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积累了许多问题，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召开，高层面临人事的更替，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又需要付出成本。无论从哪方面说，国家在改革深化中都已到了数量调整的极限，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的结构性重组已是必然的选择。而进行这一创新和重组的成本，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均无力予以支持，必须寻求其他支持，否则，改革成果将会毁于一旦。国内的问题一方面要在国内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解决。
投资拉动还是需求拉动
‘九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3％，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中是比较高的增长，物价年均上涨1。8％，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谜’。揭开这个谜，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官方意义的解析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和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革的阶段。既要调整结构、又要保持发展；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又要保持社会稳定。与发达国家相比，要协调好经济现实增长与潜在增长之间的关系，难度之大，难在处于特定阶段。尽管面临的难度很大，中国在“九五”时期却依然成功地把现实增长率调控在潜在增长率的区间之内，中国现阶段潜在的增长率是8％到9％之间，而‘九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8。3％，与此同时，市场物价涨幅只有1。8％，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这确实是个谜，其中奥妙何在？有关人士分析其原因认为：一是科学的宏观调控。“九五”时期，政府宏观调控的及时性、科学性、有效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突出。调控的艺术性和科学性明显提高。1996年底经济实现软着陆后，面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大洪水，没等问题发展到不可收拾，中国政府即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从“九五”初期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时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再辅以灵活的经济杠杆调节，核心是扩大内需、促进增长。
这可以从两个指标看：在“八五”时期，M0、M1、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分别是24。4％、28。1％、31。8％，个别月份甚至达到了60％到70％，货币失控的状况是比较明显的，而“九五”时期这三个指标下降为13。2％、17。2％、17。2％，使整个货币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相适应，从源头上管住了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
从1998年开始增发3600亿元的特别国债，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农业和科学教育的建设、企业技术改造等。比较好地解决了财政资金的投向，既能增加短期需求、又不会构成通胀、还能为今后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的问题，投资的有效性明显提高。
“九五”时期，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既具备高增长的潜力，又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隐患，极易出现低增长低通胀的滞胀局面。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正是适应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这一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促进了这一阶段性矛盾的解决。
灵活的经济杠杆调节是指，充分利用利率、汇率、价格、税收等手段，尤其是既加强了对市场物价的监管，又不失时机地推进物价的改革，使得物价的变化更规范，避免了过去曾经出现的由于市场秩序混乱而带来物价过度上涨的局面。
二是供求形势改善，抑制了物价上涨。“九五”时期，供求形势由原来的短缺转向相对宽裕，从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供给方面明显改善，尤其是农业从1996年开始连续4年大丰收，从源头上有效地抑制了物价上涨。而中国1993年及以前几次高通胀都是从农业产品短缺导致大幅度涨价开始的。
从需求角度说，消费者心理逐步走向稳定、消费的行为走向理性、消费的价值取向走向成熟，就使得过去由于盲目抢购带来的不正常的物价波动得到了遏制，从需求方面减少了对物价的冲击。出现内需不足和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九五”时期进入总量相对宽裕的新阶段，总量不足的矛盾逐步为结构性的矛盾所替代。总量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无论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的行为，都有个调整、适应的过程，需要有一个货币积累、观念转变、政策配套和产业调整的过程。在适应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阶段性的国内需求的收敛，客观上就会出现需求不足的矛盾。再加上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比较慢，农村市场开拓受到影响，客观上会放大这种经济转型期需求不足的矛盾。
另外的原因是“九五”时期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进一步巩固，新经济增长点逐步增多；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随着结构的优化、技术的进步，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增长成分得到一定抑制，集约型的增长成分在加大，带来了劳动效率的提高、资源消耗的减少，也就必然带来了低物价，带动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的形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较好地抑制了盲目的无效的过度的需求。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能够较好地解决经济行为的自我约束问题，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消费、投资行为更加谨慎，更加符合交易的原则。金融体制、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体制诸项改革的深化，使得银行的贷款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都更加谨慎，考虑风险、考虑效益的意识明显强化，从而使经济体制中间内生出一种抑制无效需求的力量，使整个资源的流向更加平稳、更加有序。这是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因素。
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使调控供求的空间更大、主动性更强。“九五”期间，尽管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总体上看，对外经济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外贸进出口累计17739亿美元，比“八五”时期总量增加了74。9％，实际利用外资超过2800亿美元，国际收支形势明显改善，外汇储备超过1600亿美元，使得国家可以从全球角度来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
２。通胀启动、投资拉动——我们的看法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现实的经济增长总是围绕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波动的，当现实增长大大高于潜在的经济增长时，就容易出现高增长高通胀；当接近或处于潜在的增长区间时，就可以出现高增长、低通胀（或者说是正常的物价波动）；当低于时就容易出现滞胀。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它是由资源的承受能力和市场的容纳能力来决定的。社会资源由原材料、交通、通信、资金、电力、劳动力等方面构成，市场容纳能力包括消费能力、投资能力、出口的可能性等需求因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么大一个国家，情况又复杂，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可想而知。例如，“八五”时期就是由于现实的经济增长大大高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而出现了高通胀，1989年、1990年又是由于大大低于潜在增长而出现了滞胀。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日趋成熟。我们基本赞同有关人士关于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之谜的解释。但是对此我们也有些不同的看法，作为补充或者进一步的解释。这里我们先做一种排除，那就是在造假盛行的年代，统计数字的水份有多大恐怕谁也难说清，统计打假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八五’与‘九五’的统计数据应该在同一个统计环境之中，所以我们还是按照统计资料的数据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是靠‘双轮’推动，即国内需求和出口的高速增长，当然了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经济学原理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公式：GDP=投资＋消费＋出口。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三个轮子推动。这样可以更方便的说明问题。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八五’期间，投资、需求和出口均呈高增长的态势，物价和GDP也呈两位数的比率；而在‘九五’期间，投资、需求和出口都大幅回落，物价增长1。8％，但GDP增长8。3％，还是比较高的。
实际上，虽然1993年以后开始紧缩，1996年实现‘软着陆’，但由于高增长的惯性，‘九五’前期仍有较高的增速，东南亚金融危机、长江流域的大水以后，内需和出口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大批国企的倒下，使得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过剩经济’的出现，使得竞争更加激烈，价格大战风烟滚滚。由于陷入了不良循环之中，所以价格的低谜和内需不旺是可想而知的。
经济的增长最终都取决于需求，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却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先说出口，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是40％，自从东南亚危机以来，外贸竞争亦是非常激烈，尽管政府出台了许多有关鼓励出口的政策，但出口的形势时时好时差，依然不容乐观。再说消费，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需求的层次还比较低，在‘衣食用住行’中，且不说住行，单就用的方面，翻开中国统计年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是相当低的。
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元和十元级、百元级和千元级，正在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发展，这是一个很高的台阶，需要有相应的收入水平，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即使到了2001年底，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这对于万元和十万元级的台阶需要的周期就会长些。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