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提问：杨先生您好，您到香港、大陆、台湾走的比较多，对两岸四地人民幸福指数、幸福程度谈一些您的看法。幸福不光是生理、心理、精神上的，您觉得能够代表人类现代文明的东西是什么？谢谢。
杨锦麟：代表人类文明的最大标准，肯定不是“*”。不能给我们有吃的、有小康，就是幸福了，按照*主义的理论来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势必诱发新的矛盾，如果不顺应历史潮流，就会被历史潮流抛弃。如果只是安于享乐，而不愿意为这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分担，对于积重难返的弊端不进行改变，我们还能走多久？前苏联共产党的崩溃，以及中国国民党的两次失去政权，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绝对是睡觉不敢打呼噜，*总书记不断强调居安思危、忧患意识。我们不能只像猪坚强一样活着，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需求。
两岸四地的幸福指数有不同的标准，香港人的奋发、努力、求新、求变，调整的能力很强，在工作的状态中获得最大的个人价值认同和满足，这也是一种满足，因为每一个地方人的个性都是受到压抑的。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化太快，30年前有一勺猪肉就非常幸福，肥猪肉吃到肚子里幸福感很强，但是现在我们不是这样了，很难定出一个标准，生活在一个政治气候比较压抑之下的环境，至少肯定是不幸福的，但是幸福是什么，我没有标准，我们一起来探讨。
现场提问：现在有些信息在网上被屏蔽了，您觉得中国现在舆论自由是前进还是在倒退呢？
杨锦麟：和30年前相比是进步了，进步得有一些时候让我们吃惊。我昨天在云南和一个在青海劳改农场长大的孩子聊天，他不是劳改犯，他说他们那里关着劳改犯，有一个是偷了生产队半个南瓜，被判了八年半。你说的情况，跟30年前拆鱼骨天线差不多，放在一个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民智已开是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如果不顺应民意和民心，任何一个消极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达到主观的目的和要求。我想这些东西都不足以惧，因为是暂时的。网络时代虽然有“五毛党”，但是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只是消极的刹车板。老刹车，刹车板也会磨损，我坚信这些现象只是瞬间的过程，只是短暂的，我们的执政党一定会正视这个问题。谢谢。
发展民主，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1）
主讲：王则楚
时间：2008年3月29日
人物简介：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曾任民盟广东省委员会专职副主委，民盟中央委员，省政协委员、常委，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参政多年的王则楚享有“诤言者”、“明星委员”、“倔老头”的绰号，曾连续6年提案，最终促成政府取消广州洛溪大桥收费。 *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十七大报告有很多亮点，其中很著名的一个论断就是：“*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不能只看到GDP的增长，我们还必须要看到民众*意识的觉醒。正因为这样，我们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一直是由*来推动进行的。今天我们来回想改革开放的过程，很多人认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有所滞后的，可是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是伴随着，而且必须是伴随着解放思想和*制度不断完善，才能够进行的。
看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安徽小岗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件事发生在安徽凤阳县，当时有人问我，这么大的变化怎么来的？我只是简单跟他说了一句，小岗村的变化，在当时只能讲是从“泥墙草顶的房子”变成了“砖脚泥墙草顶瓦边的房子”。“包产到户”这件事，安徽省委在1960年就开始搞了，但是紧接着就被批判，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广州，1961、1962、1963年这三年，那时高中毕业生如果考不上大学也有下乡的，后来在“*”中他们要把户口转回来，称为“6123部队”。那时香港正在大发展，需要劳动力，我的很多同学都是那时“笃卒”去到香港，当时还因此发生了著名的“东站事件”，连副市长的车子也被推翻，人们在火车站拥着要到香港去。为什么？其实就是要开放。改革开放后，我们承认了这个事，所以我们就办了特区，可以跟香港自由来往，慢慢就推动了这件事。
还有，我们现在跟香港的一线关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是1953年。1953年之前我们去香港都是自由来往的。所以说，没有*，没有大家自由表达意见的渠道，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我们这30年的成就。
刚才所说到的，我们的特区建设，我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呢？民众早就有了这种要求，但是，只有我们解放思想，把一些禁锢我们的东西打开了，民众的要求才能够取得合法的地位，才能够把这个事情正式做起来。
公民政治参与，是监督限制政府的前提
