，社会生物学家似乎是通过望远镜的前端来观察人类的，这样就比平常看来距离要远些，规模也暂时缩小了一些。社会生物学家试图在地球上的社会性生物中为人类找到适当的位置，他们赞同卢梭的观点：“研究人们须从近处看，研究人类则必须从远处看。”
这种宏观的看法比社会科学中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确实有着某些优越之处，事实上，没有哪种理智上的缺点比藐视一切的自我放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