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号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度解读- 第2部分

　　　　农民真穷、农业太弱、农村落后，构成中国“一号问题”的现实写照。其体制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固化。具体而言，主要是劳动力、资金、土地等发展要素被从农村“抽离”。8亿农民收入水平过低，导致国内消费不足，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号问题”要用“一号文件”来求解。改革开放30余年，中央一号文件已14次聚焦“三农”问题。

　　　　30余年的经验教训显示，中国农村改革有一条主线：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什么时候偏离了这条改革主线，社会矛盾就会加剧。↙米↙花↙在↙线↙书↙库↙ ；book。mihua。net

　　　　笔者追踪采访了“一号文件”的多位起草者和见证人，在与陈锡文、段应碧等名家交流中，深切感受到历史的深厚、发展的忧患，更体会到新老“当事人”的责任担当和民生情怀。他们是中国农村政策的“看门人”。

　　　　未来20年仍是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其间，如果不能落实“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转型战略，妥善解决“一号问题”，后果很严重：中国不仅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现代化进程出现停滞和滑坡，政治社会格局也可能出现重大不确定性。

　　　　“以城带乡”如何带？“以工补农”如何补？未来路径只有一个，即创造条件让发展要素向农村“净回流”。诸如切实推动征地改革、户籍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社保一体化改革，同时完善农村民主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和市场主体地位。

　　　　作为制度保障，当务之急是探索建立向农村倾斜的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考核体系，防止中央精神的“重中之重”变成地方工作的“边角下料”。迄今，这个制度保障仍是不可靠的。

　　　　无论何时，未来必须尊重8亿农民的“三个基本要求”，即政治要求是扩大民主自治、落实“四权”；经济要求是尊重物质利益、缩小差距；社会要求是落实公民待遇、弥合不公。

　　　　2012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八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高效求解中国“一号问题”，如何科学推进“中国崛起”的进程，国人期待，世界也充满期待。
序（1）
　　　　中国农民生存和发展状态的真实写照

　　　　包永江

　　　　新华社高级记者宋振远的新书《中国一号问题》终于脱稿了，承蒙他送给我一阅，读后很开心。也承蒙他在文稿中多处提到拙见，很高兴。他希望我为该书写个评语，欣然从命。

　　　　文稿反映出作者是一个有心人。他不同于我遇见过的另外一些记者朋友，后者在流水般的采访、写稿、发表之后，往往只是编录、登记、存入电脑的文件夹了事，然后马上投入“新的战斗”（这也无可非议）。但宋振远同志不同，他把多年的“三农”采访调研所得，用十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作为红线串起来，又巧妙地冠以中国“一号问题”，把“三农”工作的历史性、复杂性、重要性、艰巨性集中地描画出来。看完以后，好像看了一部“三农”历史纪录影片，不断地勾起人们的联想、回忆和怅惘，好象品尝了一道佳肴，回味无穷。」‘米」‘花」‘在」‘线」‘书」‘库」‘ ；http：//。。

　　　　这个文稿许多地方写得有新突破。说是纪实，又不只是记录，除了大量的政策依据和历史事实以外，还有作者精辟的分析和高度的理论探索。说是理论文章又跳出了理论的“枯燥无味”，用大量他所亲身采访的事实把文稿装扮成了“常青树”。说是评论，更跳出了那种可以用“是是非非是是是、好好坏坏好好好”两句话加以概括的世俗评论，在多处关键性的历史事件面前敢于作出客观公正的独特见解，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例如，文稿中对杜润生先生在上世纪之初“5个一号文件”的主持制定作用给予积极肯定。又如，文稿结合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对陆学艺先生及其《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进行了客观中肯的评介。再如，文稿还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进行了历史和学理的考证，不回避问题，也不扩大问题，话说得很辩证。拜读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作者是位“后生可畏”的攀登者，他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严谨态度，实事求是，令人钦佩。

