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打算找个机会再去西楼，我需要一次机会出现在他的面前，让他想起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没有过任何亲抚的行为了。我想，如果我见到他，那会使他想到自己的渴望和需要，至少也是对他的一种提醒。我认定，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是需要这种提醒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巧，这一天，正好有一个几时的好朋友从加州来华盛顿看我，她说她很想去看看我工作的地方，也看一看美国的心脏。我於是灵机一动，决定带她去西楼走走，这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借口，没有任何人会认为我去西楼的动机会有什麽问题。
结果正如我所愿，我们碰上了克林顿。
克林顿见到我以後，停下来与我们打招呼，我於是为克林顿介绍了我的朋友，我告诉他，这位是我几时的好朋友昂格莉。我在克林顿面前谈起过她，而且不止一次，克林顿显然对昂格莉有着极深的印象，他於是与昂格莉握手，笑着说∶“我知道你，你是她来自加州的朋友。”
我们很随便地聊了几句後分开了。昂格莉事後对我说，她感到非常的惊讶，总统竟然知道她来自加州，这听上去似乎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他不可能清楚每一个人的情况，他们甚至从来都不曾见过面。
“噢，那是因为我曾经向他提起过你。”我故意轻描淡写他说。
昂格莉更是吃惊，她的眼睛睁得很大，足足看了我几十秒钟，然後说∶“真令人难以置信，你跟总统如此熟悉。”
岂止是“熟悉”那麽简单。我在心中暗说，我简直连他有多少根荫毛都清楚。
当然，这种话我是一定不能说出口的，唯一能告诉昂格莉的是∶“我们是朋友。”
我知道自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的得意，能有克林顿这样一位朋友，的确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昂格莉似乎不满足於这样的回答。我知道，她并非一个好奇心特强的女孩，但这件事和普通的事情完全不同，因为涉及到现任总统。她实在是很难理解，我怎麽可能跟总统如此的熟悉，熟悉到了一次又一次向他提起自己的朋友，并且令他记住了那些人。
如果她问的是其他的事情，我一定不愿意更为详细地给予答复，但这件事毕竟是不同的，我很乐意她知道得更多。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我却不能说出来，我想至少是在最近几十年中，我是不会非常明确他说出这件事的。
我只能告诉昂格莉，这件事其实并没有什麽奇怪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沃特。凯。凯是民主党最忠实的支持者，近几届总统，都是他最好的朋友，克林顿也是。另一方面，凯与我家有着特别深厚的关系，当玛西亚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时，他们就已经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另一方面，玛西亚又是一个最热心的最旗帜鲜明的民主党支持者，她有很多次发表文章支持民主党以及现任政府，克林顿将她当作一个忠诚的朋友。有了这两层关系，我就是不想跟克林顿交朋友都难。
其实，这些话，是我和克林顿商量好的，我们约定如果有人问起他或者是我有关我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就要说出这条理由∶我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以及一个忠实支持者的孩子。
对於我来说，这次的见面，还有另一个意义，克林顿在我面前主动地提起他知道昂格莉，这无疑是向我表示，他是关心我的，我跟他谈过的任何话，他都一直牢记在心里，甚至连我曾谈到过的自己的朋友。
那时。我一直以为，单独见面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的，为了那一刻，我怀着焦急的心情期待着。
但，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这样的时刻却一直都没有出现。我开始越来越怀疑自己的感觉，难道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在表明他仍然将我当作朋友？可是那天晚上，他为什麽要说出自己曾找过我，并且因为我不在白宫，他不能与我单独在一起，所以感到非常失望呢？那种话，难道也只是一时的冲动？或者有关那场性骚扰的官司，他的律师再次向最高法庭申诉以後，可能会出现什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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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会为那件事烦心，因为舆论似乎对他毫不留情，主流媒体一直都在宣扬一种观点，总统和普通平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巡回法庭的裁决是正确的，最高法庭不应该承认总统有高於一般平民的权利，而且，最高法庭还应该正视葆拉。琼斯的公民权，应该给她一个公正。
