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柱抢着补充说：“你方唱罢我登场，你一勺我一勺，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上海同学一拍桌子说：“好！一言为定。”
根据“君子协定”，最先提议的史玉柱撮起一勺咽下去。那时，史玉柱顿觉五脏俱焚，嘴巴火烧火燎得想说话，却不知说什么好。
经过七八个回合的较量，史玉柱以两勺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当那位上海同学奋不顾身冲向水龙头的时候，只见史玉柱兴奋地抖动着双拳，但这时他也已经辣得说不出话来了。
“这不是在比吃辣椒，而是在比意志、比毅力、比韧性。”每当一谈起这件事，史玉柱就说：“只要你豁出去了，那就是不怕辣椒，而是辣椒怕你。于任何事情都是这个道理，树立必胜的信念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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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电脑天才（1）
史玉柱疯了，轻易间他放弃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机会；史玉柱没疯，因为“秦失其鹿，惟胜者得而割之”。
放弃大好前程的史玉柱在蓄势待发中，毫不掩饰将来抢夺中国电脑技术市场话语权的勃勃野心。
于是，他叫出了“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燕图樊首赵国刀，壮士未还斩秦腰。明晓贯虹白日事，偏从虎穴走一遭。”流传两千余年的荆苛刺秦王的故事在今天已经完全化为集智慧、勇气和胆略为一身的精神图腾。而这种精神恰恰昭示着史玉柱甘于放弃和勇于出击的精神。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辞职就这样代表了史玉柱的决心，“我拿青春赌明天”则更见证了史玉柱对未来的壮志凌云。
1．农村调查统计软件被推向全国
1984年，史玉柱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工作，现在看起来挺荒唐的，因为数学系实际上和加减乘除没多大关系，数学系主要是研究逻辑。但当时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说数学系就是搞数字的，搞加减乘除的，那个统计局就是搞数字的，所以就把史玉柱分到统计局去了。
不过单位还是很重视这个浙大数学系的人才，分到单位没几天，史玉柱就被通知去西安统计学院进修，一去就是几个月。这次进修对史玉柱后来接触计算机影响很大，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数学系可以选两个方向，一个是纯数学，一个是计算数学。史玉柱心想，纯数学太枯燥了，计算数学或许还能应用到其他的地方，就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当时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自己去编程，编程的结果还需要打纸带。史玉柱只觉得挺罗嗦，没觉得计算机特别有用，对它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
但到了西安统计学院之后，进修的老师是一个美国的教授，号称抽样调查之父，他就介绍了最新的国外抽样调查的方法，统计的方法、抽样的方法，没有一样能够离开计算机。
回到单位之后，史玉柱当时负责的工作就是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处理。那时候单位里面用的计算工具还是很原始，是用计算器在那里加来加去的，史玉柱就提出要求，应该买一台计算机。当时的计算机是挺昂贵的设备，但是领导也知道计算机能提高效率，既然有人能用得上，就答应了史玉柱的要求。史玉柱因此南下广州，花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PC。
有了计算机之后，史玉柱的生活变了个样子。那时候也没有结婚，就是一个人，别人下班了他就一人在计算机机房里面琢磨、研究。
史玉柱的计算数学功底开始发挥作用。因为数学其实就是大脑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计算机编程不是难在语言，而是难在算法，所以一般计算数学出身的人编软件，要比计算机系编软件的人水平要高。过去应该有20、30个人干的统计的活，史玉柱用计算机，找两个录入员，一两天就干完了。
统计局一般是每年秋天做一次统计，汇总一下，以前都是有一批人在做这个工作。被史玉柱这么一弄，一下子很多人就没事儿干了，当然单位也就安排这些人做其他的事儿，史玉柱自己也没事儿干了，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有这么好的统计数据，史玉柱就开始琢磨能分析到什么。
此时史玉柱就自己开始编写分析软件，这个软件设计得可以分析出很多有用的数据，比如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把这些人的数据抽出来一汇总，然后再和平均数一对比，一分析就能出很多的结论，很多以前的统计人员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
当时，史玉柱所在的部门的人都是学农业的，没料到数学系的人也能分析出农业上的数据、农民的收入、基尼系数等等，而且一瞬间就可以搞出来。
史玉柱的软件不断完善，此时，各地的统计局都纷纷开始使用这套软件。第二年，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唐山召开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史玉柱的软件。史玉柱因此得到了二、三十元奖金和一个技术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史玉柱很有成就感。当时是1985年，史玉柱年仅23岁。
