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在自己村里做过一个试验，成立一个老年发展基金会。每个老年人出二千块钱，年轻人可以找基金会贷款，第一年是27万的规模，第二年我放了10万块钱进去，发展到83万，今年的规模是110万。去年每个老人分了581块钱的利息收入、年终红包。今年老年发展基金会拿出了一笔钱平整土地，租给年轻人，有了一定的收益，估计今年的分配收益会比去年高一些。老年基金会贷款建设一个市场，会有进地费，老人就可以在这当中分到一些钱。家家户户都有老人，这就带来了一些变化，老人生病了就会有人去看，死了也会有人去送花圈。年轻人需要钱，可以找老年发展基金会贷款，婆媳关系得到了改善，老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老人也活得有劲了。我也非常感动，尽管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对村庄的改变很大，没有这样的金融工具，新农村的规划就不会这么快。
我觉得对于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我们今天有很多办法可以去做。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中国有15亿的老人，一人发一万块钱，才15万亿人民币，而我们今年的财政收入估计要突破7万亿了。加上土地收益、国有企业收益，中央财政可以动用的财力至少是10万亿上，我们完全有能力给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一万块钱，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中央这次提出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财富的公共支出要均等化，非常好。把这些问题提到研究的层面，都是可以解决的。
现场提问：我是80后的大学生，我从父亲口里知道我目前在农村是没有土地的，因为在90年代初我父亲把我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但现在我们那个地区有趋势，把城镇户口转为农村户口，因为土地新政下，城镇户口转为农村户口，未来可能会得到一部分的土地。
李昌平：你的问题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利用政策做自己的事，如果家里很有背景就可以把城镇户口转为农村户口，最后得益者往往就是有权有势的人……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严格禁止城里人下乡买土地的，也是严格禁止城里的资本家到农村办企业的。因为农民的数量很大，在没有实现城市化、工业化之前，只允许一种流动，就是农村的人往城市里去。北京不少有权有势的人，过去是要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而今天是大面积把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因为将来北京的地都可能转为建设用地，只要是农村户口，就可以分享地权收益，增加几十万的收入，这是我们法律中的漏洞。
只要扩大农民的地权，哪怕是一点点，农民的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党中央这次提出要扩大农民的地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农民是一个利好的政策，但一定要认真总结90年代在土地立法、政策上的教训。扩大农民的地权一定要抓住我刚才讲的两个核心，要看是不是让农民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是不是占有土地级差地租。借什么之名行什么之实，在90年代频频发生，我们今天要加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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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1）
主讲：葛剑雄
时间：2008年12月27日
人物简介：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文化史研究，游踪涉及七大洲，到过百余处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存在“国民性”吗？
在我们国家，不断有人讨论一个问题，即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也有人说这是伪问题，不存在国民性。我想这主要在于国民性怎么解释。如果把“国民性”解释为“中国人所共有的特点”，或是“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因为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游牧民族，以前还有狩猎民族，怎么找到大家共有的特点呢？
但是另一个方面，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中的主体汉族，或是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民族，总是有共同性的。这种共同性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样的名称，而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生活的群体的共同特征。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或地域文化的共同性，往往存在以偏概全、以书面记载代替实际情况等毛病。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历来都是尊老爱幼等等。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只是尊老爱幼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要考察文化的地域性共同特征，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几句话，仅仅根据个别的几个例子，而要使用社会学的方法，用证据来说话。很多学者都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实际真是如此吗？根据是什么？然后再和别国做比较，这样的讨论才有意义。
以前我们比较多的是用毛泽东所倡导的典型的调查研究，找出来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各种类型的典型。比如学生厌学，我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富人为富不仁，我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人。以前还有一个理论，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这么多其实只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但却是主流。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要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可是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那就是最高领导。
由于我们今天的情况，就可以想到历史的情况。历史上很多记载，到底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实际，这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充分去了解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人群的特征，这才是真正我们要讨论的所谓国民性，或者所谓地域性。
文化的优劣关键在是否适应环境
中国历史上说的华夏诸族，是以黄河中下流地区为基础形成并逐步扩展的。它的生产方式基础是农业生产，有很多观念就是适应了这样的需要。我们以前老是讨论中国儒家文化对或错，其实一种文化能沿袭这么多年，就证明它适应了这个社会。特别明显的，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外来的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开始希望用自己的文化来取代中原的，但都没有成功。军事上的征服者一次又一次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道理很简单，地理环境改变了，维持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比如说鲜卑，南迁到山西大同，曾经想开辟大量的牧地，但后来发现，牛羊到了那里是长不好的。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2）
西汉时，中行说受汉文帝派遣出使匈奴，后来投降了匈奴。汉朝使者说匈奴不尊重老人，把最好的衣食都给了青壮年，中行说就说，汉人家里的孩子要去当兵，也是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最好的食品带走，汉使说对啊，中行说就说那不是跟我们一样吗？匈奴人年纪大了打不了仗，让年轻力壮的人吃一点好的不是跟你们一样吗？汉使说匈奴没有礼仪，男女老少都是睡在一个帐篷里，中行说就说，我们没有汉人这么多钱，我们睡在一个帐篷里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化的优劣，关键在于是否找到适应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果环境有了变化，当然也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再死守这一点就不对了。到了宋朝开始，历代特别强调寡妇守节了，甚至出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言论，这难道仅仅是道德观念吗？不要忘记，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一亿，此后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明朝的最高峰是2亿，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是4亿，太平天国之前是43亿。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希望少生，于是道德就占了上风，寡妇不能改嫁，甚至还没有结婚丈夫死了也希望你守节，这是对社会有利的，正好适应社会的需要。
从天下观到世界观
如果我们从小范围讲，汉族生活的农业地区有没有共同性呢？我认为是有的，简单归纳起来，集中反映在其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和宗教观中。
首先来谈天下观。今天我们比较多讲的是世界观，但是在古代是没有世界的概念，中国古代说的是天下。中国自古以来，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中国在天下中心的范围，而其他的周围都是“夷”。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越是靠近中间越是了不得，那是中原，在今天洛阳一带。如果边疆什么地方发达了，也会自称“小中原”。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越南、朝鲜等，甚至是日本。越南说自己是“小中华”，或是“南天中华”，越南的旧王宫里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匾额。
唐朝时的长安像是个国际城市，各种各样的外国人都有很多，但是唐朝有没有派人出去留学呢？没有，去印度取经的玄奘是偷渡出去的。宋朝时，泉州已经形成了*人的社区，也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但是基本上也只是人家来我们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最好，出去干什么？
这种观念一直到明朝、清朝都是如此。乾隆皇帝赐给英国使者的诏书里，还是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无有”，天朝什么都有，难得你们国王派你来给我们祝寿，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你的，我们不稀罕你的，还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打败了，当时看到总得融入世界了，派湖南人郭嵩焘做英国大使，后来湖南人还组织了抗议，认为郭嵩焘丢了湖南人的脸，把他开除湖南省籍。
西方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发现连官方都称呼他们为“夷”。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里专门有一条，今后不能以英夷、法夷相称，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