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素质→低素质劳动力的收入依然很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缺乏资本投入无法提高素质，这种低水平循环均衡陷阱，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危害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循环均衡陷阱的运行，将使经济长期在低水平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积累贫困”和“经济脆弱性”，使整个经济和劳动力将出现“八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恶性循环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加入WTO融入世界市场，直接面对“西方富强”的竞争的情况下，无疑，经济的脆弱性将使国民经济进一步走低；另一方面使：劳动力短缺与产业结构低层次形成“结构性制约恶性循环陷阱”，即高素质人才短缺→产业结构无法升级→缺乏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投入→高素质人才短缺，而这种“结构性制约恶性循环陷阱”，将使中国产业结构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这种低水平产业结构的长期运行，将使国民经济整体“不断积累弱势”，这种弱势将制约中国经济逐步走低，在融入全球经济直接面对高层次产业结构的“西方列强”时，一方面，巨大的工资差距将可能导致人才的流失，使中国本来就存在的人才缺口进一步拉大，这一点可以从改革开放后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的滞留国外得到证明；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决定的低势竞争力，导致产业结构的“低水平固化”—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利润→没有进一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投入→产业结构层次依然很低。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可能就没有彻底走出经济泥潭的那一天。
由两缺口形成的两种“陷阱”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逐步“积贫积弱”，当在无法作好充分准备融入全球经济之时，中国经济在西方“列强”和“富强”的冲击下，也许真的就成为“东亚病夫”。
2）从结构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区域层面，中国劳动力存在“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局面。而这种短缺和过剩，是大量低素质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现最优配置的结果。
一方面，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劳动力奇缺，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无法有效配置，表现出“人才扎堆”导致的人力资本浪费的“病态过剩”态势。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大量低层次劳动职位无人从事或存在“黑领超过白领”的“脑体倒挂”现象，而落后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又无事可做，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业。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危害是很大的。
其一，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相互制约。这种微观状况导致：落后地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低素质存在“低水平均衡循环陷阱”，即落后地区低素质劳动力过剩→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低→劳动力收入水平低→用于提高素质的投入少→劳动力素质在低水平均衡→产业结构层次在低水平均衡→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相对集中，表现出“病态过剩”。从而使：高素质劳动力扎堆与人才浪费形成“高层次恶性循环均衡陷阱”，即发达地区人才扎堆→人才得不到合理安排→人才浪费→人才扎堆。这里有一个逻辑必须清楚，即为什么人才会扎堆，根本原因在于落后地区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与低水平的收入与发达地区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和高水平的收入差距太大，比如，一个研究生在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同性质行业，收入竟相差近10倍，再加之人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差距，使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在落后地区无法正常实现，因此，导致发达地区“人才扎堆”，由此造成巨大的稀缺人力资源的浪费。
这两种“陷阱”相互作用，导致整个区域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区域经济发展不仅仅成为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大问题。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区域差距拉大逐步使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地区发展的滞后性障碍。所以，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低，导致大量资源的“补贴性消耗”，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变得脆弱、缺乏耐力，如果这一问题没有较好地解决，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将会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窘境。时不我待，劳动力市场的反市场态势是中国经济困境形成和长期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重要根源，在融入全球经济之前，必须努力予以解决。
上面三种反市场态势交织在一起，又形成复杂的结构运行陷阱，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恶性均衡循环陷阱：这种陷阱，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在萧条中长期徘徊。在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之时，如果不对中国经济结构从整体上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将会在泥潭中难以自拔。因此，在国人热谈WTO、盼望经济全球化、梦想全球经济带来经济利益的时候，别忘了问一声：面对经济全球化，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我们准备好了吗？
需求约束还是结构遏制？
任何一个经济的成熟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体制、结构性变迁和优化的过程。在既定的制度下，要不断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对结构进行调整、升级。
在中国，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体制的羁绊越来越明显，在体制的‘前脚’落地的情况下，结构的‘后脚’要及时跟上。
通货紧缩下的消费低迷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难题之一。中国目前正处在‘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时期，经济现状是典型的低收入型的相对过剩。不是生产力发达了，也不是经济真正繁荣了，而是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出来了。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增长乏力的结构性困境，中国经济要进入以结构调整为主的阶段。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主要导源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落后。
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小汽车、房子、彩电等等。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根据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约有3。5亿户居民，如果经济发达，即使平均每户1。5台彩电，将有5亿台拥有量，加上公用的使用量，中国彩电的保有量至少应在6亿台以上，如果更新率和增长率加起来按10％的话，每年的需求量至少也应在6000万台以上。但是现在全国每年生产4…5千万台，市场需求仅有2000多万台。中国的家电企业为争夺这一‘有限’的市场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大战，被称为不要牌子、不要利润、不要性命的竞争，不惜血本，甚至出现了彩电论斤卖的荒唐做法。这只是残酷竞争中的一例。
内需不旺不是缺少需求，而是结构性短缺，是中国人太穷。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还很低。即便是城市也是如此，现在许多人都还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全社会生活消费需求情况如何，不妨看看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情况如何。由于国企和城镇集体企业自90年代以来出现极为严重的困难，职工收入普遍下降，不少职工家庭消费需求的增长也随之停滞甚至下降。具体表现为：其一，企业因经营困难，被迫大量裁员，职工下岗失业后，收入来源失去保障，不得不压缩消费。2001年据某省总工会对6500名失业职工的调查，有34％的职工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有20％的职工靠亲友接济生活，有4％的职工靠借款和拣破烂为生，有3。3％的职工靠救济金维持，有个别人乞讨。其二，企业因经营困难，迟发、欠发、停发在岗职工工资的情况严重，职工正常的工资发放都比较困难，更不要说保持工资的正常增长。如果说，中国还有一些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句话可能招致非议，但这是现实！
早在50年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开国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点也值得骄傲，那说明我们太渺小。50多年来，中国人民基本摆脱了共同贫困的局面，面对的还只是一张‘共同富裕’的蓝图。事实上，从纵向看，由于长期落后存在增长的巨大空间，中国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横向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五十年来，中国又是有多少时间在真正发展经济。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风风雨雨。中国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只是万里长征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但还未走完不发达阶段，如果对此我们仍要骄傲，那说明我们还太渺小。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的制定者总是盯住银行里百姓的几万亿存款，打他们的注意，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那只是救命的‘稻草’、基本的生命线。
中国的经济过剩是一种不平衡产业结构上的过剩，发展经济，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这是逐步得到认同的事实。‘经济结构’是林毅夫先生《中国的奇迹》一书分析和立论的核心。中国社科院刘应秋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线是‘调整、升级、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和产权结构的调整、宏观政策目标和宏观调控机制构架的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大调整的三项基本内容。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我们就分析赞同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是中国城乡结构基础上的不平衡，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的真正合理调整，应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步进行。要加快产业产品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市结构和区域等结构的调整。从当前中国的实际现状来看，如果能够顺利实现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