2．去深圳读研究生
出类拔萃的工作业绩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和重视。编完软件之后，史玉柱就开始基于这些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学术文章，需要哪些数据来进行分析的话，就到现成的数据库里面一检索。
文章发表在了学术价值很高的杂志上。碰巧的是，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史玉柱的文章，很是欣赏。
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深圳大学的客座教授，通过这层关系，上级决定将史玉柱作为年轻干部中的“第三梯队”培养，保送到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做这位副省长的进修研究生，并且对他许诺，“只要史玉柱一毕业，马上就可以定为处级干部”。
在“官本位”思想还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的价值观念时，年纪轻轻的就可以在省委大院“捞”个处级，谁都会有理由对他的辉煌前景进行美好的想象。未来，在史玉柱面前展现出了一幅极其美好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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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电脑天才（2）
可对于史玉柱来说，能不能“捞”到一官半职并不重要，他珍惜的是这次极难得的学习机会。史玉柱就这样来到深圳读书了。
此时的深圳，正是全国开风气之先的地方。
当时到深圳，需要先到达广州，然后从广州到深圳再坐个大半天的车，路还非常窄，遇到迎面来车，得找一个宽的地方停下来才能过去。
到了深圳大学，一副欣欣向荣的场面，学生的精神面貌跟内省完全不一样。学生和老师的经济头脑都特别活跃。
史玉柱上的专业是软科学，实际上就是数学和经济的结合，把数学应用到经济研究上面去。做为副省长的导师一个学期也就来上几次课，其它时间完全是自己支配。
当时深圳大学里几乎每个学生都在搞勤工俭学，史玉柱当时一共是师兄弟三个，大家都觉得要面子不愿意去，所以就安排在软科学系里面做助教，就是帮老师们改卷子、改作业，然后一边学习。
那时候学校气氛非常开放，几乎每天都有外面的人来讲座。1988年，史玉柱听到了当时四通公司总经理###的讲座。
这个讲座对史玉柱的触动非常大。当时###就谈四通是如何创办的。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就是一个泥饭碗，但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能变成一个金饭碗。从那时起，史玉柱开始经历了商业思想上的第一次洗礼，之后便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这时史玉柱也在图书馆里看了不少国外的经济方面的书。当时他就逐渐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将来，市场经济肯定会成为一个主流，这个观点在那个时候还几乎找不到人赞成，因为当时的政策对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有不少限制的。
那时候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其风气就是大家都做生意、挣钱。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身处这个环境的史玉柱很难“出淤泥而不染”。
毕业前夕，史玉柱也开始做一些小生意了。当时有合肥的朋友寄钱过来托史玉柱在深圳买些录像机，史玉柱一台可以赚一两百元。史玉柱觉得这样的生意还很不错。
3．“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1988年，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史玉柱回到原单位安徽统计局。
毕业回到单位的史玉柱应该本分安稳的踏实工作，从一个年轻的处级一步一步往上升，过着旁人羡慕、称赞的舒适安逸的生活。
如果真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也就不会有现今活跃于保健领域，乃至网络游戏领域里的奇人史玉柱了。同理，也就不会有几度沉浮、大喜大悲的商界传奇了。但幸好故事有着另一个对于今天的史玉柱和未来的中国保健品、甚至IT市场都相当完美的开局。
真正的成功者是不会安于现状，更不会甘于现状的。而史玉柱正是一位不安于现状、不甘于现状的勇士。
史玉柱从小性格中的求新求变、坚强、勇敢与不服输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读完研究生，回到单位的史玉柱作出了几乎是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抉择——要求辞职，放弃唾手可得的仕途，辞职“下海”创办企业。
没几天，他提交了辞职报告。毕业的时候，史玉柱已经就下定决心，既然市场经济是未来的主流，毕业之后就应该去下海，就不应该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里面去。
领导和同事们为他惋惜，连平素最了解他的父母此时此刻也感到不可思议。稳稳当当的“官”不做，舒舒适适的日子不过，偏要辞职，自己把自己推到东漂西泊的未知中，不是发了“疯”又究竟是什么？
但史玉柱明白，他的心里正涌动着一股不可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