还有，选举越来越近，这是不是他有巨大心理压力的另一个原因呢？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就应该静静地等待，我非常相信，他一定能够在竞选中获胜，或许，他是等待着那一刻吧。从现在到大选结束虽然有着长长的一段日子，这段日子对於我来说，绝对是不可忍受的。但为了他，我宁愿自己强行忍受，如果他认为我们的重新开始应该是在大选之後的话，那麽，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
心中虽然这样想，但并不等於我就完全放弃了与克林顿见面的机会，实际上我一直都在为此努力，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接近西翼，以便能够看到他，哪怕是远远地与他交换一个目光都好。
三月底的一天（在《斯塔尔报告》中，明确显示这一天是３月２９日，但我并不一定确认，我想斯塔尔是对的，他总是能通过很多种途径将时间弄得非常准确，而我却不能，我只有关於某件事的一个大致的时间概念，我在总统办公室外的走廊上行走时，迎面见到了克林顿，我一眼就看出，他此时戴的，正是我送给他的第一条领带。
这条领带是我们有了第一次性接触之後，我通过正常途径送给他的，白宫为这条领带作过记录。当天晚上，克林顿曾为此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告诉我他非常喜欢那条领带。不久以後，他甚至还送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正结着那条我送的领带。那张照片表明了他对我们之间关系的一种认同。
现在，他再一次打着这条领带，我想，这无疑向我表明了一种事实。
尤其重要的是∶他并不清楚我今天会出现在这里，我们是“意外相遇”。我相信他的领带一定不会少，而他特别选择了这条领带，一定是别有深意。那当然，我也曾想到过，他或许根本上将那件事给忘了，而是非常随便地拿起一条领带，又非常巧地选中了我送的这一条。为此，我决定进行一次测试，想知道他是否还有关於这条领带的建议。
我主动地走上前问好，然後赞美他这条领带非常漂亮。
“能告诉我，你是在什麽地方买的吗？”我问。
“不，不是我买的。”他说。
“是吗？那就是说是别人送的？什麽人有这样的好眼光？”
“是一位非常有趣的女孩子。”他说着，还向我眨了眨眼睛，交换了一个彼此会心的眼神。
我於是小声地对他说∶“噢，原来是一位有情人的礼物，那你可得小心保存，别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
“我会的，我一直都非常小心。”他说。
这次的见面非常简短，就像他在走廊上与其他人见面一样。
我原想，他或许会邀请我进入他的办公室，但实际上他没有。
不久以後，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今天晚上，他将与其他一些客人在白宫剧院里看电影，他希望我也能参加。他甚至计划说，我可以事先等在白宫剧院的走廊上，以便他经过的时候，正好可以看到我，然後，他便会邀请我一起进剧院。
我告诉他，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未被邀请的人，而且～我如果答应这次邀请的话，就一定得长时间藏在西翼的某个地方，那是一个人员很多而且很杂的地方，看到我的人一定不会少。我认为，那会让别人有一些想法。
他略想了一想，同意我的意见，同时，他也表示遗憾，他说他是真的很希望能跟我在一起。我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了，他非常想我，一直都在寻找见面的机会。
我趁机对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在周未再有一次约会，那样可能会更好一些。而且，那也正是我所需要的。
“好吧。”他说∶“我试一试，到时候，我给你电话。”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呆在办公室，哪里都没有去，我担心自己会错过克林顿的电话。但是，直到晚上十一点过了，他的电话还没有来，我想，他大概是不会给我打电话了，我不得不离开。
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当然有些不愉快，但是，我们的关系正在朝着好转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肯定，他能主动邀请我去看电影，就是一个证明。周未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想可能是他没有机会，他一直都是非常忙的，每天不知要接见多少人。我不能因此认定他是有意失约。
果然，星期天的下午，他的电话来了。
这一天，我当然不必去办公室，但为了他可能打来电话，我还是去了，大约十点钟左右便到达了办公室，并且在白宫吃的午餐。
结果正如我所料，他果然在这一天为我们的见面安排了时间。
克林顿在电话中说，他现在正好有时间见我，他让我装着为他送一份文件前往椭圆形办公室，他会吩咐门口的保安人员放我进去，除了要注意李伯曼是否在周围转悠以外，其他的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立即清理了自己，并且将早便准备好的一条领带夹在公文夹中，抱起公文夹便向西翼跑去，一路上畅行无阻，我们十分顺利地再次在他的办公室中见了面。
“为这一天，我苦苦地等待了一个半月。”我对他说。
他一面领着我向书房走去，一面说∶“你只不过等了一个半月，而我却计划了一个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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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我们经常停留的地上停下来，面对他间道∶“那麽，你的计划是什麽呢？
有没有比较刺激一点的内容？“
他抱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