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可以参股的企业。主要指不包括在上述两大类以外的其他行业中，一些尚有较大发展前景和国家还不愿意很快退出的企业。但也不必继续由国家独资或控股，而可以改为由国家参股。至于参股的根据则视国家有没有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不是银行的资金）、能不能赚钱这两个条件来决定。
国家应该退出的企业。主要指上述三大类以外的其他大量企业。对于那些既不需要国家独资，也不必由国家控制，而且又不值得国家参股的企业，国家就应逐步退出来。
退出的方法可以有多种，或者破产、关闭、兼并；或者采用各种方式，有偿等价转让为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外资、私人和个体。总之，退出的时间，宜早不宜晚，但要有计划。拖的时间越长，积累的包袱就越重，最终需要国家兜底偿还的开支就越大，国家的损失就越多。但如果相对集中，国家一时难以承受。
国有企业产权组织制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对经过产权所有制创新改革以后，仍然继续由国家独资、控股和参股的大中型企业，必须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以尽可能消除原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两权”不分的积弊，有效提高其效益，真正发挥出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应有的主导和控制作用。
对于大多数公司制企业，必须做到股权多元化。这是实现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最重要的环节。
问题应该这样看，解决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弊病，要害在于能否做到股权多元化或股权社会化，把原来的国有独资企业变为多家持股甚至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进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制企业的有效运转。国有企业改组为公司制企业以后，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并按照出资额享受所有者的权益；企业财产则交由企业法人依法自主经营，并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为此，除国家一方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制度以外，企业一方必须建立形成一套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的有效制衡机制。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效果不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主要是国家优惠政策不够，有的认为主要是主管部门没有真正放权；还有的认为主要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改革至今，在国有企业病症的诊断上，依然没有形成共识。
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的历史包袱太重，国有企业很难解脱。这包括：多余职工的包袱。按最保守的估计，除了几年来已经下岗的上千万职工以外，现在国有企业中至少还有30％以上的多余职工需要逐步分流出来。否则，劳动生产率太低，成本太高，竞争力不强，企业就很难长期生存下去。但要很快实现人员分流，不仅任务十分繁重，而且社会也难以承受。高负债的包袱。在正常情况下，国外企业的负债率一般为30一40％，最多也不超过50％左右。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一般超过了70％、甚至80％，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资不抵债。也就是说，不少负债实际已变成了无法偿还的呆账坏账。这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甚至有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金融风险。
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国有企业绝大多数现在都办有本应由社会承担的事业，其所占用的职工，往往要占到全部职工的30—40％，甚至更多。这对企业生产成本和领导者的精力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退休职工的包袱。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医疗等保险，基本上仍由企业负责，这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而且也导致新老企业负担的不平衡，很不利于企业间的平等竞争。
如果不尽快为国有企业卸下这些沉重的包袱，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到位。解决这四个方面的欠账，至少需要三万亿元以上的资金，这大体相当于现在三年全国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或者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净资产。由国家一下支付这么大的改革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假若我们支付了这些改革成本，为企业解下了包袱，但不深化改革，暂时解困了的企业还会重新背上包袱。如正在进行的“债转股”和冲销银行呆坏账，由于可以使企业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减少，对扭亏增盈确有立杆见影的效果。但如果企业的体制机制不改变，效益不能提高，这种解脱只不过是把应交银行的利息变成企业的利润，不仅会进一步加大金融机构的风险，而且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问题也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要有效地解决这些包袱，必须同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结合在一起进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改革涉及到体制和机制，问题就会变得十分地敏感与复杂。现在不少学者主张中国改革已走到了突破旧有观念束缚，形成新的认识突破的历史时期。
长期以来，主要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太深，把国有企业不仅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而且一直认为，它是公有制企业中最好和最高级的形式，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都可随意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的权、责、利关系很不清楚，效益效率往往不高。改革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一是适当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将一些效益不好、又不是必须由国家创办的企业，有偿转为非国家所有；二是在继续保持国有或国有为主的企业中，建立形成一种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势必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包括产权的转让或者合理调整与重组。但因为传统观念没有转变，长期以来就不可能从产权制度入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结果只得绕开产权制度改革，单纯地进行有关国有企业隶属关系、利润分配、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改革。结果当然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应该说，对于企业，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有很深的感受，想起来总是浮想联翩，写起来总觉得无法停下来。翻来覆去，到底要说明些什么！有些迷茫，尽可能收集资料，分析研究，结论是：该说的专家们都说了，该有的政策政府都有了，该做的企业都做了。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事业，绝非一蹴而成的事。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方式，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但是，渐进改革也使中国实现企业改革目标，建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微观基础需要较长时间，从而经济低迷状态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俄罗斯和东欧在经济转轨中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至今已近十年，经济仍无太大起色。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经济要摆脱低迷状态，驶入增长的“快车道”，估计可能还需要5——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应当充分认识到引起当前经济低迷的微观体制性因素，以及企业改革对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决定性意义，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的步伐，尽快完成企业制度的变革，为经济增长建立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这样，中国经济就可能较早地驶入“快车道”，否则，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有三点特别需要指出：第一，要下决心来解决企业债务问题。我们认为，‘债转股’确是重要的一个措施，药力未到，你就希望它彻底见效，那怎么可能！中国有一位颇有争议的中医大师，他治病确有独到之处。药力重、狠。要治好那些重病人，必须如此，但风险很大，治好了不少人，也有难以起死回生，医生们很难冒这个险。对于‘债转股’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解决债务问题，其中深涵着社会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规律，是发展中的一个‘道’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做专门的研究。
第二，要进一步更新观念。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一种系统的转换和升级或者说是结构的升级转换过程中，在这个升级转换过程中，整合和重组是出发点和依存点，在整合和重组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资产、产权的转移和转换等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与‘私’我们已经争论了好多年，‘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与‘私’的翻版，业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我们一定要科学对待这个问题。
第三，要把解决工业问题和解决农业问题结合起来。当前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是解决当前中国许多经济问题的最终办法。按照相对法门的原则，当工业陷入自身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时，应该换个思路，换种方法，‘围魏救赵’，用解决农业问题来解决工业问题。这是工业的根本出路。
企业的核心是人
每一个老板都希望自己的企业发展壮大，而且是飞快地发展壮大。但实际上，发展过快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就像一棵树，如果根基很浅，枝叶却疯长一气，结果是头重脚轻，稍有风吹雨打就免不了树倒猢狲散，空欢喜一场。
发展过快的危险首先表现在人才跟不上。
企业的人才结构尤如宇宙天体，只有当某颗星具有了极大的质量时，才能吸引别的星围绕它旋转，如同太阳之于太阳系。
企业的核心就是它的决策者和高级管理层，离核心越近的圈层，应该越具有稳定性和质量感。居于外围的普通工作人员免不了经常变动，这对企业或许并不构成影响，但核心层的变动则意味着整个星系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