　　　　当然，一部好文稿的形成，不单单在于作者的胆识，还需要作者通过辛勤的调查采访和占有大量原始资料，从而对“三农”问题进行科学提炼。通观全书，作者调查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同时又追踪采访了参与和主持十几个聚焦“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起草人，如陈锡文、段应碧、赵树凯、袁崇法等。此外，作者紧紧抓住破城乡二元结构到确立城乡一体化战略这条历史转变的大纲，使得中央几十年推进“三农”工作的各项重大举措得以历史的再现。
序（2）
　　　　在宋振远的文稿中，如实描述了中央在用前“5个一号文件”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九号大院”（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所在地）全体同志所作出的艰难拼搏。作为改革开放之初“５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参与者之一，我在阅读文稿的过程中，又勾起了对于当年岁月的回忆，不禁感慨万千，思考良多。

　　　　中国的“三农”问题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成为烫手的“一号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各种弊端累积而成，已经接近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中央农研室领导的“中国农业发展组”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文中援引了当时四川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引文大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不但剥夺了农民的财产，而且剥夺了农民的身份自由，这是导致我国农村长期处在贫困状态的两条最根本的原因。农民之所以没有起来“打扁担”，一是我党在长期战争中与农民建立的血肉联系，二是我们给了农民几十年的和平生活。但是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农民早晚会起来打我们的“扁担”。文章把这段话称之为“警世之言”，我也有同感。。dongdui。

　　　　依我的直觉和观察，中国的“三农”问题，历经城乡二元发展模式的损害和“文革”的摧残，在临近崩溃的边缘出现了小岗村“包产到户”那样农民用生命换来的改革，继而迎来了全国性的改革开放，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中国的“三农”工作会迎来今天这样灿烂的春天，历经30多年的良性发展，到今天面临告别二元发展、开始奔向城乡一体化，则不一定单纯是历史的必然，但却是一种十字路口最好的发展结果。除了最高层的果断决策以外，当时作为中央农村政策“总参谋部”的“九号大院”功不可没。

　　　　在宋振远的文稿中，已经谈到“三农”工作遇到的利益摩擦问题。揭示摩擦是需要勇气的。这使我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跋”中的一句名言，大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代表人类最卑鄙、最肮脏的感情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过去我的理解是这种情况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今天看来，社会主义也不例外。而且最可怕的是在利益驱动下对“三农”工作的抵制，尤其是少数地方政府从扭曲的政绩观出发，进一步演变成为独立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切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都由此而生，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序（3）
　　　　文稿中提出，新农村建设还要“过大关”，我高举双手赞成，而且还想补充一下，城镇化受国家财力制约不可能脱离实际地迈大步，但是城镇化确实还要迈新步，也就是文稿中所提的“就地城镇化”。应该指出，当前的城镇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畸形，除了一些地方盲目征地和强制拆迁的“过度城镇化”，还有东中西部生产力配置和区域发展的失衡。长此以往，矛盾会更加突出，甚至会危及社会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文稿以邯郸市白寨中心村的新农村建设探索为实例，提出了“农民的房产要财产化”等改革议题，引人思考。其实，这是个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大意是：无产阶级在未来掌握政权以后，要在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这句话引发了长期争论。一位资深学者曾干脆跟我说：“马克思的这句话我们早知道，但就是有意识地不引用它，因为它给我们添麻烦。”我认为，这个“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不仅包括生活资料，也应包括生产资料，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到所有制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3米3花3在3线3书3库3 ；book。mihua。net

　　　　这里讲的劳动者，当然包括广大的农民群体。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没有明确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所使用的土地、房屋、宅基地不能流转、不能抵押，实际上没有得到法律意义上的产权确认。白寨中心村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出将农民的房产财产化，这是一种积极的改革探索，今后还要把财产化进一步提升为资本化。在西方国家，高等院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资本论》是四大必修课之一，因为这是一本剖析市场经济的经典之作。如《资本论》中的资本运行经典公式“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单纯从市场经济体制来看具有普适性。农民有了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使用资本化了，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才能得到优化组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