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滞后的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在公权和私权的权力界限上，公权力过多侵犯私权力；二是在权利的诉求上，公利和私利也不平等。现在我国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块效率低下，而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两者之间，一个需求很强烈，一个供应很不足，矛盾非常大。所以老百姓经常“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因此，我们要关注民生、注重公共政策的参与，这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也是当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最迫切的路径要求，应当沿着这样的路径扩大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扩大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在消除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一项责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政府为我们的居民购买公共服务”的认识。消除两极分化，不是指财富大家占有的一样多，而是指消费水平不能差别太大。比如在新西兰，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的差别，可以是你有游艇我没有游艇，但是不能说你有房子我没有房子，不能说你有汽车我没有汽车。
发展民主，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2）
那么，我们的政府应该干什么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而所谓政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人大、政协，或者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制度安排，使得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能够制约政府，让它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如果政府自己想收什么税费就收什么税费，自己爱花什么钱就花什么钱，没有什么制度可以约束它，那么，政府就不会管这些事，它的驱动方向就是会加强这方面的剥夺。
最近，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关于公路收费的问题，北京机场高速还要收30年，现在已经收12年了，再收下去，按照它的计算方法，要收到120多亿元，实际上建设总投入还不到4个亿。这是多少倍的利润啊？这就是一种政府对逐利的膨胀。广州的洛溪大桥，如果我们不盯着它，也会如此。
还有就是电价，有关部门都说居民电价要涨，这件事前年年底就要举行听证会，但听证代表的名单又不愿公布，我说不公布名单就不能算公开举行，结果后来又公布了。后来我就说，你们要慎重啊，因为居民用电在整个用电里只占15％左右，而且我们搞建设、搞革命，闹了半天，最终是让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一点，那一点点电费还要在那里搞，我说你们要三思而行。最后一看，听证会也就推迟了。
人大有一项权利叫重大事项决定权，那什么叫重大事项？就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公共事件，不是说要投多少亿，搞什么建设，才是重大事项。民生无小事，就是要把老百姓的这些利益放在前面，通过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使得我们的政府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小政府，这才是我们当前能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要求。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若干内容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需要很多要求，就像“十七大”报告所说的，要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头一条就是要把信息公开，信息都不公开怎么参与政治？而要真正参与，必然要对话，还要能够交换意见，不能够交换意见怎么参与呢？有了意见转达不上去，意见不能够进入决策层，决策后如何监督等等，这些都要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时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去年广东九江大桥垮了，专家很快评定说不是桥的事，那么也有专家说了，这个桥搭接台的那个缝差十个厘米，还能评优质工程？最后人家就不让他说了。接着管理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公开索赔，怎么计算赔偿金额？就说这个桥一年要收5000多万，6个月的维修期限得赔2600万。这才把它一年收多少钱说出来了。结果大家一算，桥的建设成本不过一个亿左右，两年就收完了，你还要收30年，现在还有18年没有收呢？结果它就来了一个说法，我报告了建设部，建设部批准了，1996年打上去的报告。好了，我一查，你是上市公司啊，上市公司要公布财务报表啊，它的财务报表讲九江大桥1994年收了5200万左右，1995年收了5600万左右，打报告的时候这个钱已经收完了，先斩后奏，这怎么合理呢？结果它成闷葫芦了，我也就没有办法了。
除了政务公开，还应该要有新闻的自由表达，真实、及时、观点鲜明的新闻是我们获得知情权的有力保障。现在是某些政府部门死也不承认造假，比如说媒体对陕西“周老虎”的揭露，有关部门都已经把林业厅的副厅长停职了，但就是不承认造假。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我只要知道真实的情况而已，没有其他别的，假如认为这个都要限制或禁止的话，我们得问问你符合不符合宪法。
发展民主，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